婦女行動及研究協會會長托馬斯希望探討女性平等的政府白皮書會從更深層面探討根深蒂固的問題，而協會也將制定“民間白皮書”，就婦女面對的看護挑戰，職場歧視與騷擾，以及防止性侵三方面提出研究建議。
一場席卷全球的#MeToo反性侵運動之前在本地掀起一些效應，政府近期也史無前例宣布要在社會根本觀念上探討爲女性爭取平等。對成立長達35年的本地組織婦女行動及研究協會來說，我國在推進女性權益方面，或許正來到自《婦女憲章》1961年制定後的新轉折點。
婦女行動及研究協會（AWARE）會長托馬斯（Margaret Thomas）接受《聯合早報》專訪時說：“我感到樂觀。但同時AWARE作爲本地婦女運動的先鋒組織之一，在這個重要節點上，我們更需要努力耕耘，確保政府白皮書從更深的層面探討一些根深蒂固的問題，而不只是淪爲某種宣傳活動。”
政府在從上而下探討問題的同時，AWARE已著手制定一份“民間白皮書”，就女性在看護方面所面對的挑戰、在職場面對的歧視與騷擾，以及防止性侵犯這三方面進行研究，並將列出建議。托馬斯指出，這份報告書預計在明年第一季結束前發表，並將提呈給政府。
AWARE本周將舉辦一系列線上活動，慶祝走過35載。35年前，當建國總理李光耀以備受爭議的優生學論爲論據，鼓勵受過大專教育的婦女多生育時，一群爲此感到憤懑的女性集結起來，由此催生了AWARE這個婦女組織的成立。
作爲創始成員之一，今年69歲的托馬斯見證了那個重要起始點，但她直到2018年才出任AWARE會長。她原本抗拒接下領導責任，是因爲覺得會務應交由年輕人處理。隨著AWARE近年來逐漸專業化，許多行政責任已交由執行董事處理，會長則負責宏觀規劃，她才決定接下任務。
與AWARE一同走過35年，她也觀察到，在傳統父權觀念主導的體制中，要改善女性待遇是一項舉步維艱的工作，AWARE在過程中也順應不同趨勢，逐漸成熟與蛻變。
“當我們聽到尚穆根部長說性別平等應是這個社會的根本觀念時，大家都雀躍萬分。但我心裏另一個念頭是：如果政府早一點意識到並承認這點，或許就不會錯過正確孕育一代人的機會。”
內政部長兼律政部長尚穆根今年9月中啓動“女性發展對話”，以了解本地女性面對的挑戰，推進社會上兩性平等觀念。從這些對話會收集到的反饋也將整理成白皮書，並于明年上半年提呈國會。
近年重點推動消除職場歧視政策
托馬斯說，AWARE近年來的一項重點工作是推動職場歧視的政策改變。自從去年9月成立職場騷擾與歧視咨詢服務，爲面對性別歧視的男女職員提供咨詢以來，這一年內已接到150通求助電話。
托馬斯希望政府在白皮書中，能至少探討如何從法律著手，加強職場上女性權益的保障。她認同制定反歧視法不一定是萬靈藥，但她說，白皮書應當正視婦女在職場上因懷孕，或必須承擔無償看護責任而遭受排擠。
“例如，我們是否能至少加強現有勞資政公平雇傭條例的法律效力？這些條例相當清楚，但許多雇主顯然沒有遵循。”
周年系列慶祝活動 包括談女性從政等課題
托馬斯指出，另一個政府可較輕易達成的目標，則是探討在憲法中加入“保障性別平等”字眼，在象征意義上予以女性權益更高的重視。
“這將能成爲重要的參照點。此外，我們也希望不論國籍，任何女性在新加坡都不會被邊緣化。”
2009年，AWARE曾因一群來自某教會的婦女企圖奪權而發生領導紛爭。走過35載的AWARE目前在整理和歸檔曆史文件，籌備推出新的播客系列，以AWARE的視角講述與诠釋這起事件。
AWARE的35周年慶主題爲“愛與憤怒”，一系列付費活動本月25日至29日在線上舉行，有興趣者可上網aware.org.sg/awarefest/了解詳情。組織本周五將舉辦一場論壇，探討女性從政所面對的挑戰，邀請到人民行動黨議員陳浍敏與工人黨議員何廷儒等人參與。
婦女處理遇性侵意識提升 但舉報機制仍不完善
互聯網開拓女性議題討論的新空間，#MeToo這項全球運動的火焰延燒至亞洲後，也讓本地女性意識到若遇到性騷擾或性侵害，應挺身舉報。
自2017年底#MeToo話題在社交媒體引爆連環效應後，婦女行動及研究協會性侵犯關懷中心處理的案件短時間內大幅激增。例如，中心在那年最後一個季度的案件數量較往年同季度上升79%。
之後新加坡國立大學女生馬芸在網上爆出在校內洗澡遭男學生偷拍的事件，也帶動社交媒體上輿論風向的轉移。AWARE相信，這也啓發更多過去有同樣遭遇的女生主動尋求援助；性侵犯關懷中心過去兩年平均每年得處理多達800起案件。
頻密的媒體報道喚醒社會大衆對性侵等相關案件的關注，但AWARE會長托馬斯留意到，近期一些事件也揭露，在應對性侵案件的舉報時，不論是在職場或校園，許多制度仍不完善，一些規範也沒有確立。
例如，在最近一起案件中，國大香灰莉木學院前非住校教員費南多（Jeremy Fernando）因對學生做出性相關不當行爲而被解雇，兩名投訴的女大學生雖不願報警，國大後來爲履行法律義務仍將事件交由警方處理。
托馬斯說，國大或是根據刑事訴訟法的一項強制報案條款做出判斷，但許多機構目前卻不遵循這做法。“例如，在一些組織內，即使發現職員有性相關不當行爲，事件也不一定會提升到刑事案的層級處理。”
她說：“做法非常不一致。而當性侵案件沒有得到妥善處理，受害人覺得自身權益不獲保障時，更不願舉報。我們不應該讓受害人因爲對制度沒有信心而卻步，選擇沉默。”
當性侵案件沒有得到妥善處理，受害人覺得自身權益不獲保障時，更不願舉報。我們不應該讓受害人因爲對制度沒有信心而卻步，選擇沉默。
——婦女行動及研究協會會長托馬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