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管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陳慶文受訪時說，政府國會委員會制度推出時，國會反對黨勢力非常薄弱，他們占有的議席不多，也不願意接受非選區議席……現在讓行動黨後座議員扮演反對黨議員角色會是充滿矛盾的做法。
國會反對黨議席已從30多年前的一兩席增至目前的12席，有學者認爲在這個國會議事“新常態”下，執政黨按“內部反對黨”設計的政府國會委員會或已失去原有的相關性，其職能因此應重新審視，以適應我國變化中的政治格局。
GPC制度是吳作棟1987年推出
執政的人民行動黨委任政府國會委員會（Government Parliamentary Committee，簡稱GPC）的制度，是榮譽國務資政吳作棟1987年在副總理任上推出的，當時國會中只有詹時中（波東巴西區）和惹耶勒南（安順區）兩名反對黨議員。
吳作棟的用意是想讓行動黨後座議員以“內部反對黨”的方式，仔細審查政府政策和提出不同意見，這個機制也成爲民情聯系組和政策研究所調查之外的另一個反饋渠道。此外，GPC也提供平台讓後座議員與利益相關者建立聯系，以對各項政策提出新鮮的觀點和推進本身所關心的議題。
根據慣例，GPC成員名單會在國會開幕前公布，被推選爲GPC主席的人民行動黨議員會坐在議長左邊第一排的位置，也就是內閣部長們的正對面。
新一屆國會將在8月24日開幕，而本屆名單以及國會座位安排尚未公布，國會中是否會遵循舊例，仍有待觀察。不過，新加坡管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陳慶文受訪時指出，GPC如果保持作爲行動黨“內部的反對黨”的現狀或許已不合時宜。
他說：“這個制度推出時，國會反對黨勢力非常薄弱，他們占有的議席不多，也不願意接受非選區議席……現在讓行動黨後座議員扮演反對黨議員角色將會是充滿矛盾的做法。”
由于國會中已有不少包括反對黨議員、非選區議員以及官委議員等非行動黨黨員，陳慶文認爲GPC未來實現價值的方式，或許是承擔一些與反對黨辯論的功能，而不只是像過去那樣與內閣交鋒。
“正如李總理所說，‘行動黨議員應准備好與反對黨議員交手，檢視對方的意見並要求他們澄清國會演講內容’，這部分職能可以交由GPC來完成。”
GPC是否同反對黨形成競爭關系？
至于GPC是否能同反對黨形成競爭關系，看誰比較會提出針對性的問題，新加坡管理學院全球教育兼職講師陳添金博士認爲這也是其中一個選項，但他的顧慮在于萬一GPC與反對黨陷入針鋒相對的競爭中，GPC成員又以居高臨下的方式回應反對黨的言論，下來的國會辯論就很難往積極方向發展。
他強調：“只有各方都在‘讓新加坡發展得更好’的基礎上進行構想競賽，那才會取得積極的成果。”
陳添金也說，除非行動黨想要繼續凸顯國會各黨派之間的對立，否則GPC已經不再是有用的工具，“如果政府繼續堅持‘行動黨和反對黨泾渭分明’的思維方式，那GPC永遠都會在議會中造成鴻溝，這將損害新加坡的核心利益”。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高級研究員藍平兒博士則認爲，GPC需要根據現實情況演化，未來有可能成爲人民行動黨議員和反對黨議員攜手合作的平台。
他建議，GPC應該成爲法案和報告提交國會前的討論渠道，確保社會不同層面的觀點得到充分考慮，在關注主流意見的同時也重視少數派的意見。
“畢竟反對黨參選人得到全國近四成的選票，也是有一定代表性的……國會多元化是一個不可逆轉的過程，GPC如果能夠求同存異形成朝野共識，那才是真正有益于國家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