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過去常自诩的“雙語優勢”，時下新加坡人更常用以自嘲的新名詞或許是“雙語劣勢”。
新加坡人的雙語優勢過去多年一直是這個多語多元文化社會引以爲豪的資産，但在全球化趨勢下，如今世界各地更多人學習並掌握華語和英語，新加坡的雙語優勢已經相對減弱。
李顯龍總理上個月底在講華語運動40周年慶典上致辭時，便呼籲國人把華語融入日常生活。
反映新加坡生活和社會文化特性的華語如何綻放異彩，又如何在作爲全球華語重要支脈的同時，構築本地華人獨有的文化身份，走出“雙語劣勢”，鞏固“多文化優勢”？
《實況報道》從華社近期保留本地華語的最新動態，綜合社會、教育等方面觀察，窺探新加坡華語何去何從。
“約定俗成”，語言的形成就是這麽的自然、簡單，但它不只是溝通工具，也是文化的載體。
談到本月就要啓用的新加坡華語資料庫，主導資料庫研究工作的南洋理工大學國立教育學院亞洲語言文化學部副主任陳志銳博士向《聯合早報》指出，新加坡過去200年乃至更久遠的時間裏發展出了自己的語言資源。作爲中港台地區以外華語人口居多的社會，新加坡的獨特華語用詞爲全球範圍內的華語注入新的生命力，掌握了這些用詞的詞源和詞義，更有助增強文化自信。
講華語運動今年步入不惑之年，新加坡華語資料庫是今年推出的重點項目之一。這個電子資料庫的目標是收錄1000個新加坡特色詞彙，如樂齡、五腳基、娘惹、新謠、特選學校、怕輸，並介紹這些詞彙的由來、曆史背景、詞義，反映新加坡的文化特色、政策與曆史。
也是推廣華語理事會成員的陳志銳說，雙語優勢並不只體現在語言上，更是文化和認知上的交集。熟悉新加坡華語，就能向人介紹本地特有華語用詞背後所融合不同文明的智慧。
“比如，和中港台朋友交流的時候，他們更想知道爲什麽我們把計程車稱爲德士。做了這方面的研究，我們可把這個詞的曆史告訴他們……當我們很自信地知道這些背景、曆史，知道我們的詞源原來這麽豐富的時候，我們跟中港台或其他國家與地區的人士交流就會更有自信。”
華語資料庫具有裏程碑意義
因應區域和國際環境的改變，講華語運動的策略和著重點出現了轉移，不再像推行初期只專注于面向社會內部的長期功利性焦點，而是移向本土認同的形塑與穩固。
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副教授柯思仁受訪時指出，設立新加坡華語資料庫，在這個發展脈絡中具有裏程碑意義。本地近年在中文教材中增加本地作品的推廣教育、華社在政府支持下創建新加坡華族文化中心，以及民間再掀新謠熱潮，都反映了本地華社對自身獨有文化身份的探索。
柯思仁說：“20年前，新加坡華族文化或華語以中國爲宗，奠定某種高度的標准是可以理解的。目前情勢有所不同，在中國經濟政治崛起後的文化影響力擴大的背景下，新加坡必須找到自己的位置與特質，就如品牌必須要有高識別度，對內可穩定文化認同的基礎，對外可發揮區別的作用。”
不同地區華語包容共存
即便在與中國接軌的前提下，推廣新加坡華語並不與中港台等地區的華語支系相違背。陳志銳指出，不同地區的華語並不相排斥，而是可以相互包容、相互刺激。
“這就像新加坡人講新加坡式英語（singlish）時能很好地親切溝通，但這不代表我們就不學習正統或英式、美式英語。最好的方式應該是不同的英語都會，而且懂得辨別。”
新加坡國立大學文學及社會科學院中文系副教授李子玲博士同樣指出，新加坡華人“最好能用本地華語和本地人溝通，對中國人又能用普通話溝通，這才體現新加坡人的‘多能’”。
保留傳承本地華語並非制造“不入流”華語
隨著全球華語不斷豐富，湧現複數的華語（chineseses），陳志銳認爲保留和傳承本地華語，並非制造“不入流”的華語，而是在更廣大層面豐富了“大華語”的內容。
但要在百花齊放的環境裏保持自己獨特的文化身份，對活學活用的堅持不應松懈。柯思仁補充，學校的華文課程可在語文技能和傳統文化的功能以外，加深學生對于新加坡人的自我認知，並能夠用華文華語探討社會、時事等課題。
“當華文華語擺脫內視與低階層的使用局限，得以建構自我認同、找到自我定位，並能夠有意義地與外界甚至全球對話的時候，其生命延續與發展的力量就無須擔憂了。”
怕輸在本地有五種解釋
與新加坡人身份幾乎畫上等號的“怕輸”一詞，竟有多達五種解釋。
主導新加坡華語資料庫研究工作的陳志銳受訪時，分享資料庫裏讓人留下較深刻印象的詞彙。他說，源自福建話的“怕輸”，“發源地”是當年以“福建兵”人數居多的軍營。
“後來在使用過程中，我們需要解釋這個詞，發現‘怕輸’有五種不太一樣的定義，都很細微，很有趣。”
這五種定義都收錄在新加坡華語資料庫裏。陳志銳說，即便日後“怕輸”的定義減少到只剩兩種，仍能根據資料庫的記錄認識到，這個詞在某個時期曾出現更多的解釋。
詞源是收編詞條最大挑戰
收編詞條最大的挑戰是找出每個詞的詞源，因爲往往衆說紛纭。
“有些人說沙爹是福建話的‘三塊肉’。我們于是去考據，問年紀較大的人，或是在這方面比較有接觸、探討的研究員。衡量之後，基于沙爹本來就是馬來食物，所以更可信的說法應該是，這個詞是從馬來文轉過來的，而不是福建話的‘三塊肉’出現在先。”
詞源如果超出一種，研究員無法判斷哪個正確，會把它們都記在資料庫裏，這也從旁豐富了使用者對詞彙的認識。
資料庫目前不開放公衆參與編纂
負責新加坡華語資料庫的研究團隊只有四個人，他們的工作包括訪問、向資深者謙卑求教，以及從指定工具書和文獻中篩選詞條、修訂和對照。陳志銳指出，團隊也會征求專家咨詢團的意見，以確定個別收錄在資料庫裏的詞彙，算不算是新加坡的詞彙。
雖然費力耗時，但陳志銳說，考慮到個別詞彙的詞源、解釋可能衆說紛纭，處理起來需要更仔細，因此目前不開放讓公衆參與編纂內容。
教育部: 編寫教材重視本地詞語
教育部編寫教材時重視並適當使用本地詞語，表達某個概念時會首選本地詞語，讓學生熟悉並掌握現實生活語境的語言。
教育部課程規劃與發展司母語處司長王梅鳳回複《聯合早報》詢問時舉例說，小學課文中使用本地特定詞語“腳踏車”，但考慮到學生和家庭的語言習慣及背景不同，在與海外朋友溝通時也需要了解各地區詞語差異，因此在教師手冊中特設了“不同說法”的板塊，列出“腳踏車””腳車”“自行車”等詞語，供教師在教學中參考，以讓學生認識不同社區詞語的差異。
“對進入教材的本地詞語，我們會選擇那些經過長期使用，用法較爲穩定的詞語，例如組屋、巴刹等。隨著學生累積的詞彙增加，我們會在較高年級引入相同概念的不同詞語。
“新加坡華文教研中心建構的新加坡日常華文口語語料庫和書面語語料庫，都收錄‘甘榜’‘巴刹’等本地特有名詞。目前，我們編寫教材時會參考這兩個語料庫，另外也參考《現代漢語詞典》《全球華語大詞典》等詞典。”
沒保留新加坡特色 新加坡華語將失去鑒別度
王梅鳳認爲，新加坡華語資料庫對教師和學生都有一定的參考價值，讓他們了解本地詞彙的詞義和來源，進而更熟悉新加坡華語，對這個語言更有歸屬感。
“新加坡和其他講華語地區共享華族語言，但新加坡人在此基礎上吸收華人方言文化、英語，還有友族語言，兼容並蓄，形成具有本地特色的華族語言和文化——新加坡華語。如果沒保留新加坡的特色，那麽我們的華語將失去鑒別度和自己的特色。”
教育工作者: 語境不同 活用華語很重要
學前教育業者有意識地讓來自不同地區的教師了解我國的特有語境。
職總優兒學府母語課程策劃總監林美蓮博士指出，除了新加坡籍教師，教學團隊也有來自中國大陸、台灣、馬來西亞等地的教師。職總優兒學府旗下的幼樂園常備《全球華語大詞典》，方便外籍教師參考，認識詞語的本地用法。
新職員培訓的部分內容也強調本地語境和文化。畢竟，各地教師習慣的用語有所不同，例如“蠟筆”在中國叫做“油畫棒”，“湯匙”在中國稱爲“勺子”。
林美蓮說：“讓孩童活用華語非常重要，我們因此很重視口語訓練；例如配合本地節慶介紹新年食品如黃梨撻、撈魚生的習俗；中秋節時介紹月餅的不同口味如班蘭；端午節介紹娘惹粽。一些用詞未必是外籍教師熟悉的，所以我覺得新加坡華語資料庫不論是對海外或本地教師，都是挺實用的工具，可幫助他們了解詞語的由來，更好地進行教學。本地教師也未必都了解詞語的由來與意義。”
讓學生接觸本地語境詞彙
在新加坡美國學校教華文的美國籍教師張保利（Pauli Haakenson）指出，針對程度較高、年齡較大的學生，教師會逐步讓他們了解同樣的詞義在不同地區的不同稱法，像“中文”在本地稱爲華文，其他地區則稱爲普通話、國語。
“語文學習的目的之一就是讓學生在生活中具有運用語文的能力，對程度較高的學生，我們會讓他們接觸更多詞彙，特別是本地語境使用的。我覺得新加坡的‘牛車水’就很有意思，會向學生介紹這個詞。”
年輕IT人和媽媽感知新加坡華語
語言在不同地區發展出不同的詞彙和用法，曾在海外生活的新加坡人又或是移居本地的新移民，都有依語境切換用語的經驗，覺得在規範語言的同時，保留並了解本土特色華文有它的價值，能促進一種身份認同感。
柯建輝: 他的後台不是我的後台
創立科技教育公司TechSociety Group的柯建輝（28歲）去年獲得中新企業家聯合設立的“新峽谷獎”，獲得到中國杭州的阿裏巴巴總部學習兩個月的機會，回國後期間也到中國尋找協作機會。這一些經曆讓他察覺到自己雖來自華語家庭，但在中國初期仍需時間適應溝通，特別是專業術語。
柯建輝記得，中國同事某次要他把“後台發過來”，他當下聽不懂，後來才明白意思是“把後端的編碼樣本發給他”。這個“後台”，與他所熟悉的“後台”用法，截然不同。
另外讓柯建輝印象深刻的是參加業界聯系活動時，大家互加微信時他第一次聽到“我掃你，還是你掃我”這樣的詞句，覺得挺有趣。
與此同時，柯建輝也發現中國同事對他與新加坡籍同事的溝通方式感到新鮮。“我和新加坡籍同事交談時，會很自然地切換用語，例如我問是否需要幫他打包，中國同事對‘打包’這個詞很好奇，他們一般都利用應用叫外賣。”
蔡偉傑: 新加坡式華語也是身份認同
科技企業Sqkii的核心團隊成員、年輕企業家蔡偉傑（27歲）2016年就讀南洋理工大學期間參與創業海外交流項目，到中國學習一年，一邊在清華大學上課，一邊在化妝品電商公司“聚美優品”實習。
他受訪時說：“在中國，每當和新加坡人說起華語，一聽就知道對方是新加坡人。可能就因爲是獨特的新加坡式華語，我們溝通時特別親切，這也是我們身份的一種歸屬感。
“我發現，有些中國朋友對我們的文化與用詞會覺得新鮮，我在介紹新加坡時會強調我們是個多元種族社會，這因此形成了我們語言的特色。當然，當我們到其他地區時一定要尊重在地的文化，說話用語必須注意敏感，詞語要適當。”
媽媽: 家裏不講 靠大環境推廣華語有難度
來自台灣的徐家娴（52歲，家庭主婦）的丈夫是新加坡人，婚後在我國生活已有12年，育有9歲女兒。她認爲，語言在各地發展各種用法，這是語言的特色。例如沙爹，在本地語境是指肉串，但她的台灣朋友會聯想到火鍋使用的醬料。
“一些新加坡華文詞受馬來語或方言的影響，這與新加坡的發展與曆史有關。如果這些特有詞的來源沒被記錄下來，讓人們加以認識，我覺得相當可惜。不過，學習規範語言還是必要的，譬如認識‘甘榜’這個馬來音譯詞時，也得明白‘鄉村’‘鄉下’這些詞語。”
徐家娴堅信，本地要營造利于推廣華語的環境，家庭扮演重要角色，她堅持女兒必須以華語同她溝通。“如果在家庭這個小環境都不使用，單靠大環境來推廣就更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