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有大小之分，領導人也有高下之別。李光耀，無疑就是最頂尖之列的小國領導人。
很少有哪個政治家能夠像李光耀那樣受到其治下的人民如此真摯的熱愛。尤其對于當地經曆過新加坡獨立初期以及高速發展時期的中老年一代而言，李光耀本人便是新加坡這個國家以及整個民族的化身和保護神。在老一輩人的眼中，只要李光耀還在，就算已經垂垂老矣，就算他自上世紀90年代起便已放下手中的權柄，他們仍會對新加坡的發展和繁榮保持近乎盲目的信心。當然，在中青年一代中，李光耀受歡迎的程度也絲毫不減。記得我在新加坡國立大學上學時，當學生們問及一位擁有雙博士學位的女教授爲什麽40多歲還沒有結婚時，她斬釘截鐵地回答：“世上還有第二個李光耀嗎？”
不僅是新加坡人對李光耀崇拜熱情，其他跟他打過交道的人，也很難不被他的人格魅力和睿智的言談舉止所征服。
李光耀政府曾因台灣問題向我征詢建議。我和李光耀先生曾有幸多次接觸、交談，印象最深的至少有三次：
2001年，我所在的中國航油（新加坡）公司正在展開對新加坡石油公司（SPC）實施收購。SPC是當時新加坡唯一一家國家控股的上市石油公司。新加坡政聯企業（相當于中國國有企業）吉寶集團（Keppel Corporation）對SPC控股77%。當時，我在收購談判中遇到了很大的困難，特別希望得到新加坡當局的支持。當我得知李光耀先生出訪中國，並從上海途經北京轉機回到新加坡時，我便買好了與他同航的機票。那一天，我便“恰好”坐在他後面的一排。途中，看到他在翻閱英文版的《海峽時報》和中文版的《聯合早報》。待他看完報紙後，我同他用英文聊起了收購SPC的事情。一路暢談甚歡，李光耀先生最後答應我回去看看他能爲我做些什麽。于我而言，這只是一個嘗試，並不敢寄予太大期望。可事後三天，我突然收到李光耀先生的秘書楊先生的來信，信中說李光耀先生建議我去找吉寶企業的主席林子安先生。這封來信讓我心情激動：一位國家領袖竟對飛機上的一次交談如此盡心。
2004年7月，時任新加坡副總理、候任總理李顯龍先生訪問台灣地區，中國政府多次勸阻無效，導致中新關系一度惡化。其間，李光耀先生的秘書楊先生給我打來電話，邀請我去新加坡總統府，征詢我對于此事的看法。
我說，對于中國而言，維護中國領土完整的立場是不會改變的。新加坡的做法可能會形成多米諾骨牌效應，帶來十分嚴重的後果。
我繼續對楊秘書說，由于李顯龍先生身爲新加坡副總理，即使聲稱赴台爲私人行爲，影響依然惡劣，更何況此事還應考慮到他的家庭背景以及政途走向。
楊先生又征詢我對緩和兩國關系的建議。我回答，“解鈴還須系鈴人”，要妥善解決這件事，還需要李資政（李光耀先生時任新加坡國務資政）親自出面，主動拜訪中國領導人，並在公開場合表達支持“一個中國”立場。
時隔不久，李光耀先生訪華。同期，新加坡外交部長楊榮文先生在聯合國的公開講話中，強調“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新加坡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完整。
中國航油“金融事件”我曾向李光耀求救。2004年11月，中國航油“金融事件”發生。2004年12月7日，我在華告別臥床病重的母親，自願返回新加坡協助調查。然而，正如我在《地獄歸來》一書中所披露的那樣，新加坡當局違背法治國家“無罪推定”原則，在沒有進行調查的情況下，于12月8日淩晨在機場對我實施了抓捕。當日，新加坡媒體對此事件進行了密集報道，所釋放的信息指該事件屬我個人所爲，這顯然與事實真相大相徑庭。
2004年12月22日，我因“中國航油事件”返回新加坡受審期間，時任新加坡內閣資政的李光耀在外國通訊員協會晚宴上，面對170多家媒體回顧了他與我的交往並評價稱：陳九霖出身寒微，顯然是個沉著冷靜、一步步從零走向成功的年輕人。他還借題發揮說：“中國當局已經決定讓陳九霖回新加坡接受調查。對我來說，這表明他們都明白，如果讓這名總裁逃離，將不只在新加坡，而且，在國際上，把他們的(企業監管)行爲降到第三世界水平。因此，他們決心要向第一世界水平看齊。這是中國所發出的令人感到樂觀的信號。”
次日，新加坡各大媒體對此進行了大篇幅的報道，新加坡《海峽時報》在報道這則消息時，特意加上了一段注腳：“陳九霖，出生于一個農民家庭，經曆過‘文化大革命’，畢業于北京大學。1997 年，他被總公司派往新加坡。他成功地使公司扭虧爲盈，擔任進口中國三分之一航油的重任。他也成爲享譽海內外的企業家。”
朋友們紛紛將報紙上的“好消息”轉告給我，並胸有成竹地斷言 ：“你沒事了，連‘新加坡國父’都公開高度贊揚你。” 朋友們紛紛揣測事情將有轉機。
唯有一位楊姓律師，將我約至新加坡高爾夫球鄉村俱樂部，闡明“可能大事不妙”：首先，身爲國父的李光耀先生出面，顯示新加坡當局並不想弱化此事。其次，說我“出身寒微”實則暗指“其他人有根有底、背景深厚”，新加坡當局只能對我“開刀”，讓我充當“替罪的羔羊”。最後，他還通過李光耀先生的其他字句，揣測出該事件已超越商業場面而被政治化了。
之後的事情似乎印證了他的判斷。此後，我按新加坡律師的建議，給李光耀先生致信陳情：我本人因爲中國航油事件十分悲痛，但整個事件並非我個人惡意所爲，我個人毫無私利，問心無愧。很快，楊秘書回信，稱李光耀先生收到了我的去信。
但最終還是沒有轉機。李光耀憑借政治智慧和人格魅力帶新加坡走向繁榮，但他所施行的嚴刑峻法也令其備受爭議。
李光耀先生是一個了不起的政治家，被譽爲學習的楷模。但是，他的錯誤或過失也是十分明顯的。很多人認爲，他的重大過失主要表現在嚴刑峻法，缺少人權等方面。媒體公開報道的謝太寶事件就是有力的證據之一。謝太寶博士因莫須有的罪名被監禁23年，隨後又被軟禁9年，一共32年。這個紀錄打破了南非前總統納爾遜?曼德拉被南非白人種族主義政權囚禁25年的記錄，也打破了英殖民地關押政治犯時間最長的曆史紀錄。
不僅如此，據國際媒體報道，他的一些反對者也多少遭遇了傾家蕩産、流離失所的不公待遇。我從在新加坡遭遇的牢獄之災中也深刻感受到，新加坡的司法體系尚不能充分體現公平正義。
而在國際輿論看來，李光耀先生的個人性格，也表現出較爲強硬的一面。比如，他會對發表不同意見的外國媒體動用司法手段，控告他們“誹謗罪”，最終以他贏得“官司”而收場，他因此獲得賠償或賠禮道歉。但李光耀先生也是個有情有義的男人，他與夫人之間的感情非常和睦，也受到夫人的巨大影響。
2015年3月23日，李光耀先生以91歲高齡仙逝。他逝世後，李氏家族兄妹阋牆其實與他沒有做好後事安排關系極大，這是他生前最後的一個敗筆。李光耀去世後，李家兄妹阋牆令李顯龍形象大打折扣。李顯龍畢竟不是李光耀，李顯龍主政新加坡，新加坡的曆史也翻開了新的篇章。
我和李顯龍的接觸並不如與李光耀接觸那樣頻繁。除了在一些正規活動場合有過多次短暫的接觸之外，比較親密的交流就是在新加坡華樂團了。
新加坡華樂團擁有75名演奏家，是新加坡當地唯一的專業華樂藝術團體。新加坡華樂團常駐演出場地是修建後的新加坡大會堂。因爲我和李顯龍先生同爲這個新加坡華樂團的贊助人，所以，我們一起看過兩場華樂團的演出，其間有過短暫的交流。此外還有一次，是李顯龍夫婦邀請我和太太一起去看一場交響樂音樂會，幕間休息時當局安排我們一起在一個貴賓休息間喝水與交流。
李顯龍從擔任新加坡副總理到擔任總理，近20年的時間過去了，與他搭班子的都是李光耀的愛將，他們彼此早已有過合作，目前來看配合也非常默契，因此，新加坡發生劇烈變化的可能性不大。
然而，李顯龍畢竟不是李光耀，他既沒有父親天縱奇才的政治智慧，也不具備李光耀光彩奪目的人格魅力。在李光耀還在世期間，新加坡國內對李顯龍的評價還以正面爲主，但隨著李光耀去世，李顯龍獨立執掌新加坡政壇後接連在內政外交方面犯錯，新加坡國內對他的批評聲音開始增加。特別是李顯龍改變了過去在中美之間左右逢源的“走鋼絲”政策，轉而倒向美國，也附庸日本，導致中新關系急劇惡化，這也使得新加坡非但不能利用中國經濟騰飛的紅利發展壯大，反而遭到中國的反制。最近，李氏家族又因爲如何處理李光耀生前住宅産生嚴重分歧，並且選擇將矛盾公開化，李顯龍的形象由此更是大打折扣。
（作者系北京約瑟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中國航油集團前副總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