上世紀70年代初，我國工會爲了重整走向衰敗的工運，所采取的其中一個辦法是調高會費，結果被人質疑是在“自尋死路”。
全國職工總會中央委員會前成員廖炳奎（74歲）憶述，盡管面對不小的反對聲音，他和其他工會領袖仍硬著頭皮，親自走訪員工進行遊說。他當時是新加坡教師聯合會代表，教聯會費從原本的1.25元大幅調高到6元。
他告訴《聯合早報》：“我很坦白告訴他們，工會過去雖沒做到什麽，但請給更多會費，我們會讓你看到成果。這真是求他們抱著大膽一試的想法，過程非常艱難。”
李顯龍總理昨天在職總四年一度的全國代表大會上，也回顧工運這段轉型之路。
他說，曆經新馬合並和分家，職總原有的政治角色減弱，對于未來的使命和運作方式變得沒有方向。我國獨立後的四年間，工會會員人數也不斷減少。
執政的人民行動黨爲了吸引外資，通過對勞資關系法令的修訂，賦予雇主單方面雇用、晉升和解雇員工的權利，不必事先與工會協商。政府也制定雇傭法令，規範員工的雇傭條件，這些都大大削弱工會的談判權。
然而，職總最終選擇正視問題，在1969年舉辦現代化研討會，而加強工會的財務狀況是討論課題之一。
廖炳奎指出，現實是職總和工會普遍面對資金不足的問題，即使要爭取員工權益也難有作爲。
除了調高會費，其他轉型建議包括成立合作社，爲員工和他們家人提供服務，並緩解生活費高的壓力。廖炳奎說：“這麽做讓工會成爲他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不只是三年一次的集體談判才想到工會。”
1969年研討會讓行動黨和工會形成新契約
職總英康保險合作社、職總康福合作社和職總消費合作社（NTUC Welcome，職總平價合作社前身）在1970年代初陸續成立。
李總理重申，當年那個標志性的研討會是工運轉捩點，讓行動黨和工會領袖之間形成新的契約。
他說：“職總不再只是負責集體談判的機構，它成爲新加坡在經濟和社會轉型過程中不可或缺的夥伴。這造就了我國獨特的勞資政三方關系，爲半個世紀的和諧勞資關系奠定基礎。”
職總前中委、新加坡銀行雇員聯合會前會長黃真金（82歲）說，我國工會領袖面對改變都非常務實，只要好好解釋，讓他們了解政策大方向，即使再困難也會嘗試說服員工。
職總今天將投選新的中委會成員。李總理說，他有信心，獲選的新中委能幫助工會從國家角度出發看待問題，並說服工會支持可帶來長期利益的政策。
他說：“職總必須這麽做，行動黨也必須這麽做。如此一來，他們才可以領導你們、爲你們爭取利益，以及在未來的許多年裏保障你們的工作與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