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邊應付工作壓力，一邊還要跟病魔鬥爭，精神病患肩上背負著兩個擔子，在求職路上艱辛前進。面對人力短缺的本地職場，在包容這個群體方面做得夠嗎？有哪些缺口和障礙須清除，才能爲他們鋪設一條更爲平坦的道路？
40歲的黃奕聰身穿綠色上衣，騎著腳踏車，背著送餐的保溫背包，穿梭于麥波申、加東和芽籠一帶。
途中他不時和其他送餐員閑聊，他喜歡這樣揮灑汗水、在一個個開了又關上的家門之間穿梭，試著從幾秒鍾的接觸，臆想門背後是什麽樣的人。
在馬路上討生活不是他一開始就設定的就業模式，觀察別人也不是因爲好奇。原來，黃奕聰是個留學海外的社會學博士，研究文化與社群是他的專長，他還曾擔任大學講師。只是，抑郁症幾乎吞噬了他，他曾被禁锢在心靈的塔裏，好不容易從送餐員這身制服裏獲得釋放和認同感。
土生土長的黃奕聰，10多年前在墨爾本大學念文化研究本科，攻讀榮譽學位那一年，精神負荷過重，差一點跟一起去留學的新加坡女友起沖突。
停學工作反反複複
畢業後他先留在澳大利亞，工作了兩年，在迪肯大學（Deakin University）從事行政事務。過後他決定念社會學博士，不過得同時兼顧工作。在用完博士獎學金後，他又停學一年去工作，然後繼續念博士。這期間，他的精神狀態起起落落。
2014年，他念完博士卻找不到穩定的工作，只能當合約工，憂郁症再次複發，這次病情更爲嚴重，有幾次想要輕生。
那時他與憂郁症對抗了10年，在澳洲的學術界難以突破，加上與交往15年的女友感情破裂，決定回到新加坡。
少小離家的他回國後又得重新適應，他選擇到一家在本地辦學的澳洲大學當講師，但工作兩個學期後，還是對合約制缺乏安全感，再次放棄學術工作。
現在，他在官委議員王麗婷創辦的社會企業靜谧茶吧（Hush TeaBar）任職，負責爲青年舉辦工作坊。每星期有三個晚上，他會騎腳踏車送餐。
送餐工作令心情靜下來
他意外地發現，看起來不穩定也不體面的送餐工作，反而讓他能靜下心來。心情煩躁的時候，他就到組屋樓下跟貓兒“談天”。
“我不須要考慮太多，有訂單就接，接了就有收入。我比較內向，不太擅長跟人交際，送餐的時候我跟別人的接觸點到爲止，所以比較沒有負擔，反而還能從旁觀察別人的生活。”
精神病患者的求職之路坑坑窪窪，要不要據實申報病情，往往是首先要跨過的障礙。
黃奕聰也是如此。兩年前他剛回到新加坡時，朋友勸誡他不要把這裏當成是澳洲，別輕易透露病史。
“我覺得新加坡社會還沒有成熟到能夠普遍在職場接受並保護精神病患者。”
精神病未申報有法律後果
找工作面對壓力不只是精神上的，也可能涉及法律問題。
律師魏銳納（45歲）受訪時說：“如果雇傭合約裏清楚列明需要申報患有精神病，而申請者沒有申報，那就是違反合約。另外，應征一份公共部門的工作時若沒有申報，就觸犯刑事法典‘對公務員提供假資料’的條文。”
魏銳納本身也是一名精神病患者。他年輕時想考上牛津大學的法律學院，承受了很大壓力，在1998年到1999年患上精神分裂症。病情第二次複發時，他幾乎喪命。
他說：“剛開始當律師時，我因爲吃了藥，上班打瞌睡，同事和上司以爲我偷懶，但我又不能說在服用精神病藥物，工作表現因此被扣分。”
四年多前，魏銳納決定開設律師事務所。這讓他可以主導自己的工作量和環境，壓力沒那麽大。他也無須再隱瞞病情，感覺更輕松。
雇主：不應強制員工 申報患有精神病
一些比較開明的公司會有意識地提倡職場包容，比如蚬殼（Shell）就設有專門的多元化與包容性部門，該部門總裁李靜琳（52歲）的職位是Chief Diversity and Inclusion Officer，簡稱CDO。
李靜琳指出，有沒有精神病這道題，根本不該列在求職表格中。
她說：“如果求職者不申報，意味著他進入公司前就撒了謊，他會更有負擔。”
本身也在跟躁郁症（bipolar）搏鬥的李靜琳指出，蚬殼的人事部在表格上提問的是：“你有什麽需求？我們可以幫助你更好地適應。”她認爲這麽問就表示公司有意伸出援手，有助減緩應征者對于坦承病情的顧慮。
心理衛生學院資深臨床心理學家黃淑敏醫生說：“員工應該清楚傳達關于自己病情的信息。除了指出工作在哪方面會受影響之外，也要明確地說明在哪方面能正常工作。”
有份適當工作 是病患康複關鍵
精神病患成功找到一份工作，只是一個開始。進入職場後，他們面對的挑戰只會有增無減。
根據2017年國家福利理事會一項針對公衆對精神病患態度的調查，每10人中有七人認爲同事的態度是關鍵障礙之一。
官委議員王麗婷受訪時說：“聘請精神病患不能只做表面功夫。我國目前很多的工作環境，基本上還是不適合他們，因爲他們感到不安全，也覺得靠不住。”
黃淑敏也提到職場有很多“地雷”，精神病患一不小心就會踩到，如工作量與性質可能與員工的能力不匹配，或者發生職場霸淩和騷擾。
她指出：“這些問題也會影響雇主，因爲員工的工作效率下降，流失率會增加。”
營造開放職場氛圍
官委議員王麗婷時常在國會針對精神健康的課題提問。她受訪時說，很多精神病患者停止工作後一段時間，即便身體允許，還是無法重回職場，主要的原因是工作環境並不能接納他們，就算回到職場，也做不久。
她認爲雇主應該營造一個開放的職場氛圍，讓員工可以安心地討論和公開病情。
黃淑敏也指出，擁有一份有意義的工作，對精神病患的康複至關重要。
她說：“雖然大家的普遍認知是失業會增加患上精神健康問題的風險，但其實讓患者重返職場，也可以起到改善精神健康的作用。”
雇主之間缺乏互助網絡
近年來國人對精神病課題的觀念已有改變，但是願意聘請患者的雇主還是不多，當中主要原因是雇主也面對難處。
社會企業The Social Space的創辦人姚恩溢（36歲）受訪時說：“我們作爲雇主沒有任何支援網絡，我想要了解其他雇主聘用精神病患的經曆，但不知道可以問誰。”
姚恩溢提到，曾經有一名員工在病情複發後，在病假期間透過社工另找一份工作。這讓他意識到雇主和不同政府部門與機構之間欠缺溝通。
聚集重量級高管 推動政策改變
雇主之間也沒有相關的溝通平台。因此，王麗婷去年發起一個以大企業領導層爲主，名爲WorkWell Leaders Workgroup的工作小組。
她說：“我們首先把重量級的公司聚集在一起，讓他們可以推動一些政策的改變，比如讓保險公司爲精神病患提供保險配套等。”
王麗婷希望，當這些大企業産生一定的需求時，其他較小的雇主就可以加入。她計劃在今年內讓這個工作小組成爲一個正式注冊的協會。
她說：“小組內幾名高層都有精神健康問題，他們到彼此的公司分享經曆，讓員工有進一步了解，這有助推廣較開放的職場文化。”
黃淑敏說：“雇主可以直接詢問員工，是否需要爲他們做出任何調整，該如何調整，以及如何更好地支持他。從當事人口中了解情況最爲理想。”
根據國家福利理事會2017年的調查，雇主對調整工作環境每投入1元，會有約5元零6分的回報，而員工的工作效率與士氣會有所提升，曠工和請病假的概率也降低。因此，員工的精神健康良好會對企業有實質幫助。
黃淑敏也指出，如果公司對于精神健康問題持開放態度並願意給予支持，員工會較容易公開自己的情況。
設熱線傾聽輔導 上班時間靈活
幫助有精神病的員工其實並不困難，一些企業已特地爲他們營造適合他們的工作環境。
蚬殼的CDO李靜琳指出：“其實很多方法都不需要太多資源，主要還是高層要帶領大家提高對精神健康的認識。比如‘員工輔助計劃’（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簡稱EAP）的開銷也不高。”
員工輔助計劃基本的服務是提供24小時熱線，由輔導員輪流接聽，員工可傾訴工作上的不如意或私人問題。
員工遇到任何問題時，可以跟專家或輔導員談上六至八次，如果有需要，對方也提供或推薦其他援助。
宣揚“我不OK”也OK
李靜琳說，蚬殼也發起了一個“I’m not OK”的計劃，希望讓員工明白他們隨時都能說“I’m not OK”，而不會擔心受到歧視，公司也能進一步地探討如何幫助他們。
另一個中小企業能夠采用的方法是讓員工按照自己所需，靈活安排工作。比如官委議員王麗婷的社會企業靜谧茶吧，員工請病假無須醫生證明，工作時間自己掌握。她說：“我們應該重新設計工作崗位，讓每名員工更能按照自己的步伐來辦公。我認爲中小企業較具靈活性，容易調整，不像大企業有很多設定的架構。”
社企咖啡座八成員工是病患
走進位于市中心金融區的這家咖啡座，濃郁的咖啡香讓人覺得“社交空間”（The Social Space）和一般的咖啡座沒兩樣。
但員工卻是它特別之處，他們有的來自低收入單親家庭，有的是特需者，其中八成患有不同程度的精神病。
42歲的梁詩瑩是其中之一。大約15年前，她因爲分裂情感性障礙（Schizoaffective Disorder）導致情緒崩潰，過後就一直在換工作。
起初患病時，父親的朋友立刻提醒她，不可以透露自己可能有精神病，否則會找不到工作。
原本是設計繪圖員的梁詩瑩說：“因爲父親友人的那句話我始終無法忘記，所以我一直不敢說我有病。”
每次應征工作，梁詩瑩都沒有申報病情，但她的求職曆程一點都不容易。2012年至2016年長期在一家公司當兼職清潔工，後來公司搬到大士，住在榜鵝的她因路途遙遠而丟了工作。
去年9月，她到“社交空間”應征，“當時發現這裏的老板很好，他知道我的情況後也沒說需要再考慮，就馬上要我盡快上班。”
鼓勵員工有話直說
創辦人姚恩溢原本在新加坡航空公司擔任峇厘島站點的經理，與太太歐偉玲（36歲）一起創辦“社交空間”，是想爲社會出一分力。
他說：“我以前對精神病了解不多，但是太太很想幫助弱勢群體，所以我們就嘗試聘用他們。不知不覺地，目前有將近八成的員工是患有各種精神健康問題的。”
梁詩瑩也提到，雖然姚恩溢對員工的工作要求很高，他還是非常關心下屬，因此有很多事情她都可以向他坦白，與他商量。
她說：“姚恩溢常說他不喜歡‘辦公室政治’，所以要我們有話直說。這讓我感到很安心，因爲我知道大家都在想什麽，不會一直懷疑是不是有人在我背後說我的壞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