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世界可以用一個“亂”字來概括。
就拿這周來說，國外，法國80萬人大罷工，英國倫敦橋恐襲硝煙未散，南美5國同時陷入大規模騷亂；
國內，香港警方又查獲了半自動手槍和大量彈藥，香港曱甴本來計劃在集會遊行中用槍射擊警員，或者槍擊路人嫁禍警察，攪得天翻地覆……
在這種種現象背後，是西方稱霸世界數百年的制度正在以肉眼可見的速度衰落，而新的世界秩序正在胎中醞釀。
所有人都不知道，世界舞台上下一秒將會發生什麽。
西方媒體感慨說：“The only thing certain is uncertainty”（唯一能確定的事就是不確定）。
如果用我們話來說，今天的情況就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但盡管如此，世界上總有先知先覺者能提前看到未來，尤其是具有遠大視野的政治家。
比如已故的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他在生前對世界政治走向的預判，有很多在今天都成了真。
早在1992年，香港還沒回歸的時候，李光耀就到訪香港大學，對香港局勢作出了預判。
那時，末代港督彭定康趁著香港還沒回歸，竭盡全力在香港埋雷，推動所謂的“民主改革”。
絕大多數人都覺得香港走在正確的路上，因爲西方世界才剛剛解決了自己最強大的敵人，在大家眼裏，西式民主就是唯一真理，原有的社會主義國家會不會徹底轉投資本主義都要打一個問號。
可是，李光耀卻在香港略帶諷刺地指出：
“香港的模式並不優越，中國之所以會同意一國兩制，是因爲香港有經濟價值，中國只學習香港的經濟模式，而不會學習香港的政治模式。”
在當時，台下的人對李光耀的話並不以爲然，可是今天再來看李光耀二十多年前的判斷，會一種穿越時空的感覺：
香港所謂“高效廉潔有活力”的民主制度，已經把自己的底褲都讓大家看光了，暴徒爲所欲爲卻難以懲治，這樣的香港哪裏有什麽法治？哪裏有什麽自由、民主？？
在談到中國與英美在香港問題上的博弈時，李光耀認爲：
“中國政府不會對英國讓步，因爲英國經濟、軍事上都不行，除了嘴炮什麽都做不了；但美國人會威脅取消對香港的關稅優惠來給中國施壓。”
二十多年後的今天，昔日的大英帝國皇家海軍唯一的航母斷軸又漏水，還嚷嚷著要來咱這“自由巡航”，結果5艘主力艦齊趴窩。
可能英國駐港領館雇員鄭文傑在深圳嫖到失聯的事，都比英國海軍的關注度更高。
而美國正如李光耀所說，開始拿香港關稅來說事。
2000年，李光耀獲得香港中文大學的榮譽博士學位時，他又在演講中提到香港政制問題：
“假如港人願意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香港基本法辦事，香港政治制度可以有所發展。”
“如果反對派（泛民派）離開憲法和基本法另搞一套，香港和中央的摩擦會加劇。”
現在香港那幫人是不是在圖謀改制奪權，相信懂的人都懂。
除了香港問題，他還曾准確預言過美國將會有沒有政治經驗的素人總統當選，移民問題會分裂歐洲國家，美國會抛棄東南亞盟友等等重大政治問題。
李光耀對世界局勢能有清晰的認識，其實都是被逼的。
因爲新加坡和其他國家不同，別的國家獨立，多數是自己革命抗爭的，獨立的時候人人歡呼雀躍。
而新加坡不一樣，它是被人家趕出來的，掃地出門，獨立的時候哭哭啼啼，戀戀不舍，生怕自己吃了上頓沒下頓，哪天活著活著人就沒了。
然而，李光耀卻憑著自己的實踐，在逆境中茁壯成長，實打實幹出來了一個富裕的新加坡。
他厭惡西方的民主，卻能讓基辛格給他頒獎；他也不喜歡共産黨，然而幾代中國領導人都和他惺惺相惜。
有人覺得他獨裁，也有人覺得他才是真民主，但是他對此都毫不在意。
在全世界都不看好他的時候，他幾乎是以一己之力，帶著一群漁民，走上了發家致富的道路，讓積貧積弱的新加坡，成爲了著名的“花園城市”。
李光耀祖籍是廣東省梅州的，他爸最早是從廣東那邊跑到新加坡闖蕩的，那時候新加坡是英國的殖民地。
李光耀的祖父李雲龍曾在英國留學，受到祖父的影響，李光耀從小也接受英式的教育，一路考上劍橋大學法學系。
李光耀同學的願望都是畢業當律師，賺大錢，或者回到殖民地當英國人的買辦。
而李光耀不同，他在大學期間學習了馬克思的著作，從中學到了很多政治技巧。
他給自己定的人生目標是“讓英國人滾出新加坡，把新加坡從第三世界建設成爲第一世界的綠洲！”
畢業回國後，他就利用律師身份參與政治活動，走群衆路線，在工會中建立聲望。
當選立法院議員後，李光耀就初步展現了他的政治能力，1959年6月3日，新加坡自治邦成立，李光耀所在的人民行動黨通過選舉成爲立法議院第一大黨，李光耀出任自治邦政府總理。
1963年，新加坡以新加坡邦的形式加入馬來西亞，但是新加坡以華人爲主，馬來西亞人極度排斥華人，處處維護馬來人的利益。
而李光耀爲了給華人爭地位，態度非常強硬，常常和馬來人鬧別扭。
馬來西亞對這個刺頭極爲不爽，心想留著新加坡華人人數會很多，幹脆一腳把新加坡踢了出去。
對于新加坡這樣只有一個城市大小的國家來說，獨立實在是危險重重。
當時國際觀察家普遍認爲，新加坡撐不了太久，它體量太小了，面積還不到上海市的九分之一大，也沒自然資源。
而新加坡地處馬六甲航道核心位置，周圍都是充滿敵意的大國，在這樣的夾縫中求生存，談何容易？
英國《星期日泰晤士報》甚至嘲諷道：“花費超過1億英鎊建成的英國基地一旦關閉撤走，新加坡不堪一擊的經濟將會直接垮掉。”
在向人民播報這個消息的時候，當時還年輕的李光耀忍不住當著所有人的面哭了出來。
1965年，新加坡正式獨立，李光耀出任第一任總理。
“1965年8月9日，我帶著惶惑不安的心情啓程，走上一條沒有路標和茫無目的的道路。”多年以後，李光耀在自傳裏這樣寫道。
新加坡的老百姓，基本都是漁民，沒有多少人有文化人均GDP，僅僅只有511美元，是名副其實的貧窮經濟體。
如何把一群來自中國、印度和東印度群島等地的移民組成的國家發展起來，曆史教科書中似乎沒有先例可尋。
李光耀分析了一下認爲，當時新加坡唯一的優勢，就是戰略的位置和人才。如何吸引人才，這才是新加坡這個小國的核心競爭力。
面對“地獄難度”的生存局面，李光耀意識到，整個國家必須擰成一股繩，必須比其他所有國家更團結、更高效、更拚命，才可能有出路。
以衛生爲例，我們都知道現在新加坡城市衛生做得不錯，人稱“花園城市”。
然而，剛獨立時候的新加坡，河流汙染非常嚴重，人們直接把廢水往河裏倒，鴨子和豬也在裏面遊。
那場景，和今天的印度恒河有的一拼。
如何把新加坡從臭水溝建設成人人向往的“綠洲”呢？這就需要政府強大的執行力和規劃。
他采用集權的模式，制定嚴格細致的法律，甚至一度細致到連人們吃口香糖都要管，亂吐口香糖的罰款1000元新幣。
有些嚴重的過錯，還會被警察抓起來打屁股。
香港廢青如果趕到新加坡打砸鬧事，肯定會被警察抓住用“鞭刑”。
在政府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模式面前，新加坡的基礎設施，教育，衛生狀況迅速改善。
在吸引外資方面，也有獨特的“新加坡模式”，後來中國各地方政府流行的招商引資的做法，就參考了新加坡模式的優點。
新加坡政府建設好配套完備的工業園，用低廉的水電成本和稅率吸引全球企業入駐。
新加坡逐漸成爲跨國公司的青睐之地，它們紛紛把這裏作爲進入亞洲的跳板之一。
到了上世紀90年代，新加坡從落後的小漁村小碼頭一躍成爲發達國家，李光耀實現了他的諾言，把新加坡從第三世界帶到了第一世界。
但是，在經濟飛速發展的同時，李光耀也招致了很多非議。
雖然新加坡也是議會制，議員也是全民選舉出來的，但有不少西方國家經常指責新加坡是假民主，新加坡是“李家坡”，李光耀長期獨裁治國等等。
但是李光耀根本不Care，他雖然是在劍橋學法律出身，但他並不認爲英國的那套“民主制度”最適合新加坡。
他直截了當地說：我從不相信民主會帶來進步，我認爲民主只會帶來退步。
有了錢以後，新加坡開始在全世界各地投資做生意，這就要處理好和大國之間的關系。
盡管新加坡不屬于“民主陣營”，但李光耀依然在西方陣營混得風生水起，與各國領袖談笑風生，同時在東方陣營也是遊刃有余。
李光耀先後見過五任中國領導人，跟中國合作非常多，也收獲了很多好處。
在西方人眼裏，他是中國通；在中國人眼裏，他是西方通。
春天老人出訪新加坡的時候，對當時新加坡的城市建設很感興趣，感慨中國和新加坡差距很大，希望向新加坡學習對外開放的經驗。
李光耀說了這麽一番很討巧的話：“我認爲中國真要追上來，會比新加坡做得更好，根本不會有問題；
再怎麽說，我們都不過只是福建、廣東等地目不識丁、沒有田地的農民的後裔，中國卻有的是留守中原的精英後代。”
李光耀的政治理念，就是極度功利的實用主義，一切以是否有效作爲准則，他和任何國家交好，都只是因爲交好有利益，一旦利益消失，李光耀會毫不猶豫地轉換政策。
起初，李光耀反對在新加坡推廣華語，官方語言只有英語。
然而，當中國1978年決定改革開放後，全世界都還在觀望時，新加坡卻成了反應最快的一個。
1979年，中國改開的第二年，李光耀就在新加坡大力推廣華語，他認爲“再過20年，中國將會實現他們此前提出的4個現代化，到那個時候，它的貿易量將變得相當大，而我們將不得不和中國做生意。”
“如果現在我們學會了華語，到時候去到中國會很方便，也能讓他們對我們更有親切感。而這一些，都是福建話和廣東話等方言溝通不了的。”
李光耀是個學法律的文科生，但在産業發展問題上，卻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工業黨。
1964年，他訪問了剛剛獨立不久的非洲窮國加納。
加納總統恩格魯瑪非常自豪地向李光耀先生介紹了加納人的驕傲——加納大學校長，畢業于英國牛津大學的一位英國文學博士。
然而李光耀坦率地告訴加納總統，我想非洲需要的是更多工程師。
在看待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局勢時，他是少有的敢直言不諱的人。
在面對富可敵國的“亞洲超人”時，那時無論是香港還是內地，對其都是一片贊美之聲。
但李光耀卻直言不諱地評論到：“他投資房地産，收購港口、超級市場、電訊公司。
他的巨大財産來自于壟斷基礎設施和民生工程，對經濟發展沒多大作用，並沒有創造哪怕一個行銷世界的品牌。”
對于香港本土勢力存在的問題，李光耀認爲，一部分香港人對自己的曆史定位有錯誤認知。
在8年前出版的《新加坡賴以向前發展的硬道理》一書中，李光耀花了三分之一頁的篇幅，專門點名講了香港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
李光耀認爲，陳方安生是英國殖民體系下的影子，她十分懷念當“高等華人”，拿一大堆英國勳章的“好時光”。
當香港回歸後，以陳方安生的這些前殖民地精英不願接受北京的幹預，她們仍幻想著執行英國的那一套，以爲落實民主和得到美國的支持，香港便能“五十年不變”。
李光耀毫不留情地批判，這種想法“簡直是垃圾”。
用我們民間的話來說，這就是個“二鬼子”。
對于印度，李光耀在6年前出版的《李光耀論中國與世界》中評價道：
“印度不會答應同中國簽自由貿易協定，如果印度答應，中國商品就會大量進入印度，同印度本國商品競爭，而印度害怕同中國制造業競爭。”
果然，RCEP談了7年，十幾個國家都同意了，就等印度簽字，結果印度在今年的最後關頭退群了，理由正如李光耀所說——害怕。
對于歐洲的問題，李光耀在《李光耀觀天下》中也有過預測。
李光耀以法國爲例，指出：
湧入法國的大量外籍移民，尤其是穆斯林群體，並沒有很好的融入法國社會，而是聚集在一起形成少數種族聚集的郊區。
某些種族的移民生育率奇高無比，卻可以不工作躺著吃高福利，因爲生的多還有大量補貼，這加劇了本地居民和移民的沖突。
法國經濟本就增長乏力，蛋糕不夠了，再加上宗教沖突、移民沖突、貧富差距交織在一起，必然會引發民粹的反彈。
從年初的黃背心運動，到年底的全民大罷工，法國的遭遇是整個歐洲困局的縮影。
而對于超級大國美國的未來，2013年李光耀在書中進行了直擊靈魂的“定體問”。
盡管李光耀認爲未來二三十年內，美國仍將是唯一的超級大國。軍事、經濟、科技力量都非常強大，但美國體制本身就埋下了陷阱。
“如果一個候選人能夠以巧妙圓滑的方式把自己和自己的計劃展現出來，再充分利用大衆傳媒，就很容易鼓動民衆選舉其爲領導人。”
“競選已經成爲一場形象包裝和宣傳的競賽……新媒體顧問居然是高收入的專業人士，而且需求量很大，如果人設包裝的好，就算是毫無從政經驗的農場主形象，也能成功當選。”
2016年，李光耀去世一年後，一位毫無從政經驗，扮演過農場主的商人成功當選。
李光耀認爲美國的另一個陷阱是“個人權利的過度膨脹影響公衆秩序”，槍支、毒品、暴力、流浪者在美國日趨泛濫，這體現了公民社會的墮落。
有一個數據可以佐證這一點，由于醫療的進步，全世界發達國家甚至大量發展中國家的人均壽命都在穩步增加，而美國就是那個異類，人均壽命居然在持續下降。
李光耀還預測，多元化會毀掉美國，大量墨西哥人以及其他國家的人會瘋狂地從南美洲和中美洲湧入美國，在美國的土地上傳播他們自己的文化。
美國想要保持主體文化凝聚力，必然要對移民作出限制。
特朗普先生似乎就是李光耀預言的忠實執行者，甚至做得更絕，直接修牆挑動美國人民內部矛盾，以此來維系支持率。
在衆多國家中，李光耀最看好的還是中國，他認爲中國有著足夠大的體量，強有力的政府和勤勞的人民，將建設成一個全面工業化的高科技社會。
21世紀，人們將見證亞洲恢複其曆史上應有的地位，即便50年不夠，100年足矣，而美國已經無法全面遏制中國。
英國“鐵娘子”撒切爾夫人是李光耀的鐵杆粉絲：“我觀察了他十幾年，他的預言一直沒有錯。”
金燦榮跟李光耀吃過飯後，他對李光耀的評價是：
“非常睿智，才思敏捷，你的問題還沒提完他的答案已經出來了，而且那個時候李光耀已經80多歲了。”
美國戰略大師基辛格認爲“李光耀對于世界格局有著深具洞察力又銳利的分析，是我們這一代人中最卓越超群的資深政治家”。
美國前總統尼克森在《領導者》一書中稱贊李光耀是“小舞台上的大人物，由于曆史的偶然，才只擔任了小國的領導人。”
的確，新加坡地方這麽小，卻能出一個李光耀，是新加坡人的幸運。
李光耀對香港的政治，再看一次頗有意味的終極預言（見上圖）。
這個預測究竟准不准？我相信，時間很快就會給出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