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新加坡國立大學教授鄭永年在媒體上發表文章《誰主香港》，文章中說： 一些國家完全保留了原來殖民地的制度，並且跟著原宗主國實行西方式民主，但成功案例寥寥，失敗案例比比皆是。也有國家實行“去殖民地化”。不過，因爲方式不同，結果有好有壞。一些國家簡單粗暴，廢除了所有制度遺産，但新的制度建立不起來，不僅影響了和西方的關系，最終制約了本地的發展。也有正面案例，新加坡最爲典型。在獨立之後，“新加坡進行了有效的去殖民地化，”保留積極遺産，去除消極影響。新加坡的“法治”體系，就是在殖民地遺産的基礎之上發展起來的。
關于鄭永年對香港問題的許多觀點，不作評論，對其中認爲 “新加坡進行了有效的去殖民地化”的觀點，提出一些不同看法。
首先看看李光耀的看法
2012年5月，前聯邦德國（西德）總理施密特訪問新加坡，兩位老友做了長達3天的交談。當他們談到了李光耀一生最引以爲傲的雙語政策時，
李光耀坦言：新加坡的殖民者是英國，這對新加坡來說挺幸運的。不只是這一次，李光耀在 《李光耀觀天下》中討論歐洲的章節裏，也表示了對英國的感謝。“對于英國的制度和其有風度的離開，我們應該心懷感激”。
李光耀說， 英國人在離開時頗有紳士風度的。他們的總督彬彬有禮地將辦公大樓完好無損地交給他，拉著他的手向他介紹了大樓裏的每位管家。正如一首歌裏唱的那樣：這位漂亮朋友離開亦漂亮。
李光耀寫道：如果，英國人當初留給我的是剛果或者幾內亞那樣的狀況。我不能確定自己有無能力將國家變成如今的面貌。
當然，看官會認爲，李光耀這裏只是說英語爲新加坡帶來的好處，不能說明新加坡沒有“去殖民化”。不要著急，李光耀接著就說到“制度”等方面了。
接著，李光耀說，要感謝英國的並不只是他們的紳士風度和他們留下的英語，我更看重英國人的制度。他說，英國人留下的制度是成熟的，行之有效的，我們不需要去將其顛覆。那樣是愚蠢的，我們只需要去填補和強化一些東西。
在這裏，李光耀已經說的很清楚了，認爲英國的“制度”是行之有效的，我們不需要進行“顛覆”。
李光耀在他的回憶錄中，還說到了英國駐防在新加坡的軍隊，在《李光耀回憶錄》中還寫到，當英國軍隊要撤離新加坡時，李光耀曾經多次挽留。當時還不是從安全角度來考慮問題的，主要是如果英國軍隊撤離，新加坡有一批爲軍隊服務的“三産”就業人員就要失業，對剛剛獨立的新加坡是一個“經濟負擔”。但是英國反複說，在新加坡駐軍，負擔太重了，英國“負擔”不起，堅持要撤軍，新加坡才不得已，“允許”英國軍隊撤軍。英國軍隊撤軍後，新加坡認爲，給新加坡帶來了很大的“損失”，主要指爲駐軍服務的“三産”都沒有了，一大批人都“面臨失業”。目前，新加坡仍然駐有美國的軍隊，所以李光耀說，新加坡不是一個“正常”的國家。
另外，李光耀對在英國殖民期間這一段曆史，常常是引以爲“自豪”的，如在網上曬出他曾經當公務員時的“紅色的公文包”；被英國女皇授予的榮譽；是亞洲最開明的“紳士”等等， 李光耀一直也以此爲榮。
李光耀在其他場合，也多次提到過新加坡的成功經驗主要是：英國的制度和中國的傳統文化，是中西方結合的典範。
其次，再看看新加坡的現實，是不是“去殖民化”了？
新加坡曾經多年是英國的殖民地， 至今英國對新加坡的影響還是非常大。
首先， 一是從管理上來說，上世紀五十年代新加坡雖然獨立了，但是國家管理制度一直延用英國的管理體制，獨立後，李光耀擔任了新加坡的總理，仍然一直延用英國的管理方式，至今還是英聯邦的成員國家之一，新加坡曾經多次出席英聯邦的會議，參與英聯邦的一些重要決策。英聯邦一直尊英國女皇爲“最高領袖”。
二是從語言上來說，獨立後的新加坡，以殖民地時期的英語爲第一語言，國家的辦公用語、教學用語都是英語，國家發布的文件、公告，教學使用的課本、語言都是英文。凡是在公共場所，馬路牌、公告牌主要是英語、交通指示也全部是用英語，在極少數地方，才加華語等其他語言。曾經在南洋理工大學出現了食堂上的飯菜目錄告示全部是用英文，在一些華人學生的“抗議”下，學校才加注華文。
三是從文化上來說，新加坡到處可以見到殖民地的“遺迹”。 一是尊稱殖民者爲“國父”，很多人都以爲李光耀是新加坡的“國父”，其實，新加坡還有一個“國父”，他就是最早“發現”新加坡的英國人—萊佛士。
1818年，萊佛士帶領一支探險隊，探索從印度到中國的海上貿易路線，1819年，他來到馬來亞南端的一個島嶼—新加坡“登陸”，後來萊佛士成爲英國登陸新加坡的第一人。
1823年1月，萊佛士正式宣告新加坡爲自由港。2019年，新加坡將隆重紀念萊佛士開埠新加坡200周年。萊佛士爲新加坡帶來了現代文明，所以萊佛士又被譽爲 “新加坡之父”。
在新加坡公共場所，沒有李光耀的雕像，但卻有萊佛士的雕像，萊佛士的雕像就是當年登陸新加坡的地點。
萊佛士這個名字，在新加坡是家喻戶曉如雷貫耳，新加坡最好的五星級飯店之一的萊佛士酒店。萊佛士坊地鐵站、萊佛士城……甚至，新航商務艙一度還稱“萊佛士艙”，總之，就喜歡把好東西命名爲萊佛士，以他名字命名的學校 ，是新加坡最好的學校。
其實，在新加坡，不但是隨處可見的以萊佛士的名字來命名，以其他英國殖民者命名的地方也不勝枚舉，如以英國女皇伊麗莎白命名的公園、學校、維多利亞劇院；以及以女皇和其他英國人名命名的地名、車站名稱等等，如史丹福路、女皇鎮…
甚至，新加坡在中國的投資，也以英國殖民者的名字來命名，如 在中重慶的興建的地標建築物，也命名爲“萊佛士廣場”。
從英國對新加坡方方面面的影響上來說，新加坡隨處可見英國殖民時期留下的“痕迹”，怎麽能說“新加坡進行了有效的去殖民地化”了呢？
三是 法官“國籍”與“殖民化”的關系
一些人片面地把法官的“國籍”是否是宗主國的國籍還是本國的“國籍”，當做是否屬于“殖民地化”的標志之一，如曾經是英國的殖民地，後來雖然不是了，如果法官的國籍仍然是英國的，那就還是英國的“殖民地”，所以要清理“殖民化”的外籍法官。
但是，新加坡認爲，法官“國籍”與“去殖民化”也沒有什麽關系。新加坡的一些法官，曾經特地要求法官必須是本國的國籍，後來修改了，實行“國際化”了，外國人也可以當，現在不少法官都是外國國籍。
而且在很多領域，新加坡的人才都來自“國際化”。新加坡現有500多萬人口，其中新加坡“國籍”的只占70%左右，只有300多萬人 ，還有100多萬人是沒有新加坡國籍的，
新加坡不但在法律界聘請大量的外國人，其實，在衛生界、經濟界、文藝界等等方面，都聘請大量的外國人。可以說沒有外國人的參與，新加坡“國將不國”。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多次被評爲亞洲第一，而該大學長期以來，一直聘請外國人擔任校長，並不影響它的成爲世界上著名大學之一。
可以說法官的“國籍”與“殖民化”沒有什麽關系，因爲法官要“更改”國籍，只是“分分鍾”的小事情，外國國籍的人不能當法官，自己就取消外國國籍不就行了？大法官一般都是新加坡的“高端人士”，想加入新加坡國籍太容易了。但是換成本國的國籍是不是就“去殖民化”了呢？那豈不是把“去殖民化”看的太簡單了。
法官是專業性人才。衡量法官的標准一是專業水平怎麽樣，二是能不能“秉公執法”，是否“徇私枉法”了。至于什麽國籍等問題都是次要的。法官類似于體育界的裁判，裁判的好壞不是由國籍來決定的，而是業務水平和能不能公平執法。
法官判處“警察”犯罪了，不能簡單的看成法官的“國籍”問題。很多國家在專業人才上都大量聘請外籍人員，這也是國際上的慣例。在法律界，在教育界、文藝界、衛生界以及社會科學領域，聘請外國人的現象，在世界各個國家都普遍存在。
就拿鄭永年教授來說，他多年一直在新加坡工作，工作性質類似于中國的“政策研究室和社會科學院”的工作，新加坡國家的一些重要決策都曾經咨詢過他，但是他一直還是中國國籍，並沒有影響他的工作。一些人可能以爲鄭永年教授因爲“愛(中)國”，所以不加入外國國籍。筆者曾經當面問過他這個問題，說：“你爲什麽不加入新加坡國籍？”鄭回答說：“我經常需要回中國，參加一些研討會議。加入新加坡國籍後，回國不方便。”（目前中新兩國沒有實行互相免簽，新加坡公民來中國只有15天時間免簽）可見，是不是中國的國籍，與鄭“愛不愛（中）國”也沒有關系。
另外，中國改革開放初期，聘請新加坡的原副總理吳慶瑞，擔任中國的“特區辦顧問”，直接參與中國的對外開放及特區政策制定，吳不是中國的國籍也沒有關系。新加坡“東亞研究所”是吳慶祝瑞創辦的，吳也是首任所長，現在的所長是鄭永年。
四是教育與“殖民化”的關系
在英國殖民期間，新加坡的教育用語基本上用的是英語教學與華語兩種語言，當時的華語教學的學校很多，華人一般都進華語教學的學校，簡稱爲“華校”。當然也有不少華人進的是英語學校，如李光耀一直就是在英語學校學習的，後來考入的大學也是英國的大學，導致李光耀的華文水平不高，後來由于參加競選，需要用華文演說，李光耀不得不“惡補華文”，還“惡補客家話”。李光耀的兒子現在的總理李顯龍，就讀的也是英語學校，後來也是留學英國的。目前新加坡的領導人中，許多都是留學英國的。
新加坡獨立後，李光耀把“華校”全部“砍掉”，全部實行英文教學。這正是英國殖民者“夢寐以求”多年而沒有實行的願望，在李光耀手中終于實現了。如“砍掉”以華文教學的“領頭羊”南洋大學，曾經引起軒然大波，大家紛紛質疑李光耀“數典忘祖”，身爲華人卻帶頭“砍掉”華校。
關閉南洋大學的主要原因就是語言問題，當時的南洋大學因爲以華文教學，老師的英語教學水平不高，畢業生的英語水平也不能適應市場需求，出現“畢業即失業”的狀況。另外加上馬來西亞共産黨的影響，所以李光耀果斷關閉了南洋大學，後來在原校址上成立了南洋理工大學。
筆者說不清法官的國籍、教學用英語，這些與“殖民化”的關系？是不是“去殖民化”了？只是說一下事實：新加坡的法制與教育都達到了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的一致好評，多項指標在全世界都名列前茅。在世界數理化、生物、電腦等等多種競賽中，新加坡的學生也一直遙遙領先…感興趣的網友。不妨在網上搜一下，就都能看到了。
一分爲二看“殖民地”
對“殖民地”的看法，很多人是截然不同的，有人認爲，宗主國是長期壓迫、剝削殖民地人民的，殖民地人民都是爭取民族獨立解放的。但是也有人認爲，殖民地是宗主國的“負擔”，如英國殖民地百慕大群島，英國多次要它“獨立”，它就是不“獨立”。
二來，對殖民者的態度也是不一樣的，新加坡把殖民者萊佛士當做“國父”，在中國人看來，豈不是“認賊作父”了；而且許多地方用英國殖民者人的名字來命名，是典型的“殖民地”留下的“殘渣余孽”。
多年來我們一致認爲，殖民地的國家深受宗主國的剝削和壓迫，經濟上一定很落後。其實，許多殖民地的國家，在經濟發展上比宗主國快得多，如新加坡、香港在經濟上、富裕程度上早就超過英國了，李嘉誠日前在英國大肆購買資産，還想把整個英國“買下來”。新加坡和香港的經濟發展，早就超過宗主國英國了。英國的前殖民地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等等國家也是如此。
對“殖民地”的“獨立”有兩種情況，過去我們一直以爲只有“槍杆子裏面出政權”，其實世界上大部分“殖民地”的“獨立”，是通過“和平演變”獨立的，如前英國的殖民地，基本上都是“和平演變”獨立的。在東南亞，除了越南以外，都是“和平演變”獨立的。新加坡也曾經走過“槍杆子裏面出政權”出政權的道路，如馬來西亞共産黨爭取民族獨立的“解放運動”，但是沒有走的通，（當時新加坡與馬來西亞是一個整體）。後來由英國把政權“和平移交”給新加坡才獨立的。
可以說“槍杆子裏面出政權”的國家，一般“去殖民化”做的比較好；而“和平演變”獨立的國家，“去殖民化”做的“都不好”，但是這並不影響國家的發展。
如新加坡與馬來西亞，可以說有“完全相同”的制度、經曆，在“去殖民化”方面，也是一樣的，但是發展速度完全不一樣，廉政程度也完全不一樣。新加坡成爲亞洲“四小龍”之一，成爲了“發達國家”；馬來西亞卻是“發展中國家”；
在廉政方面，新加坡做的也比馬來西亞好得多。同樣是台灣地區，陳水扁腐敗，馬英九廉政。同樣，印度、緬甸、巴斯斯坦、孟加拉、斯裏蘭卡等前英國殖民地的國家，發展的速度、廉政的程度都是不一樣的，這些與是否“去殖民化”，沒有什麽關系。
關鍵在人！新加坡的成功，主要在于“精英政治”，新加坡的領導爲什麽實行“高薪”，主要不是爲了“廉政”，而是爲了吸引人才。
同樣一個城市，同樣的外部環境，不同的人當領導，就會出現不同的結果，因爲“事在人爲”“人的因素第一”。
在前三十年，有些人把新加坡看作“英美帝國主義在亞洲的代理人”“美英帝國主義的走狗”；在後三十年，新加坡又成爲了“中西文化結合的典範”“中國學習的楷模”。其實，不論前三十年後三十年，新加坡都沒有改變，切不要因爲外面的世界變化，亂了我們的“方寸”。不能因爲香港因爲沒有”去殖民化”發生“動亂”，而新加坡一直很穩定，就分析出來一個因爲是“新加坡進行了有效的去殖民地化”的結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