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合新加坡與中國建交30周年紀念，《聯合早報》和華文媒體集團旗下英文電子雜志思想中國，今天正式推出雙語圖片集《奠基人足迹：新中建交30年》。書中記錄了哪些珍貴的曆史鏡頭？曾與李光耀隨行的前官員和記者，在當年的訪問過程中，注意到哪些漏網鏡頭？
建國總理李光耀一生訪華33次，他在訪問期間經曆的一景一幕，都塑造了他對中國的理解。當年定格在鏡頭中的照片也成爲新中交往史中，值得細細品味的曆史縮影。
《奠基人足迹：新中建交30年》（In the Founders’ Footsteps: Singapore-China Diplomatic Relations）收錄超過130張曆史照片，概述了李光耀的訪華經曆，也呈現鄧小平1978年訪問新加坡的珍貴畫面。
該圖片集主編、華文媒體集團社長李慧玲受訪時指出，隨著新中交往越加頻密，兩國人很自然地相處在一起；除了見諸文字的報道與文章，雙方交往當中其實還有很多空隙和不同的層次。書中收錄的照片，立體呈現這些被歲月塵封的細節。
她說：“我們希望深化兩國不同層次的認識。兩國一路走來，當中的過程，兩國的年輕一代並不是太了解。所以我們在策劃這本書時，希望可以用圖片切入。”
新中是在1990年正式建交，但兩國的來往可追溯到1970年代末。在正式建交前，李光耀就曾四次率團訪問中國。《奠基人足迹》以圖片配搭解說的方式，跟隨李光耀1970年代至2000年代的訪華足迹，由此追溯新中關系的發展。
李慧玲說：“圖片會讓人覺得很有趣，你看到裏面的畫面、表情是什麽、動作是什麽。他去的地方場景是怎麽樣的，圖片裏有很多信息，值得我們去咀嚼。”
李慧玲：李光耀親身訪華 積累成精辟解讀中國功力
李光耀開拓了新中官方交往的曆程，也曾多次准確地分析中國的形勢，他對中國敏銳洞察引領新中關系發展，鞏固新中合作；他的解讀還成爲西方世界了解中國的一扇窗。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2011年在北京與李光耀會面時，就熱情地稱他爲中國的“老朋友”和新中關系的“奠基人”。
李慧玲指出，李光耀對中國精辟解讀的功力，是通過親身走訪中國，一點一滴積累的。
李光耀在2000年代以前的對華訪問，日程時常超過一個星期。直到2000年代後，步入耄耋之年的李光耀才縮短行程，但訪華次數仍舊頻密。在多幀出訪的照片中，都捕捉到李光耀在訪問工廠或曆史古迹時，蹲在地上，仔細端詳商品或牆上的雕刻。
李光耀觀察中國的心得，在他卸任總理後出版的好幾本書裏都有所記錄。李慧玲說，後人通過閱讀這些書能看到他觀察中國的成果，而《奠基人足迹》圖片集，則是追溯到更前一步——呈現李光耀親身觀察中國的過程。
1970年代至今，在新中關系不斷深化的同時，中國也在迅速發展。
李慧玲強調：“你可以從照片中體會到，從1976年開始，照片裏的中國跟現在的中國有著巨大的不同。這個不同肯定會影響兩國關系，它不可能跟一開始是一樣的……而我們需要去思考，這個改變對新中關系意味著什麽。”
擔任外長期間至少四次訪華 丹那巴南見證改革開放“進程”
1980年代對新中雙方而言，都是謹慎觀察彼此的時期。當時的新加坡外長丹那巴南並未料到，兩國關系能在10年後迅速發展起來。
丹那巴南在外交部期間曾訪問中國至少四次。第一次是在1979年，當時中國已正式結束文革，開始了改革開放。他以外交部高級政務部長身份，隨時任副總理吳慶瑞和國家發展部長林金山出訪。
現年83歲的丹那巴南受訪時坦言，當年的記憶多已模糊不清，但一些零星的畫面，至今仍令他深深震撼。
新加坡訪問團夜晚抵達後，從舊北京機場乘車到城裏。狹窄的路上沒有任何路燈，只有道路兩旁被漆成白色、綁上白色布條的樹，作爲車輛的指引。
丹那巴南說：“整條路上只有我們這一輛車。道路兩旁有上千、上萬人騎著腳踏車，沒有燈，所有人穿著灰色或藍色，是個非常詭異的場景。”
公園裏的一位“紅衣女孩”也令他印象深刻。
丹那巴南憶述，中國當時沒有太多休閑娛樂，街景十分冷清。他和吳慶瑞在北京一個公園裏，難得發現一群穿著藍色和灰色衣服的中國人熱鬧地圍成一圈。他湊上去一看，發現人群中間站著一個穿著紅色毛衣的女孩。
“那件毛衣是香港買來的，因爲這個顔色的衣服很少見，大家都圍上去和她談天，伸手去感受衣服的面料。”
這一幕令丹那巴南深深領悟到，當時的中國仍是處在嚴密管控下的社會，對外來事物感到陌生和好奇。
他還記得：“其中一個隨行的中國人員向我坦言，他不知道改革開放能持續多久，他認爲開放可能只是暫時的，推動改革開放的領導人如果失勢，中國可能恢複到從前的樣子。因此他們都不敢公開地支持中國的改革。”
到了1980年代中期，改革開放氛圍才切實滲入民間。丹那巴南在一次訪華行程中，乘車經過一個地攤市集，映入眼簾的是與1979年全然不同的熱鬧景象。“大家帶著商品進城時，都充滿熱忱。他們是爲自己做事，不是爲黨或國家幹活……我們在車上看到人們騎著腳踏車，有些人甚至把親手制作的桌椅扛在背上，徒步走進市集。”
丹那巴南還記得，李光耀在1980年代的訪問中就曾向他預言，中國的發展會超乎他的想象。即便已經預見中國將崛起，丹那巴南在2000年代訪華時，還是對北京的發展感到驚訝。“2000年代看到的中國，是個全然不同的城市。我當時以淡馬錫控股主席的身份到中國，北京已經和其他繁華的城市一樣，馬路上水泄不通，一路上都是車。”
丹那巴南指出，新加坡領導人在1980年代訪華期間，最主要的任務，是深入地通過與當地領導人的接觸，以及在民間的觀察理解中國社會。
“這種相互理解的過程，一般是在兩國建交後才開始，但我們花了10年了解彼此，在建交後就能在沒有太多幹擾的情況下，建立兩國的聯系。”
林任君：80年代隨領導人訪華 記者采訪也帶讀者“看中國”
李光耀1980年代訪華的新聞有個特點，報道對中國的場景時常有細致的描寫，連李光耀身後的一對匾聯，也成爲記者著墨記錄的對象。
1988年9月，時任總理李光耀展開九天對華訪問，《聯合早報》前總編輯林任君當時是隨行記者之一。那是他初次隨李光耀外訪，也是他首次踏上中國的土地。李光耀那次行程到訪北京、成都、昆明、廣州和深圳，除了會見中國領導人，也參觀了成都武侯祠、杜甫草堂等文化名勝地。
林任君受訪時，從泛黃的資料夾拿出他保存著的武侯祠介紹冊。這是他當年重要的新聞材料，如今也成爲他回顧曆史的珍貴素材。
冊中記錄了李光耀訪問當天背誦的一對匾聯——“能攻心則反側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戰；不審勢即寬嚴皆誤，後來治蜀要深思”。這是1988年9月19日見報的報道中，重點描述的內容。
匾聯表揚了諸葛亮的政治思想，李光耀訪問時聚精會神地聽通譯員講解，並說要背下匾聯內容，以便日後引用。林任君指出，這個細節從側面體現了李光耀對中國文化的濃厚興趣，也讓讀者進一步了解中國曆史與文化。
新中兩國1985年才通航，即便到了1980年代末，中國對外界而言仍是陌生國度。當時隨團記者的工作不僅是記錄新中領導人的互動，也作爲讀者的一雙眼，用文字和圖片帶他們“看中國”。
林任君說：“有這樣的機會去采訪，一定要盡量把經過記錄下來，觀察李光耀如何去考察、如何去問這些問題。從中讓讀者知道他在這些訪問中做了什麽，這些事情讀者也想知道。”
陳慶鏻： 問蛋價看兩國生活水平
李光耀訪華時有個鮮爲人知的習慣，他時常要求到菜市場走走，最常問的問題是——“10個雞蛋多少錢”。
曾在1994年至1997年擔任時任內閣資政李光耀首席私人秘書的陳慶鏻透露，李光耀在1990年代的訪華行程中，除了向中國官員了解宏觀課題，也很關注當地的食品價格。
目前任職陸路交通管理局主席的陳慶鏻說：“他通過雞蛋價格來默算他們的生活水准，和新加坡對比……他就是通過詢問這些細節，得到不同的知識和經驗。”
李光耀巨細靡遺的處事態度，也反映在1994年啓動的蘇州工業園區項目中。陳慶鏻指出，新加坡派駐蘇州的公務員每兩個月得詳細報告園區建設的進展和遇到的障礙，李光耀一旦發現問題就會立即向當地官員提出，並商討解決方案。
“你想象堂堂一個國家領袖坐下來討論田地、電流這類問題。他就是這樣，一個一個項目去提問，要把它做好。”
陳慶鏻認爲，新中兩國在1990年代已建立起互信和友誼。而蘇州工業園區的發展，是兩國不斷磨合的重要過程，也是兩國互惠互利關系的基礎。
舉行“四眼會議”解決問題
陳慶鏻坦言，當時不論是修建道路、電廠，或是在日常運作上，兩國官員都會因爲工作文化的差異，而發生矛盾。
“李資政時常舉行‘四眼會議’，跟蘇州的中共黨委書記兩個人、四只眼睛在房裏談。我就在外面跟其他蘇州官員喝咖啡……有時候連黨委書記也解決不了，就拿到北京跟中央領導人、跟（時任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談。李資政真的費了很多時間和心思來解決這些問題。”
《奠基人足迹》 兩版本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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