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爾達會議三巨頭本文系蔣經國對1945年夏隨宋子文赴蘇聯談判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回憶。
1945年2月，美國因為要蘇聯參戰，提早結束對日戰爭，羅斯福總統與史達林訂了《雅爾達協定》。我們當時為著要打退壓境的強敵——日本，只好委曲求全，根據《雅爾達協定》，和蘇聯政府談判，簽訂了中蘇條約。
1945年，美國還沒有把《雅爾達協定》公布以前，我們政府已經派員到莫斯科去進行中蘇談判，我也參加。這次的交涉，是由當時的行政院長宋子文先生領導的。
我們到了莫斯科，第一次和史達林見面。起初他的態度非常客氣，但是到了正式談判開始的時候，他猙獰的面目就顯露出來了。我記得非常清楚，當時史達林拿一張紙向宋院長面前一擲，態度傲慢，舉止下流，隨後說：「你看過這個東西沒有？」宋院長一看，知道是《雅爾達協定》，回答說：「我只知道大概的內容。」史達林又強調說：「你談問題，是可以的，但只能拿這個東西做根據，這是羅斯福簽過字的。」我們既然來到莫斯科，就只好忍耐著和他們談判了。
談判中間，有兩點雙方爭執非常劇烈：第一、根據《雅爾達協定》有所謂「租借」兩個字眼。父親（指蔣介石）給我們指示：「不能用這兩個字。這兩個字是帝國主義侵略他人的一貫用語。」第二、我們認為，所有問題都可以逐步討論，但是必須顧及到我們國家主權和領土的完整。後來，史達林同意不用「租借」兩字，對於中東鐵路、旅順、大連這些問題，也肯讓步；但關於外蒙古的獨立問題──實際就是蘇聯吞併外蒙古的問題，他堅持決不退讓。這就是談判中的癥結所在。談判既沒有結果，而當時我們內外的環境又非常險惡。這時，父親打電報給我們，不要我們正式同史達林談判，要我以私人資格去看史達林，轉告他為什麼我們不能讓外蒙古獨立的道理。 當見到史達林時，他問我：「你們對外蒙古為什麼堅持不讓它『獨立』？」我說：「你應當諒解，我們中國幾年抗戰，就是為了要把失土收復回來。今天日本還沒趕走，東北、台灣還沒有收回，一切失地，都在敵人手中，反而把這樣大的一塊土地割讓出去，豈不失卻了抗戰的本意？我們的國民一定不會原諒我們，會說我們『出賣了國土』。在這樣情形之下，國民一定會起來反對政府，那我們就無法堅持抗戰，所以，我們不能同意外蒙古歸併給俄國。」
我說完了之後，史達林就接著說：「你這段話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不過，你要曉得，今天並不是我要你來幫忙，而是你要我來幫忙。倘使你本國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會提出要求。今天，你沒有這個力量，還要講這些話，就等於廢話！」
他當時態度非常倨傲，我也就開門見山地問他說：「你為什麼一定要堅持外蒙古『獨立』？外蒙古地方雖大，但人口很少，交通不便，也沒有什麼出產。」他乾脆地說：「老實告訴你，我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是站在軍事的戰略觀點而要這塊地方的。」他並把地圖拿出來，指著說：「倘使有一個軍事力量，從外蒙古向蘇聯進攻，西伯利亞鐵路一被切斷，俄國就完了。」
我又對他說：「現在你用不著再在軍事上有所憂慮，你如果參加對日作戰，日本打敗之後，他不會再起來，他再也不會有力量占領外蒙古，作為侵略蘇聯的根據地。你所顧慮從外蒙古進攻蘇聯的，日本以外，只有一個中國，但中國和你訂立『友好條約』，你說25年，我們再加5年，則30年內，中國也不會打你們。即使中國要想攻擊你們，也還沒有這個力量，你是很明白的。」 史達林立刻批評我的話說：「你這話說得不對。第一，你說日本打敗後，就不會再來占領外蒙古打俄國，一時可能如此，但非永久如此。如果日本打敗了，日本這個民族還是要起來的。」我就追問他說：「為什麼呢？」他答道：「天下什麼力量都可以消滅，唯有『民族』的力量是不會消滅的，尤其是像日本這個民族，更不會消滅。」
我又問他：「德國投降了，你占領了一部分，是不是德國還會起來？」他說：「當然也要起來的。」我又接著說：「日本即使會起來，也不會這樣快，這幾年的時間你可以不必防備日本。」他說：「快也好，慢也好，終究還是會起來的，倘使將日本交由美國人管理，5年以後就會起來。」我說：「給美國人管，5年就會起來，倘使給你來管，又怎樣的呢？」他說：「我來管，最多也不過多管5年。」後來他不耐煩了，直接地表示：「非要把外蒙古拿過來不可。」
談話一直繼續下去，史達林又很正經地向我說：「我不把你當做一個外交人員來談話，我可以告訴你：條約是靠不住的。再則，你還有一個錯誤，你說，中國沒有力量侵略俄國，今天可以講這話，但是只要你們中國能夠統一，比任何國家的進步都要快。」這的確是史達林的「肺腑之言」，他所以要侵略我們，還是害怕我們強大起來，因此，只顧目的，不擇手段，千方百計來壓迫、分化和離間我們。
接下去，他又說：「你說，日本和中國都沒有力量占領外蒙古來打俄國，但是，不能說就沒有『第三個力量』出來這樣做。」
這個力量是誰？他先故意不說。我就反問他：「是不是美國？」他回答說：「當然！」我心裡暗想，美國人訂下了《雅爾達協定》，給他這許多便宜和好處，而在史達林眼中，還忘不了美國是他的敵人！
最後，經過許多次的談判，《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終於簽訂了。不過，父親當時對於簽訂這個條約，有個原則上的指示：「外蒙古允許『獨立』，但一定要註明，必要經過公民投票，並且要根據三民主義的原則來投票。」這原則，史達林總算是同意了。我還記得，在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時，蘇方代表又節外生枝。他的外交部遠東司的主管同我商量，要求在條約上附一張地圖，並在旅順港沿海一帶區域，畫了一條黑線，大概離港口有20海里的距離，在這線內，要歸旅順港管轄。照國際法的觀點，公海範圍是有一定的規定，就是離開陸地有一定的距離，俄方此一要求，顯然是不合理的。為了這一問題，爭執了半天，從下午四點半到晚上兩點鐘，還沒有解決。我很不耐煩地說：「你要畫線，你畫你的，我是不能畫的。」他說：「不畫這個線，條約就訂不成！」我說：「訂不成，我不能負責，因為我沒有這個權力。」他說：「我是有根據的。」我說：「你有什麼根據？」他拿出一張地圖，就是沙皇時代俄國租借旅順的舊圖，在這張地圖的上面是畫了一條黑線的，並且指著說：「根據這張圖，所以我要畫這一條線。」
我覺得非常滑稽，因此譏諷他們說：「這是你們沙皇時代的東西，你們不是早已宣布，把沙皇時代所有一切條約都廢止了嗎？一切權利都全部放棄了嗎？你現在還要拿出這個古董來，不是等於還承認為你們所打倒的沙皇政府嗎？」他有點著急說：「你不能侮辱我們的蘇聯政府！」我說：「你為什麼要根據這個東西來談判呢？不是等於告訴全世界說：你們還是同沙皇政府一樣嗎？」他說：「你不要吵鬧，你的火氣太大。」我說：「你要訂約可以，但無論如何這一條線是不能畫下的！」
經過一番力爭之後，這一張地圖，雖附上去了，可是那一條線始終沒有畫出。由這件事看來，我們完全了解，史達林原來就是沙皇的再世。錯失最後一次機會：中國還有機會收回外蒙古嗎？
2010年，是蒙古民主革命成功20周年紀念，2011年，則是蒙古首次宣告獨立100周年紀念。蒙古人對這兩個特殊年份的看法，蒙古通訊社社長巴桑蘇仁的總結極具代表性：「100年前，我們不再聽從北京的命令，20年前，我們不再看莫斯科的眼色，我們是個真正獨立自主的國家。」
幾乎所有蒙古政治、知識精英談到歷史時，都有四個基本共識：一、對獨立備感驕傲；二、對民主充滿自豪；三、對成吉思汗無限景仰；四、強調「平行外交」，即在所有大國間，尤其是中俄之間，均衡發展關係，不能再回到受大國支配控制的歷史。
由於對蒙古國民心態缺乏基本了解，中國大陸很多人誤以為，蒙古擺脫了蘇聯控制，眼看著昔日的「祖國」如此欣欣向榮，或許會有主動回歸之心，內地網際網路上長期流傳一篇《蒙古大呼拉爾討論回歸中國》的「新聞」，頗能代表部分中國人的這種一廂情願。
相對大陸官方的理性務實，台灣在外蒙古問題上就顯得缺乏基本的現實感。
台灣「內政部」1999年最後一次出版的《中華民國全圖》（此後未再出《中華民國全圖》），因為蒙古國還在版圖之中，中國的輪廓是「秋海棠」而非「雄雞」；此外，國民政府1930年代制訂的《蒙古盟部旗組織法》，直到2006年才被台灣官方廢止；而國民政府時期主管蒙區（含外蒙）和藏區事務的「蒙藏委員會」，竟一直延續至今（業務早已變遷）。
這種理論與現實的巨大衝突，在台灣被爭議多年。直到2002年，才通過修訂《台灣與大陸關係細則》，將蒙古從「大陸」的定義中剔除。 台灣民間「深藍」人士的「大中華情結」就更為濃重，撰文渴望蒙古回歸者大有人在，大陸逐漸發酵的「外蒙古回歸」問題一定程度上是受此影響的結果。
台灣在蒙古國問題上的尷尬，源於國民黨政權遷台後，拒不承認1945年的《中蘇友好條約》；同時，指控蒙古獨立乃是1949年「共匪賣國」的結果，而李敖等海外文人則嚴密考證，指責國民黨蔣介石政權才是真正「割讓蒙古」的罪魁禍首。
兩個版本的存在，令今天民間言及蒙古國獨立，便攪起「到底是國民黨之責還是中共之責」的無休爭議。那麼，蒙古獨立到底有怎樣的複雜經過？
正式承認蒙古獨立的是非
中國政府正式承認蒙古的分離獨立，是1945年8月14日國民政府與蘇聯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此條約雖名為「友好」，實則一點不友好—「約定」：蘇聯出兵擊敗日本後，讓蒙古經由全民公決來決定其是否獨立，而中國對獨立後的蒙古人民共和國將予以承認；而交換條件是，蘇聯承諾「尊重中國在滿洲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干涉新疆事務，不援助中共」，以及對日宣戰，幫助中國「驅逐日本人」。
《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簽署後，當年10月20日，蒙古在蘇軍「保護監督」下舉行了全民公投，接近100%的票數贊成外蒙古獨立。1946年1月5日，國民政府發表了一個態度冷淡的簡短公告給予承認。此時，國共雙方尚未同室操戈，但敵對之勢已成。對於國民黨所簽之涉外條約，中共無一不抨擊，但唯獨對這個條約，不僅給予高度支持，且在國民黨對條約「執行不力」或「心有不服」時還大加撻伐。蓋兩黨都有苦衷，中共的處境還更為尷尬—當時，史達林一方面在新疆扶植「東突」起事，一方面在東北侵犯中國主權，阻撓回收，同時強迫蒙古分離，甚至連條約中的很多承諾都沒兌現，引起全中國激憤。1946年春，以中國各高校大學生為首，發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反蘇運動，重慶中共的《新華日報》和親中共的民盟《民主報》還遭到沖砸。
關於外蒙獨立一事，中共官方第一次旗幟鮮明地公開表態，是1949年8月14日《人民日報》的郭沫若文章，名為《我們應該怎樣認識外蒙古獨立》。這是「中蘇同盟」四周年時，郭發表在北京新華廣播電台的廣播詞。
郭在文中歌頌外蒙獨立，譴責「中國侵略者」壓迫和欺負蒙古人民，認為蒙古尋求解放和獨立天經地義，認為外蒙人民比中國人爭氣，更早清醒，認蘇聯當朋友，所以得到幫助，更早得解放，中國人民應向外蒙人民告罪、致敬和學習，「有什麼理由跟在美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反動地後面，來對蘇聯『憤慨』呢？」
1950年2月，中共黨史學者胡華在《人民日報》發表題為《承認和保證蒙古人民共和國的獨立地位》的文章，痛斥「只有國民黨反動派才痛恨蒙古人民共和國有獨立地位」，並批評這種「大漢族主義情緒」蠱惑了不少國人。
從統治者角度，開疆拓土是偉業，護國守土是功績，這個常識中外古今執政者都明白，國共兩黨亦然。之所以有「反常」之舉，只是都對蘇聯莫可奈何。
蒙古獨立，從頭到尾皆靠沙俄和蘇聯庇護，史達林則是最重要的操刀者。而中共事業成功絕對離不開蘇聯和史達林的支持，面對被自己尊稱為黨和人民的「導師」、「慈父」、「大元帥」的史達林，中共在蒙古問題上做此表態實非得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