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中的不同角落，如果稍加留意，會看到不少向知名地標致意的用心之作。
正是這些致意之作，帶著人們一步步走近這座新舊交融、東西荟萃的都會城市。
20世紀初烏節路火車橋一景，約攝于1913年。（國家檔案館圖片）
致意，是一種姿態，常見于今天電影作品、建築設計的敘事語言裏，其實也寄寓在一個城市爲自己打造的記憶圖譜之中。每一個致意姿態裏，含著對前人作品的贊歎憧憬，也有後人自己的創意诠釋，既別出心裁又其來有自，每每透出一層妙不可言、熟悉可親的暖意。
城中不少設計靈感，受啓于曆史敘述中的遙遠意象，讓人看到“新”向“舊”的致意姿態。不過，源自曆史的設計理念往往內藏不露，無論人們是否留意，它徑自靜靜地裝點著市容。不過若是哪天你願意停下來多看 一眼，它便會告訴你一段很長的故事。
烏節路火車橋：百年後的致意
（1903年至1930年代初）
新加坡自然學會和新加坡傳統文化學會于2015年共同編印的《綠色鐵道走廊》小冊子（Green Rail Corridor）裏，有一節專談本地鐵路小史：1903年1月1日“新加坡—克蘭芝鐵路”通車，火車從位于登路（Tank Road）的“新加坡站”開出，途經歐思禮路，橫跨烏節路，從翡翠山後面駛向紐頓圈，然後跨過武吉知馬水道，經武吉班讓，最後抵達兀蘭車站。
對今天的新加坡人而言，火車“橫跨烏節路”有點不可思議，幾近無法想象。國家檔案館收藏的這張圖片，便是20世紀初火車駛過烏節路火車橋的壯觀一刻，拍攝年份約在1913年。
有趣的是，就在百余年後的2014年，烏節路上大型商場烏節門大廈（Orchard Gateway）落成，一道橫跨烏節路的玻璃天橋（Tube），連接起位于烏節路兩邊的同一商場。那麽火車橋橫跨烏節路的那一段，究竟是在今天烏節路哪個位置？
21世紀初烏節門大廈外的玻璃天橋。
本地知名文史博主林堅源（Jerome Lim）對此做過一番考證：他以今天翡翠山路（Emerald Hill Rd）路口爲坐標，發現當年火車橋與今日玻璃天橋的位置非常靠近，一左一右“守在”翡翠山路口，前者在昔日烏節路冷藏公司旁邊（即今日先得坊的位置），而後者則傍著今日“新加坡遊客中心”。
兩座橫跨烏節路的天橋，建在幾乎同一個位置，中間隔著一個世紀。
失敗的豆蔻年代：沒有“農耕命”的烏節路
（1830－1850年代）
說到烏節路的演變，人們總會提到豆蔻。2009年烏節路同時出現兩個以豆蔻爲主題的藝術雕塑，細看之下卻發現，這並非一段如人們想象賺得盆滿缽滿的風光史，而是一個始于“無比樂觀”、卻以失敗告終的投資故事。
意大利雕塑家米歇爾·裏蓋蒂（Michele Righetti）作品“Nutmeg Grove”（肉豆蔻叢），置放在烏節中央城外行人走道旁。
在“Netmeg, and a Tough of Spice”（豆蔻：情迷香料園）一書中， 莎朗·斯蒂克博士（Dr Sharon Siddique）勾勒出1830－40年代的新加坡圖景：那是一個樂觀積極、充滿期盼的年代，當時的殖民政府相信這個小島可發展成一個獲利豐厚的香料、棕油和椰油出口地，于是劃出數百英畝的土地供雄心勃勃的歐洲人開拓種植園，而烏節東陵一帶土地因靠近市區而特別值錢。
本地雕塑家庫瑪麗·納哈潘（Kumari Nahappan）作品“Nutmeg and Mace”（肉豆蔻與肉豆蔻衣），在愛雍·烏節購物中心廣場展出。
遺憾的是，烏節路也許沒有“農耕命”。自1850年代中期，原本長得好好的豆蔻樹突然開始生病，接著成片枯死，預期中“豆蔻豐收”並沒實現，不少種植園主不得不出售土地，告老還鄉。直到40年後的1897年，植物學家才找出原因，原來當年豆蔻的克星是一種甲蟲類害蟲。
不過也因爲當年豆蔻種植的失利，烏節路自此走上另一條路，開始了從種植園到富裕住宅區，再到時尚商業區的演變。
武吉士人季節：早年航海貿易中的武吉士快速帆船
緊挨著中央購物區烏節路，是勿拉士峇沙－武吉士區（Bras Basah-Bugis District）。早上走在尚未完全睡醒的市區街道上，一擡頭看到晨早的第一道陽光打在白沙浮商業城（Bugis Junction）大門塔頂上，一艘金色小船在晨光映照下熠熠發光，海風強勁地吹著，鼓滿了張起的三片風帆……
白沙浮商業城以武吉士人的快速帆船爲商場標識。
白沙浮商業城以武吉士人的快速帆船爲商場標識。
說到武吉士人和白沙浮區，話題似總離不開“海盜”與“黑街”，可眼前這艘在陽光下金光閃閃的帆船標識，似乎在告訴我們，武吉士人並非如此簡單。
實際上，武吉士人是印度尼西亞蘇拉威西（Sulawaisi）馬來民族的一個分支，有著自己獨特的文化，善于航海與經商。英籍曆史學家瑪麗·坦布爾（Mary Turnbull）曾告訴我們，當年本地航海貿易有“兩個季節”，一是“華人商船季節”（the Junk season），即每年1至3月乘東北季候風抵達新加坡的華人商船隊；另一是“武吉士人季節”（the Bugis season），每年6至12月東南季候風期間從馬來群島來到這裏。那時每到下半年，大批武吉士人的快速帆船（Peraha）停泊在新加坡海岸線，加冷盆地的武吉士人聚居地也格外熱鬧。
武吉士人早年用于航海貿易的快速帆船（Perahu）。（圖片攝于馬來文化館2017年特展）
新加坡第二任執行官約翰·克勞福也記錄了武吉士商人到新加坡做生意的細節：開埠首10年間，每年都有超過百艘武吉士商船造訪新加坡，來時滿載當地土産貨物，回去時把英國鴉片和羊毛織品、中國瓷器，還有暹羅鐵制烹調用具帶到馬來群島沿途各地……
這段航海貿易的曆史雖已走遠，人們並未忘記武吉士商人的貿易角色，晨光中商業城塔樓上的那艘金色帆船，自始至終保持著致意的姿勢。
“基石”變“碑石”：一個未能完成的致意之作
在新加坡富麗敦酒店外靠近安德遜橋的一個安靜角落，立著一個極少爲人提起的“先驅紀念碑基石”（Foundation Stone of the Monument of the Early Founders of Singapore）。
“先驅紀念碑基石”四面的四語碑文，2011年尚清晰可讀。
一塊方形花崗岩基石（約75x75x45cm），架在用紅磚灰泥砌成的四腳基座上，石頭的四面分別刻著以華巫印英四語呈現的碑文。華文碑文這樣寫著：“此碑乃紀念新加坡初期開埠者之功績，其奠基典禮于一九七零年一月十八日敦請新加坡總統英仄尤素夫（今稱尤索夫）·敏伊薩莅臨主持。”
擬建的紀念碑于1970年1月18日由新加坡第一任總統尤索夫主持奠基儀式。（國家檔案館圖片）
在碑文中提到的奠基典禮上，尤索夫總統在致辭中說：“這個碑石並不紀念任何偉人，也不紀念任何個人，而是紀念所有的人，不只是華人、馬來人、印度人、歐亞人或任何族群；紀念所有以各種方式協助建設一個現代化多元種族、多元文化和多種語文新加坡的人。”
說到這個建碑計劃的緣起，其實與1969年新加坡紀念開埠150周年有關。那年新加坡國際校友會決定籌款約20萬新幣，爲各族無名移民先驅者建立紀念碑，最早的設想是在伊麗沙白女皇道興建一座類似日治蒙難人民紀念碑的公園。可惜事與願違，建碑計劃後因經費籌集不足而宣布擱置，基石也因種種原因而數度搬遷，直到2011年新加坡富麗敦酒店重修開業後才歸返濱海區。
1969年建碑計劃後因經費籌集不足而擱置。2011年新加坡富麗敦酒店重修開業後，將“先驅紀念碑基石”重新安置在酒店外一角。
事過境遷，“基石”（foundation stone）本身成了“碑石”（memorial stone）。上周末我們回到新加坡河畔，去看望這個未能完成的致意之作，惟見日曬雨淋下四語碑文字迹不清，尤其是華文碑文幾近無法辨認，看來又到該整修的時候了。
10年間日曬雨淋令字迹脫色，尤其是華文碑文幾近無法辨認。
受啓于曆史意象的設計靈感，實爲可遇不可求；縱是幸運遇上了，也未必能一眼看懂。爲了能看懂，有時不得不走深一點、繞一些路，卻也往往因此遇上了更多有趣的故事。前人說的好，比起找到最終的答案，路上的風景更有魅力。
圖/文：章星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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