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販中心、組屋區、購物中心……在本地，清潔工人的身影無處不在。我國總人口約569萬，清潔工人有超過5萬9000名。換言之，本地不到100人就有一名清潔工人。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相比，這個比率是頗高的。冠病疫情凸顯了公共衛生的重要，可是保持環境衛生不能只是清潔工人的責任。
《聯合早報》不久前進行的問卷調查顯示，大多數受訪者都表示在外用餐後會自己收拾碗碟並歸還托盤，然而，經常還是會看到食客把肮髒碗碟和殘羹、紙巾等留在餐桌上。本期《實況報道》訪問了任勞任怨的清潔工人，以及了解公衆如何看待這群清潔大軍的工作。
國人常自嘲新加坡是一個“罰款”城市（a fine city），是靠超過5萬9000名清潔大軍才維持幹淨清潔的美好城市。《聯合早報》的問卷調查顯示，有超過六成的受訪者認同我國過于依賴清潔工人，應減少清潔工的數量。
這項問卷調查是在過去兩周進行，共有150名公衆參與，年齡介于15歲至70歲。調查也顯示，有70％的受訪者表示，他們每次或多數時候會在用餐後收拾碗碟歸還托盤，只有12％表示很少或從來不會那麽做。另18％則是半數時候會歸還托盤。
願意歸還托盤的人認爲，他們有責任維持環境衛生（47.3％），其次是想減輕清潔工人的工作（35.1％）。沒有收拾的人首兩個原因則是找不到歸還處（46.9％）和趕時間（25.9％）。
另外，約53％的受訪者表示，用餐後會把用過的紙巾扔進垃圾桶或帶走，其余則會留在桌子或是托盤上。
國家環境局最早于2003年推出托盤歸還試行計劃，初時反應不佳，之後在2008年和2012年兩度發起類似計劃，目前全國111個小販中心都設有托盤架。
記者上周到中峇魯小販中心采訪時觀察，下午1時午餐時間，其中一個托盤架半個小時就有58名食客使用。
食客吳鳳妹（65歲，幼兒園清潔工兼廚師）受訪時說，幾年前遇到有工作人員在小販中心鼓勵大家吃了飯後自行收拾碗碟，從那時起她多數都會主動歸還托盤，這樣下一名食客才有幹淨的桌子可用。
另一名食客陸來發（61歲，散工）則認爲：“我還錢，工人來收碗是服務的一部分，不應該要顧客動手。”
Clean Solutions承包了本地13家熟食中心的清潔工作，公司品質管理主管陳俊凱指出，雖然這兩年來顧客的態度稍有改善，不過清潔工請食客歸還托盤時，有時還是會被罵。視顧客群而定，一些小販中心的托盤歸還率較高，上班族一般比較配合。
“有人仍覺得還托盤等于搶清潔工的飯碗，這是錯誤觀念。工人多數介于65歲至70歲，顧客如果願意幫忙，更多清潔工就能留在托盤架整理碗盤，不須要一直走動。”
對于公衆的公共衛生意識，新加坡公共衛生理事會副執行理事長陳佩君認爲，這些年來其實並未取得明顯進步。“我們有超過5萬9000名清潔大軍在打掃，所以人們不會察覺到環境有多髒。”
她指出，以托盤爲例，雖然學生自小在學校用餐後得清理碗盤，但爲什麽出社會後就不那麽做，這個部分有待研究。
志願組織新加坡仁人家園總幹事楊達明則直言，國人公共衛生方面的思維仍趕不上國家發展的步伐。若所有的清潔工都停工一天，大家就會發現新加坡其實是很髒的一個地方。
“政府目前采取的是比較消極的做法，就是以罰款、勞改來阻止人們弄髒環境。希望我們能改以一個比較正面的方式，就是先改變大家的態度。若多數人都有愛護環境的意識，那其他人就不太好意思亂丟垃圾。”
個案１：退休後當清潔工 兩年學會新方言
過去40年在政府部門從事行政工作，年近七旬才退休的羅秀蓮閑不下來，兩年多前開始在中峇魯小販中心當收碗工人。
從白領轉爲藍領，本月底就滿72歲的羅秀蓮不覺得不妥。她以英語受訪說：“沒什麽不好意思的，當清潔工人也是一份正當的工作，又不是去偷。”
羅秀蓮單身，父母都過世了，與弟弟同住。她說，2017年底退休後她在家裏待了兩個月，做完家務後閑得發慌，所以想找份工作打發時間。她曾嘗試找文書工作，但因爲年紀太大難受聘而改做清潔工。
“在小販中心有人陪我聊天，工作忙碌，時間很快就過了，不用擔心在家裏待到老人癡呆。”
羅秀蓮每天早上7時開工直到下午3時，中間有半個小時午餐時間。記者到訪那天，她吃午餐時，不時有攤販上前跟她聊天。
大家以福建話交談，完全聽不出羅秀蓮過去其實不谙福建話。她說，小時候受英文教育，在家講英語和廣東話，不過許多小販和清潔工都說福建話，所以兩年下來她也學會了一個新方言。對于工作環境的轉變，她回想說，剛開始比較不習慣的是須長時間走動。過去在辦公室都坐著，來到小販中心後一天須走足至少六個小時，所以回家後腿特別累。據她觀察，目前約六成的食客會歸還托盤，四成的人不會那麽做。
問她是否希望能有更多食客歸還托盤，她說：“當然。這樣我們的工作量就少一點，只須清理桌子不用收拾碗盤。有客人說如果他們把碗拿到歸還處我們就會失業。其實不是這樣的，因爲我們還得抹桌子。”
個案２：清理組屋區 天天可出門透氣
負責組屋旁的運動角落和小公園的打掃工作，何鸾英卻經常會掃到一些不應該在公園內出現的垃圾，像是飯盒、竹竿和紙尿片等。
何鸾英（64歲）2013年開始在惹蘭勿刹市鎮當兼職清潔工人，每天早上8時工作至中午左右，月入600多元。采訪地點約在她工作的地方黃埔通道組屋區。由于當天早上下雨，她打掃的是戶外場地，所以可以休息一天。但一日沒清理，草地上又出現不少垃圾，除了樹枝和枯葉，還有汽水罐、塑料袋和廁紙卷筒。
從事清潔工約20年的她以福建話怨歎：“應該丟進垃圾桶啊，要不然政府給大家那麽多垃圾桶要做什麽？現在的人都不合作，我掃了他們又丟。”何鸾英透露，她與兒子、媳婦和兩個孫子女住在附近的二房式組屋，每天走半小時去工作。兒子過去發生車禍傷了腿，無法兼兩份工作維持家計，所以她賺的錢用來補貼孫子學費。她原本還在一家咖啡店捧咖啡，後來因爲太累在家跌倒弄傷頭，只留下一份工作。“有工作比較好，比較自由，可以出門透透氣，還可以運動。”
側記：當“臥底”清潔工體會日常髒熱累
“你還年輕，爲什麽要做這個工？”在國家環境局和清潔承包商的安排下，記者上周到中峇魯小販中心當了三個小時的“臥底”清潔工人，跟隨一名清潔工清理食客留下來的碗碟和殘羹剩飯。
記者（圖左）在一群平均年齡六七十歲的清潔工人中顯得格外突出。一開始沒有察覺到大家投來的好奇目光，很快地就有工人和攤主按捺不住，上前一探究竟。
一名約60歲的清潔阿姨說他們都很好奇我爲什麽要當清潔工人。她說：“很多別的工作爲什麽要做這個工？可以做sales girl（售貨員）。”另一名80多歲的工人已得知記者真實身份。她說：“我就想年輕人怎麽可能願意做這個，那麽辛苦。”
收拾桌子確實不輕松，設有300多張桌子的中峇魯小販中心，到了用餐的繁忙時段，每次需要約20名清潔工人同時出動。
負責指導記者的羅秀蓮（71歲）當清潔工人兩年，已做出一套心得。整理桌子須先把玻璃杯移到推車上後，才開始收拾其他塑料的碗盤，以免不小心把玻璃杯掃落。剩下的飯菜得與其他垃圾分開，方便廚余回收。清除碗碟後得抹桌子，每名清潔工人備有三條抹布：綠色、藍色和紅色。以綠布用清水先把桌面擦兩遍，然後再以噴有消毒劑的藍布多擦兩遍，若座位髒則以紅布擦拭。推車滿了之後，要把碗盤帶到托盤歸還處進行分類。
清理桌面的部分還算輕易上手，但碗盤分類可就考倒記者了。一些攤主選擇付費把碗交由中央清洗，一些則自行處理，所以得按照餐具的設計、顔色和記號把它們分好。
記者當臥底的那一天，天氣悶熱，半個小時未到就額頭滴汗。清潔工人一周工作六天，每天除了半個小時用餐時間和趁食客較少時小歇片刻外，一天下來得在小販中心來來回回走上六七個小時。
當清潔工人是難得的體驗，正因爲體會了他們的辛苦，更加明白這個行業爲何難請到人。身爲食客，自發地收拾碗盤是對這些工人最好的感謝。
志願組織發起社區活動 提高國人公共衛生意識
本地有機構發起社區活動，希望潛移默化，讓國人自發地愛護居住環境。
新加坡公共衛生理事會去年4月推出“環保可持續模範區”（Sustainable Bright Spot）計劃，借基層的力量維持公共空間的整潔。去年11個居民委員會和一個選區加入計劃，成爲環保可持續模範區，今年預料可多添10區。
參與的組織通過張貼海報、分發傳單、主辦社區清潔活動等，提高人們保持家園幹淨的意識。
公共衛生理事會副執行理事長陳佩君說，防疫安全措施拖慢了計劃的進展，但也凸顯維持公共環境衛生的重要。他們現在利用社交媒體平台與居民聯系，也開始一些小規模的撿垃圾活動。
至今逾3000人參與撿垃圾活動
Tampines Grace居民聯系網是其中一個參與的組織，主席孫順發（53歲）說，他們去年11月辦了首個清潔日，有20多人參加。生活習慣不可能馬上改變，但希望這些有教育意義的活動能慢慢看到成效。
志願組織新加坡仁人家園2016年開始主辦“潔淨小紅點”（UnLitter Red Dot）撿垃圾活動，多半在組屋區進行，至今有超過3000人參與。
仁人家園總幹事楊達明透露，參與者平均一個小時能撿約三公斤的垃圾，最常見的是煙蒂、塑料瓶和紙巾。
受疫情影響，活動在今年2月停辦，目前改以“PlogWalk”取代，就是邊快步走邊撿垃圾，參與者不用聚在一起，而是各自在住家附近進行，然後通過視訊上網相聚、分享收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