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6日，新加坡衛生部通報初步統計：今天新增確診24例，6萬2339例。新增病例當中，境外輸入5起，本土病例19起。
昨日（6月15日），新加坡內部安全局發文告指出，40歲本地男子姚俊威在內部安全法下被拘留兩年。
內安局指出，姚俊威爲獲取金錢報酬，試圖通過到新加坡政府機構任職、向新加坡一些人士索取資料等行爲，收集新加坡的有關情報，同時，他也爲外國情報部門物色人員。
（圖源：Dickson Yeo 臉書）
天之驕子的秘密活動
新加坡籍男子姚俊威（Dickson Yeo），曾經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博士生。
Dickson Yeo曾發表過許多研究成果，可謂“天之驕子”。
2015年，他開始爲外國情報部門工作，向美國空軍一名文職人員取得一份關于日本購買美制F35戰機對地緣政治的影響的報告。
2018年，他在新加坡成立美國知名公司Resolute Consulting同名的幌子咨詢公司，以招聘爲名，收集了400多份簡曆，大部分是享有機密權的美軍和美國政府官員。他之後向他們邀稿，並在他們不知情的情況下，將之交給外國政府。
高學曆的他還申請了新加坡政府的多個職位，希望能夠利用職務之便搜羅更多情報。然而，新加坡政府並未錄用他。內安局發言人表示，想要申請這些涉及國家安全的職位必須先通過一系列安檢。
作爲研究者，姚俊威曾以寫研究報告爲名，嘗試聯絡新加坡許多消息人士，以便探聽新加坡的各路情報。
在美國的活動與判刑
姚俊威在2015-2019年四年期間，多次到訪美國，除了撰寫政治領域研究報告，暗中還有一個秘密任務——爲外國情報部門進行情報收集。
2019年1月，他飛赴美國，通過利誘美方軍方、政府官員以將美方情報轉交給第三國。他的聯系人甚至包括美國五角大樓的官員。
2019年11月，他向美國陸軍一名軍官要求提供保密信息。該軍官舉報，結果姚俊威在紐約肯尼迪國際機場降落後被逮捕。
2020年7月24日，姚俊威在美國法庭承認，自己爲外國政府非法收集情報。
2020年10月9日，他被判坐牢14個月，從被逮捕之日算起。
根據美媒報道，姚俊威在檢方呈給法庭的簽名證詞中，承認自己爲中國情報機構工作，與情報人員見面不下20次，而且到訪中國時獲得特殊待遇。
他最初是收集東南亞國家的政治報告和情報，後來把工作重點轉向美國。
根據《海峽時報》報道，在美國庭審時，他堅稱自己支持中國，沒有出賣新加坡利益。
去年7月27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在例行記者會上回應記者提問時表示，不了解有關情況。他說：“但我想指出，美方執法部門爲了抹黑打壓中國，近來不斷炒作所謂‘中國滲透’‘中國間諜問題’，已經到了草木皆兵、杯弓蛇影的地步。”
汪文斌說：“衆所周知，美國在全球範圍內猖獗地大搞間諜竊密活動，連自己盟友都不放過。這些都有實據可查。我們敦促美方停止“賊喊捉賊”，停止利用所謂間諜問題對中國進行汙蔑抹黑。”
去年12月30日，姚俊威被遣返回新加坡，入境之後被內部安全局逮捕。
內部安全局指出，他曾向美方透露，自己除了收集美國情報，同時也收集其他國家的情報。
其導師被指爲外國代理人
2017年被驅逐出境
2017年，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特聘講座教授、亞洲與全球化研究所所長黃靖教授，被指是外國代理人（Agent of Influence），與外國情報人員接觸與合作，利用學者身份和職務，接近新加坡具有影響力的名人，企圖影響新加坡外交政策，有意識地在暗地裏推進另一個國家的議程。
黃靖否認這個指控。
很巧的是，黃靖是姚俊威的導師。根據《南華早報》報道，黃靖指出，姚俊威只是系裏其他同事轉介給他的，是他所監督的六位博士生之一，但也是表現最差的。
去年8月，《聯合早報》引述黃靖說，“我真的很意外，但我很高興他落網了……他給我的印象是害羞又謙虛，但他渴望成爲一號人物。你知道，就是那種自我重要感。在那之後，我對他沒有太大印象。”
黃靖教授和妻子楊秀萍的永久居民身份已被取消，並被驅逐出境。
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發言人表示，將會加強學生的監督和提高風險意識，並稱對任何會損害國家利益和安全的行爲保持零容忍態度。
新加坡內安局表示，“新加坡政府嚴謹看待任何與外國政府建立不當關系，並聽命于外來勢力、參與有害我國安全和利益的活動，包括雙邊關系。”
新加坡曾出現過的一些間諜案
新加坡逮捕美國領事、ICA官員
1961年初，美國中央情報局派特工收買新加坡政治部的一名官員。政治部就是現在的內部安全局。
中央情報局政治部承諾給予這個官員優厚報酬，並保證，萬一東窗事發，會把他和家人送去美國，保證前途。該官員三天之後向上司柯裏頓報告，柯裏頓向總理李光耀報告。
李光耀給柯裏頓下指示說，“必須徹查此事，任何方面都不放過；追根究底，不能罷休。但，要時刻謹記，我們不是在跟敵人周旋，而是在處理朋友的該死的愚蠢行爲”，並下令設圈套。
1961年4月，三個美國人不知事情已敗露，鑽進了圈套。三人到了烏節路附近的一家公寓內，准備用測謊器測試該名官員是否誠實，結果被一網打盡，當場被捕。
三人當中，一人是美國駐新加坡領事，有外交豁免權，新加坡政府只能放人；另外兩人，一個是CIA駐曼谷官員，一個是CIA駐吉隆坡官員，新加坡政府發出爲期一年的扣押令。按新加坡法律，如果罪名成立，可判12年監禁。美國駐新加坡總領事對此案一無所知，引咎辭職。
4月15日，美國國務卿賴斯克親筆簽名，給李光耀致信，稱：“獲悉貴國政府發現美國政府的某些官員在新加坡從事不正當的活動，我感到非常痛心。我要讓閣下知道，兩國政府之間的友好關系因這次不幸事件而受損，令我萬分遺憾。新任政府十分認真地對待此事，准備檢討這些官員的行爲，采取適當的紀律處分。”
李光耀通過英國駐新加坡最高專員（即大使）薛爾克向美國傳話，如果美方支付1億美元給新加坡政府作爲經濟發展之用，新加坡願釋放二人，同時保密。
美國回應，願意支付100萬美元，但對象不是新加坡政府，而是執政的人民行動黨。李光耀大怒，認爲此舉是在收買政治領袖，是嚴重的侮辱。
在薛爾克再三斡旋下，新加坡政府一個月後釋放了ICA的那兩名官員，警告他們不得再犯。李光耀在回憶錄裏寫到，“我們希望這番警告會受到重視，卻怕說了也等于白說”。
（《紐約時報》對此事的報道，1965年9月2日）
1965年，新加坡獨立之後，李光耀公布此事。卻沒想，美國國務院全盤否認，對李光耀的話表示“震驚”，認爲這是“不幸的，中了印尼人的詭計”。
李光耀回應，“美國人愚蠢地否認了無可爭辯的事實”（The Americans stupidly deny the undeniable）。
之後，李光耀公布了美國國務卿四年前的那封信。
美國國務院收回了否認。
蘇聯“紅燕”出手
新加坡使館譯電員被套路
1980年3月25日，新加坡駐蘇聯大使館譯電員黃慶順因間諜罪被判刑十年。
黃慶順（Alan Wee Kheng Soon）1950年出生，1967年進入新加坡外交部工作，1978年被派往新加坡駐蘇聯大使館擔任譯電員。
黃慶順與妻女在莫斯科住在由新加坡政府租下的公寓。1979年5月，黃慶順在公寓接到一通電話，電話是一個女人打來的，自稱是黃慶順所住公寓前任住戶、調任回國的新加坡外交官的好友，叫柳芭。
兩人搭讪起來，之後約在附近的一家名叫Labrinth迷宮的餐館吃飯。飯後，兩人到酒吧喝酒、跳舞，一直到淩晨一點半。之後，柳芭把黃慶順帶回自己的一房式公寓，兩人聊天、喝酒，之後一起過夜。
交往一個月不到，柳芭向黃慶順表明自己的克格勃特工身份，威脅黃慶順，要把兩人親密的照片交給他妻子，也威脅對他妻女下毒手，要求他交出使館譯文的代碼。
黃慶順沒有將此事告知妻子，也沒有向大使報告，而是到公寓附近的地鐵站，向柳芭陸續提交使館的機密電文，同時繼續與她幽會。最後，黃慶順把整部譯電密碼交給了柳芭。
作爲交換，克格勃允許黃慶順以非正常途徑進出蘇聯，方便他從事宗教物品走私生意，最終在赫爾辛基被芬蘭警方逮捕。已經掌握線索的新加坡政府借此將他召回國內。黃慶順自知東窗事發，向柳芭求助，要留在蘇聯，結果被無情拒絕。
黃慶順回到新加坡之後，即刻被逮捕並告上法庭。
主控官指黃慶順不配合調查，不肯透露柳芭的全名，也不老實交代自己的行爲，反而在出事之後，意圖留在蘇聯，不肯歸國。
在庭審時，黃慶順供認，有一次柳芭指著他公寓外的一部撞毀的奔馳車，告訴他，如果不與她合作，她可以隨時安排這類車禍降臨他的妻女身上。
主控官反駁，“對方最初可能用了威脅手段來逼你交出東西，但對方從未逼迫你繼續與她上床。”
1980年3月25日，法官判黃慶順罪名成立，認爲他對國家利益造成的“無法估量”的損害；他面對的兩項間諜罪指控，各判五年徒刑，分開執行，一共判刑十年。
新加坡驅逐蘇聯使館二等秘書
1982年2月22日，新加坡驅逐蘇聯駐新加坡使館二等秘書拉爾金（Anatoly Alexeyevich Larkin）和蘇聯官員邦達列夫（Alexander Alexandrovich Bondarev）。
新加坡政府文告指出，拉爾金自1979年9月就派駐新加坡，是蘇聯使館二等秘書，假冒歐洲一家報館的記者身份，謊稱是瑞典公民，接觸新加坡無症部隊一名技術少尉，向他承諾金錢報酬，換取敏感軍事信息。少尉向上司報告，此事暴露。新加坡政府將 拉爾金列爲不受歡迎人物，加以驅逐，限定24小時內離境。
邦達列夫是船廠監工，派駐在新加坡吉寶船廠，負責監督蘇聯商船的維修。他以介紹生意爲甜頭，從1979年10月發展新加坡本地一名商人，擴大他的情報網。新加坡政府隨即撤銷邦達列夫的工作准證（Employment Pass），被令24小時內離境，永遠不批准入境。
當年，蘇聯情報人員在東南亞的活動猖獗。1981年底，三名蘇聯外交官因涉及間諜活動，被馬來西亞政府驅逐出境；1982年2月中旬，蘇聯駐雅加達使館武官和一名航空公司經理則被印尼政府驅逐出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