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常說地球是“一個大家庭”。但在現實家庭生活中，雖然提倡“人人平等”，但話語權還是高低不平，經濟實力是決定話語權大小的重要考量因素。對于人民幣國際化，這個道理同樣適用。
在一次金融行業內部數字貨幣研討閉門會上，在討論臉書公司的Libra項目是否會幫助美國重塑金融霸權時，突然有一個人問，“人民幣國際化現在到什麽程度了？”仔細想來，這件事情還真是一個大家關心，卻缺乏一個具體量化標准的問題。
但如果非要給出一個答案，我們就需要了解一個詞彙“SDR”。
SDR是特別提款權（Special Drawing Right）的英文縮寫，它也被稱爲“紙黃金”（Paper Gold），最早發行于1969年，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根據會員國認繳的份額分配的，主要用于償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債務、彌補會員國政府之間國際收支逆差的一種賬面資産。
簡單理解，SDR是一種國際貨幣，但玩家只能是各國央行。想要獲得SDR，各國央行可以拿美元到IMF去換，也可以拿歐元、日元、英鎊等SDR認可的儲備貨幣去換。如果IMF不創造新的SDR，央行們還可以與擁有SDR的他國央行進行協議兌換。
客觀地說，SDR又是一種尴尬的資産，它誕生的初衷是爲了滿足世界對儲備資産的需求（因美元受制于與黃金挂鈎無法擔當此任）。但隨著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美元與黃金脫鈎，SDR存在的理由其實已經消失。此後很長一段時間，SDR在國際金融體系中一直處于邊緣角色，並日益變得無足輕重，由4種貨幣（美元、歐元、日元和英鎊）構成的貨幣籃子只是偶爾被用于評估國際貿易商品的價值。即便加上2009年新增的2500億美元SDR（爲應對全球金融危機），SDR在全球官方非黃金外彙儲備中所占的比例不足4%。
究其原因，是因爲央行持有SDR資産有彙兌風險。
按照規則，IMF事先將自己創造的SDR分配給各成員國，這個配額的SDR是沒有成本的，成員國也不需要給IMF付利息。確實，這是SDR相對于其他貨幣的一個“表面上”的好處。但問題是，如果成員國的SDR頭寸偏離了配額，出現SDR帳戶的淨資産或淨負債，這部分是需要支付利息的。也就是說，IMF發給成員國的SDR就像打白條。成員國不用SDR沒事(IMF不向成員國要利息)，一用還是有利息(交易對手國要求利息)。
在實踐中，對于已經享受優惠條件進入國際資本市場的國家而言，SDR沒有什麽特別的經濟價值，因爲它可以進行多元融資。只有對于那些沒有進入國際資本市場或者進入國際資本市場有高成本的國家來說，SDR才有存在的價值。
爲了挽救SDR的存在意義，IMF曆史上曾經進行過三次大規模的改革。
1972年，IMF強制要求成員國以SDR取代他們當時的外彙儲備，但遭到大部分成員國反對。
1979年，IMF嘗試成員國在用美元兌換SDR後，可將這部分SDR再置換成美國長期國債，享受長期利率。但美國認爲這無形中加大了它的國債融資成本，明確反對。
1985年，IMF提出，成員國不僅可以用美元換SDR，也可以用其他SDR的儲備貨幣（當時如德國馬克、日元、英鎊等）直接兌換SDR。對于各國央行擔心的SDR彙兌損失，IMF承諾拿出自己的黃金儲備予以補償。但一些發展中國家提議，使用IMF儲備黃金可以，但對SDR彙率風險的擔保不能平攤，像美國這樣的主要成員國應該承擔更多的擔保責任。美國的回答十分幹脆，“憑什麽啊？”
也就是說，打著美元替代資産旗號的SDR，在成立60年後，依然沒能成爲美元的替代資産。
在2008年之前，中國對SDR並不熱心，國內甚至很少有人提及。但從2010年開始，中國對加入SDR的興趣陡然大增，並開始投入政府資源進行公關。2011年，時任國家主席胡錦濤曾當面與美國總統奧巴馬討論中國加入SDR的事宜，但美方對此態度十分冷淡。
短短5年之後，2016年10月1日中國就已經正式加入了SRD，並在其份額安排中一舉超過日本、英國，排名僅次于美國和歐盟。
中國加入SDR的意義，是人民幣成爲了SDR的儲備貨幣。即各國央行可以拿人民幣去換SDR，這是人民幣國際化中的關鍵一步，雖然它的交易只局限于各國央行層面，但仍是中國金融對外開放難得的成績。
實際上，也有很多金融人士對此表示不解。“歐元之父”蒙代爾在公開場合婉轉地表示：“中國當前應把主要精力放在國內金融市場改革上，而不是簡單加入SDR。”
但如果仔細研究SDR的工作機制，你就會明白中國政府當時的真實意圖。在人民幣加入SDR之前，美元、歐元、日元、英鎊是組成SDR的合成貨幣單位，這個比例每五年調整一次，2010年正好是確定調整比例的一年。也就是說，如果2010年中國未能成功闖關，後面即便成功入圍，也無法調整貨幣份額，話語權也就無從談起。
2010年，IMF對人民幣申請加入SDR提出兩個考察條件，一是經濟規模，二是貨幣可“自由使用”。
據日本內閣2010年發布的數據，日本當年名義GDP爲54742億美元，比中國同期少4044億美元，中國正式成爲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自然滿足了第一項“經濟規模”的要求。
而所謂貨幣可“自由使用”，IMF細化出了“廣泛使用”和“廣泛交易”兩個要求，具體又包括人民幣總出口量、人民幣占全球外彙儲備比例、外彙市場貨幣交易量、外彙市場買賣差價等多項指標。評估結果是，人民幣被認爲未達到“自由使用”標准，自然也就無緣SDR。
按理說，人民幣申請加入SDR的事情到此應告一段落，留待以後討論。但歐洲國家率先發聲對此結果表示不滿，時任法國總統薩科奇、IMF副總裁卡恩都表態支持人民幣加入SDR。薩科奇甚至提出需要明確人民幣“入籃”的時間表。但美國的態度卻耐人尋味，美國一家主流媒體援引美國官員的話稱，“在人民幣加入SDR的問題上，美國不反對。”但“不反對”並不等于支持。由此，歐美立場的分歧可見一斑。
歐美分歧的主要原因，是歐洲對美元金融霸權的不滿。SDR設立之初的定位，就是美元的替代資産，但SDR中美元份額占比達到41.9%。因此，歐洲與美國合作推動SDR改革，無異于與虎謀皮。事實也證明，在SDR三次改革的重要關頭，美國投出的都是反對票。
毫無疑問，人民幣加入SDR也是歐美博弈的結果。因爲，人民幣是在SDR總份額不變的情況下硬擠進去的。根據SDR的份額安排，美元之前占比41.9%，調整後41.73%，幾乎沒變。日元之前占比9.4%，調整後占8.33%，只降低了1個百分點。因此，人民幣10.92%的SDR份額都是從歐元和英鎊調整的，歐元由37.5%降爲30.93%，貢獻6.5個百分點，英鎊由11.3%降爲8.09%，貢獻3.2個百分點。
但歐洲對人民幣也有自己的要求，其主要訴求是要求人民幣加快國際化步伐，重點是開放資本項目下人民幣可自由兌換。但中國政府則希望自行掌握人民幣國際化節奏。原中國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夏斌，2012年對媒體表示，中國“絕不接受”將人民幣以可兌換方式納入SDR，算是間接表明了中國政府的態度。
讀到這裏，很多人都會感到疑惑，既然SDR的國際地位日益邊緣化，人民幣“入籃”有什麽好處嗎？
我們再次將時鍾撥回到2009年，就會發現問題絕不是這麽簡單。央行前任行長周小川在那一年發表了一篇題爲《關于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的思考》，最早從理論上提出人民幣國際化暢想，其對SDR的看法是，“它的存在爲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提供了一線希望”。
中國的方案是，希望SDR成爲國際貨幣新體系得以成長的種子。加入SDR，將讓中國在未來國際貨幣新體系中掌握主動權，有權利表達自己的主張。從這個角度看，SDR納入人民幣就具有了無可比擬的重大意義。
其實，加入SDR本身就體現了國際貨幣體系的變化。正如前文所述，人民幣是在並未完全可兌換的情況下加入SDR的。對此，周小川表示：“中國正在尋求實現的資本賬戶可兌換不再是基于完全可兌換或自由兌換這樣的傳統概念”。也就是說，中國希望保留限制投機性資本流動和限制一般性資本流動的自主權，以應對國際收支平衡問題。
但加入SDR後，人民幣國際化的道路也不是一帆風順的。這不，5年時間一晃而過，又到了要評定SDR各成員國貨幣份額的時候了。但調整份額就是調整利益關系。不要說SDR的份額調整，IMF的份額調整也是各國央行爭論的焦點。
領導有句話說的好，“觸動利益比觸及靈魂還難”。
10月份，IMF決策機構國際貨幣與金融委員會第40屆部長級會議在華盛頓結束。央行行長易綱在提交給此次會議的書面聲明中說：“我們對于第15次份額總檢查未能就增加份額和調整份額比重達成一致深感失望。IMF應繼續推進份額和治理改革，這是IMF履行其職責的先決條件。”
易綱強調，份額是IMF的主要資金來源，未能調整份額比重削弱了IMF的代表性、治理能力與合法性。中國支持一個強健、基于份額、資源充足的IMF，維護其在全球金融安全網中的核心作用。“我們期待IMF對未來份額比重調整作出具有清晰時間表和路線圖的承諾。”
可見，人民幣國際化之路不可能一帆風順，我們仍需加倍努力。
新金融記者 張兆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