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行30年的何麗萍博士，對生離死別的場面雖已司空見慣，但看到冠病病患在離世的前一刻，只能透過視訊跟家人道別，還是會感到揪心和不舍。
劉智澎 報道
“親人離世前，我們都希望能見他們最後一面，親口跟他們道別，但冠病重症病患無法這麽做。”
入行30年的國家傳染病中心首席醫療社工何麗萍博士（51歲），對生離死別的場面雖已司空見慣，但看到冠病病患在離世的前一刻，只能透過視訊跟家人道別，還是會感到揪心和不舍。
“一些家屬跟病患有過密切接觸，必須隔離14天，無法親自到醫院道別。我就會穿上個人防護裝備，到加護病房幫他們安排視訊通話。”
何麗萍憶述，有一名病入膏肓的年長病患，他的妻子也確診冠病，須留在病房裏。他們的獨生子在國外工作，趕不回來。“直到丈夫逝世的前一刻，妻子仍在祈禱會有奇迹發生。如果沒親眼見到丈夫的遺體，她不願相信丈夫已經離世。”
由于國家環境局規定要用兩層防護袋把冠病死者的遺體密封起來，家屬只能在加護病房外隔著玻璃窗看死者最後一眼。何麗萍說，要讓家屬學會放手，“准許”病患安心地離世，是最艱難的一步。
“病患進入加護病房、病情危急時，家屬都會鼓勵他努力撐下去，其實他們心裏知道終須放手，只是不想放棄最後一線希望。不過，當他們被告知親人真的已經時日無多，就會告訴病患‘你已經盡力了，放心走吧，我們會好好的’，這需要極大的勇氣。”
除了協助家屬辦理後事，何麗萍也會請他們准備死者生前最喜歡的衣服，讓死者有尊嚴地走完人生最後一程。
何麗萍透露，病患過世後，一些獨居的年長家屬容易胡思亂想，卻不願來醫院找社工，怕觸景傷情，因此她會定期做家訪或撥電問候。
疫情期間
接獲180冠病病患個案
“其實醫療社工也得學會放手，我們不能一直抓著家屬不放，但如果他們還沒做好心理准備向其他機構求助，我們就會繼續跟進下去。”
對何麗萍來說，看著家屬一步步走出喪親之痛，重新面對生活，是無比欣慰的事。
自冠病疫情暴發以來，國家傳染病中心的醫療社工團隊已接到180起冠病病患個案，當中不乏外籍遊客、客工和從國外返新的新加坡人。
由何麗萍領導的20人團隊包括14名醫療社工和六名支援人員，其中四人專門照顧冠病病患，其他人則主要輔導感染人類免疫缺陷病毒（HIV）的患者。
加護病房病患情況較危急
醫療社工須24小時待命
由于加護病房的病患情況較危急，何麗萍必須24小時待命。萬一病患情緒不穩或病情急轉直下，即使是周末深夜或淩晨時分，她也得幫忙安撫病患或家屬。“一些病患呼吸困難卻不願插管，因爲一旦插管就無法跟家人用語言溝通，也不能使用手機。”
也有一些住在普通病房的病患，因年幼孩子無人照顧而憂心如焚。
“父母確診，孩子也得隔離。隔著電話聽到孩子嚎啕大哭，任誰都放心不下。我們只能一再向病患保證孩子很安全並已獲得妥善照料，這樣他們才會安心養病。”
何麗萍透露，七歲以下的確診孩童一般會送往竹腳婦幼醫院或國大醫院。不同醫院的醫療社工會盡量協調，安排孩童與父母住在同個病房。
至于被隔離的孩童，如果沒有親戚或女傭代爲照顧，醫療社工也須跟社會及家庭發展部緊密合作，照顧他們的起居飲食。
何麗萍解釋，導致病患焦慮的原因有很多。一些看似芝麻綠豆的小事，也能帶給病患很大的慰藉。
“有的病患因兩三周沒剪指甲而感到煩躁，一把指甲刀就能解決問題。在本地無親無故的外籍旅客，有時只需一個熱水壺或幾本雜志書籍，就可一解思鄉之情。像這類需求，我們都會竭盡所能幫忙。”
何麗萍目前也在新加坡國立大學任教。她常對學生說，在傳染病科當醫療社工有一定的挑戰和壓力，每天都充滿不確定性。
她在訪問結束時莞爾一笑，“不是我選擇這份工作，而是這份工作選擇了我。我們的任務就是幫助人們排憂解難，只要找到其中的意義，就會想要一直堅持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