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嘉年
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統計，全球各國爲抵抗冠病沖擊撥出的財政資源截至6月份已上看11萬億美元（約15萬億新元），並且持續攀升。全球整體國債與經濟比率今年料飙升逾18個百分點，遠超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時的10個百分點。
債台高築是抗疫的“必要之惡”？債留子孫會種下哪些惡果？
《悉看大勢》專題系列剖析全球財經格局、商業及科技趨勢，爲你探悉因果，瞻望未來。本期探討冠病造成全球國債大增的風險。
冠病疫情席卷全球，確診和死亡病例與日俱增。同時，另一組驚人數字正悄然攀升。
世界各國大肆舉債，以推出大規模財政配套抵抗疫情，扶持民生。經濟萎縮，債務卻高漲，導致各國的國債與國內生産總值比率（debt to GDP ratio）加速惡化。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37個成員國的政府債務，今年預計激增逾12％至52.7萬億美元，國債比率則預計大增13.4個百分點至86％，創2007年以來最大年度增幅。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更估計，全球的國債比率今年將從83％暴漲至超過101％。
早在5月份，聯合國就發出警告，如果國際社會不積極提供更大規模的償債優惠（debt relief），許多發展中國家，包括最不發達國家（LDCs）將被疫情拖垮，陷入漫長的債務泥沼。
中低收入國家缺資源抗疫情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和聯合國全球經濟觀察部主管拉希德（Hamid Rashid）7月底在國際評論網站Project Syndicate撰文指出，全球超過100個中低收入國家的政府應對冠病經濟沖擊之余，今年內仍須償付多達1300億美元的債款。
他們預見，冠病的經濟沖擊導致各國財政收入大減，許多國家將被迫違約，一些將被迫用有限的資源來償債，轉而削減人民亟需的公共衛生及社會開支。另一方面，由于全球央行大舉注入流動性，也讓一些國家更易繼續舉債，最終造成更巨大的“債留子孫”惡果，影響未來的經濟增長。
華僑銀行（OCBC）大中華區研究主管謝棟銘向《聯合早報》指出，債務的本質就是借子孫的錢來支持當前的消費。危機當頭，這種時間換空間的方式也是萬不得已，但可能産生的後果影響會很深遠。
他說：“冠病疫情是窮人的危機，債務可能會加劇各國貧富差距，而貧富差距的擴大可能更會加劇債務的不可持續。”
歐洲工商管理學院（INSEAD）經濟學教授普山·杜德（Pushan Dutt）則認爲，在探討國債風險時，重點更在于國債比率當中經濟産值的變動。
他說：“債務難以持續，是因爲經濟崩盤，而非債務上揚，所以當前最刻不容緩的風險仍是冠病疫情導致各國經濟崩盤，複蘇緩慢。”
杜德建議國際社會推動建立一個機制，由IMF和世界銀行率領其他機構來協調償債優惠計劃，協助債台高築、缺乏財政空間，又無法在國際債市融資的最不發達國家應對當前挑戰。
事實上，今年以來，二十國集團（G20）幾個成員國及IMF已暫停向進行雙邊貸款的多個發展中借貸國收取今年須償還的債款，以把有限的資源用于抵抗疫情。它們也呼籲私人界債主參與協助緩解貧窮國家的償債情況。
但據斯蒂格利茨和拉希德觀察，私人界債主至今意願不大。這意味著G20政府及IMF所提供的償債優惠，將不會讓借貸國的人民受惠，好處將流向私人界債主。國際社會對于提供貧窮國家償債優惠的各種提議不獲支持，理由總是“這些提議將摧毀國際資本市場”。
他們語重心長地說：“當前冠病大流行，世人應當優先關注發展中國家人民的福祉，而非國際資本市場的運作。”
債務貨幣化或影響金融穩定
過去半年，全球央行大舉放寬銀根，爲財政措施提供銀彈，也穩定了金融市場。果斷的政策回應廣受投資者認可，但當前形勢卻也讓謝棟銘同時感到擔憂。
謝棟銘說：“全球貨幣寬松導致的資本流入可能會給很多發展中國家，包括亞洲國家帶來錯覺，從而誤判財政政策。目前全球都出現了債務貨幣化的問題，即央行在二級市場甚至一級市場上直接買入國債。一些發展中國家也走上了這條路，譬如印度尼西亞。”
據彭博社統計，全球投資者今年來已淨賣出印尼主權債券超過70億美元，在亞洲新興市場僅次于印度，但印尼央行卻同時進場大舉吸購逾200億美元國債。期間，印尼盾兌美元貶值3.6％，但10年期國債收益率卻反而下滑逾50個基點，彙市與債市走勢明顯脫鈎。
謝棟銘指出，債務貨幣化在長期會影響一個國家的彙率穩定，進而可能影響金融穩定。但由于目前全球流動性泛濫，暫時掩蓋了債務貨幣化可能帶來的沖擊。如果處理不好，未來一旦資金反轉，可能會出現更大的危機。
惠譽（Fitch）主權評級高級董事舒瓦茨（Stephen Schwartz）對多數東南亞國家的主權債務評級給予“平穩展望”。但其中一個例外是給予A-評級的馬來西亞“負面展望”，國債比率相對高，今年預計會從65％上揚至73％。
馬國國會剛于上周一通過抗疫法案，撥出450億令吉（約147億新元）振興經濟。
舒瓦茨說：“馬國在疫情消退後能否逆轉公共債務的上揚，是它能否抑制金融風險的關鍵。”
美元有地位 美國抗疫舉債無上限
美國是冠病大流行中最大的受災國，確診和死亡病例都高居全球首位。
美國經濟在第二季疫情全面暴發後環比重挫32.9％，失業率截至6月底攀升至11％。作爲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美國能否複蘇攸關全球前景。
至今，美國國會已先後通過四個法案，推出總額近3萬億美元的財政刺激配套扶持民生經濟。即便如此，根據美國全國商業經濟協會本周發布的最新調查，40％的受訪經濟師仍認爲目前的財政措施並不足以應對經濟衰退，美國今年極有可能出現雙谷經濟衰退（double-dip recession）。
截至6月底，美國聯邦政府債務已比去年激增逾14％，達到26兆美元。IMF估計美國國債比率今年將暴增32.7個百分點至141％。惠譽因此在7月份將美國的AAA主權信貸評級調至“負面展望”。
多年來，美國國內輿論對國債居高不下一直爭議不休。但如今，認爲應減少債務或赤字的經濟師只有2％，多達56％認爲不應在危機時刻顧慮財政赤字。
杜德認爲，對于能完全掌控自身貨幣、借貸成本幾近零的國家如美國、英國和日本，在危機當下推出巨額財政支援“無須多加考慮”（no brainer），絕不可重蹈全球金融危機時期，一些國家過度著重債務可持續性而采取財政節約的政策，致使經濟複蘇緩慢、工資停滯，以及就業市場困頓。
他說：“當股市直沖上天，普通老百姓卻爲工作和收入而掙紮，勢必將造成巨大政治動蕩，恐怕連資本主義的根基都會被撼動。”
美國之所以能幾乎無限度舉債，主要仰賴美元長期維持著世界儲備貨幣地位。
然而，中美兩大國關系近期緊繃，美國總統特朗普7月份簽署《香港自治法》，作爲對中國實施香港國安法的回應。美國國內出現切斷中國或香港進入美元結算市場的渠道，讓中美金融脫鈎的主張，更再度激起中國國內加快人民幣國際化進程、擺脫“美元霸權”的呼聲。中美金融戰似乎一觸即發，美元和人民幣國際地位的相對漲落也受到關注。
對此，惠譽主權評級主管麥克名（James McCormack）向《聯合早報》指出，美元作爲世界儲備貨幣的地位短期內不受威脅，雖然一些國家顯露要削弱美元地位的意願，但並未造成實際變動。不過在中長期，美元被取代的概率就大得多，並非完全無法想象。
他說：“這一天會否到來，取決于有沒有替代貨幣崛起。由于中國經濟的體量及預期的持續增長，人民幣經常被列舉爲可替代美元的貨幣。在目前，中國的貨幣和資本市場未充分發展，跟全球融合的程度也未至可取代美元的地步。”
杜德則認爲人民幣在中期內也難以逼近美元地位。
他說：“中國若要成爲嚴肅的替代者，還必須推行許多金融改革。而且在地緣政治上，中國所面對的不信任和猜疑日益上升，缺乏國際互信將對人民幣崛起成爲儲備貨幣帶來限制。”
中國債務大增 但仍有貨幣調控空間
中國武漢是全球首個暴發冠病疫情的城市。隨之而來的全國性強力封鎖措施，致使中國經濟首當其沖，在第一季同比下挫6.8％。不過，出重手抗疫迅速收得成效，隨著經濟重啓，在第二季即恢複增長3.2％。
據IMF統計，中國政府至今推出約4.6萬億人民幣（約9100億新元）的財政措施，涵蓋遏止疫情及醫療器具的增補開支、移工的失業保險金及補助金、稅務減免及公共項目投資等。IMF估計中國國債比率今年將上漲12.1個百分點至64.1％。
惠譽主權評級高級董事費安德（Andrew Fennell）指出，相對于央行貨幣政策至今謹慎的回應，中國政府采取了高度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來緩沖經濟所遭遇的沖擊。
他估計中國今年的財政赤字將上升超過一倍，達到經濟産值的11％。這將導致中國國債比率顯著上揚，但跟全球其他享有A評級的國家一致。
謝棟銘坦言，各國解決當前危機的解藥，同時也是造成未來下一個危機的配方，似乎沒有其他更好的方法，但這也是他對中國前景反而比較樂觀的原因。
他指出，雖然中國債務問題相當嚴重，但是中國政府對這次危機的處理也比較沉穩，沒有出現類似2008年時的過度刺激。中國也是少數幾個依然還有傳統貨幣政策空間的主要經濟體之一。
他說：“全世界如今處在選醜比賽中，而不是選美比賽。中國問題雖然不少，但是相對很多其他國家，還是有比較優勢。這也可能成爲未來吸引外資流入的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