誠然，冠病危機導致我國經濟放緩，政府稅收預計減少。然而，疫情帶來挑戰與機遇並存，它固然給航空和旅遊業等造成劇烈沖擊，同時也給科技、醫藥，以及物流行業帶來機遇。
就勢論市
再過兩天是大年初五，也是副總理兼經濟政策統籌部長及財政部長王瑞傑發表年度政府財政預算案的時候。王瑞傑的“財神爺”形象深入民心，在來臨預算案中這位財神爺會派出多少“紅包”呢？
去年，爲對抗冠病疫情，王瑞傑史無前例地宣布了五個預算案，總撥款逼近1000億元。隨著本地疫情逐漸受到控制並趨向好轉，王瑞傑上周透露，今年的預算案重點是幫助員工和企業應變、創新和成長，爲疫後應對不同的世界做好准備。
經濟師普遍預測，今年的預算案雖然將持續擴張，即開支高于收入，但規模料比去年小。換句話說，今年政府仍會派出紅包，但紅包錢會比較少。
誠然，冠病危機導致我國經濟放緩，政府稅收預計減少。然而，疫情帶來挑戰與機遇並存，它固然給航空和旅遊業等造成劇烈沖擊，同時也給科技、醫藥，以及物流行業帶來機遇。在行業迅速轉型和局勢變化的背景下，疫情是否也讓政府接到“意外驚喜”，獲得額外的紅包錢呢？
政府每年可動用淡馬錫控股和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GIC）等政府投資機構最多不超過50％的淨投資回報貢獻（Net Investment Returns Contribution，簡稱NIRC），而如今NIRC已是國家最大收入來源，比企業稅、所得稅和任何政府稅收來得大。因此，政府投資機構的投資表現，對政府的收入來源有著極大影響。
全球股市自去年3月底回彈
在疫情沖擊下，淡馬錫控股和GIC去年的回報率減少。其中，淡馬錫去年的投資組合淨值減至3060億元，一年期股東總回報率爲負2.3％，是2016財年以來最差的表現。GIC在抵消全球通貨膨脹率的影響後，取得2.7％的年化實際回報率，是2009年以來最低。
兩家投資機構的回報率減少，意味著NIRC會相應走低。值得注意的是，淡馬錫和GIC發布的數據是截至去年3月底，正值全球股市遭受重創，跌至谷底的時期。當時，美國股市10天內四次觸發熔斷機制，距離年內高點跌了30％左右。不過3月過後，全球股市強力回彈，美股三大指數飙升70％以上，去年底創下曆史新高，海峽時報指數也從去年3月中的2233.48點，在去年底上漲近30％至2843.81點．收複大片失地。
不少淡馬錫旗下投資組合公司如星展集團、新電信、凱德集團，以及新科工程等，業績因疫情受到影響，但公司基本面維持良好，在疫情下更找到一些投資契機。例如凱德集團加大商業園、物流與數據中心等新經濟資産的投資；星展集團順應企業對可持續融資的興趣顯著增加，設定要在2024年達到500億元可持續融資的目標。
此外，科技、醫療保健，以及物流等行業可說是疫情下的受益行業，不少生物醫療、遠程辦公、在線教育、電子商務和物流公司在疫情中異軍突起。GIC和淡馬錫過去幾年都在這些相關領域進行投資布局，預料下來能從中獲益。
像淡馬錫去年參與投資2億5000萬美元于德國醫藥公司BioNTech，該公司和輝瑞（Pfizer）合作研發出的冠病疫苗已經開始在各國使用。GIC去年和物流房地産公司ESR Cayman聯手設立7億5000萬美元的合資公司，在印度發展並收購工業和物流資産。它也投資不少金融科技公司，如提供線上付款的Klarna Bank和分期付款貸款公司Affirm等。
可能發債增加“紅包錢”
短期內，政府紅包錢可能從NIRC增加中獲得提振，中長期而言，隨著需求日益增長，人口老齡化造成醫療保健支出升高，政府仍有必要開拓更多收入來源，增加未來的紅包錢。
其中一個可能性就是發債來資助社會開支。
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政策研究所（IPS）日前發布工作論文，提出一個每年創造165億至175億元的額外財政空間的債務發行框架。
論文指出，公共債務其實可爲後代人帶來直接和間接利益。例如，當前教育和醫療保健開支有助于提高國家的人力、社會和文化資本，這些無形資本都會轉移至下一代人。
發債融資的概念並不新。王瑞傑已表明，政府正在仔細研究通過借貸來爲長期的基礎設施項目融資。不過，發債資助公共開支，將涉及未雨綢缪和代際公平的討論。
另外，市場最近猜測政府可能推出資本利得稅（capital gain tax）等新稅，一來讓房地産市場降溫，二來擴大政府收入來源。
新加坡是少數不征收資本利得稅的國家，因爲這有助于提升新加坡稅收競爭優勢，吸引更多企業和高淨值人士到新加坡投資。
可是，全球化和科技化已對一個國家的財富與收入比例帶來巨大影響。舉例來說，在科技不斷顛覆的經濟中，自動化、人工智能和其他數碼科技對勞動密集型活動帶來沖擊，掌握更多資本的頂層收入群體，他們所獲得的收益將比收入較低的勞動群體來得大，導致兩者之間的不平等距離拉大。
水漲未必船高，上漲的潮水可能僅使得大型遊艇升高，許多較小的船只能在岩石旁任海浪拍打，此次冠病疫情加快了數碼化進程，可能進一步加劇不平等現象。我們除了需要資本利得稅這類更激進的稅收政策，增加紅包錢來源，更需要更有效的轉移支付政策，確保紅包錢能夠更公平地分配，以滿足人們“還富于民”的現實訴求，進而實現更平等的、更強健的經濟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