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國全境爆發新冠病毒疫情，起因爲野生動物傳播，可能爲中華馬蹄蝠，引起了廣泛的關注。
瘟疫（天花、鼠疫、霍亂等）自古便是一個社會性的難題。早在商代，中國就有了瘟疫的文獻記載《小屯·殷墟文字乙编》，到春秋戰國時，人們已對疫情有了較高的認識，《禮記·月令》多次提到“疫”：
“孟春行秋令，則民大疫。”
“季春行夏令，則民多疾疫。”
“果實早成，民殃于疫。”
先民們早已總結出，季節異常、違背自然規律行事，容易爆發疫情。
在古代中醫典籍中，記載了大量瘟疫理論。《素問·本病论》中首次提出了“瘟疫”病名，《黃帝內經》則出現了“疠”、“溫厲”、“疫”等九個概念，《內經》提出五運內氣導致瘟疫，張仲景《傷寒雜病論》的問世也是由于疫病。
那麽古代是如何解決疫病問題的呢？
晉、隋、唐時期，人們對瘟疫的認知處于上升階段，但留下了許多方劑，流傳至今，依然沿用。這時期提出的“太乙流金方”流傳極廣：
將草藥香物制成香囊佩戴于胸，如藿香、艾草、千裏光、佩蘭等，或懸挂于簾帳，或燒燃煙熏于居室。
唐代王焘于《外台秘要》中記載了22種辟瘟方，如知母解肌湯、大青消毒湯、地黃湯、香豉湯等。
到了宋、元、金時期，中醫學的發展已趨向于完善，將瘟疫性質仔細區分、對症下藥。宋代龐安在《傷寒總病論》中，將傷寒與溫病區分；金代劉完素則爲寒涼派代表人物；張從正在《儒門事親》中將瘟疫分爲“天”與“地”兩類。這些理論研究，對後世影響非常深遠。
到明清時期，中華民族已經總結出一系列相當完善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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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隔離控制。
西漢時，《後漢書·孝安帝纪第五》就有記載：
“會稽大疫，遣光祿大夫將大醫循行疾病……賜棺木。”
——對瘟疫患者的屍體進行隔離，能有效防範疫情傳播。光進行屍體掩埋是不夠的，清代熊立品《治疫全書》中記載道：
“傷寒無鬼，氣候相傳”
“福禍無門，唯人自召”
即鄰裏之間，首先就要切斷聯系。家人之間，亦要注意隔離，如清代陳耕道《疫痧草》記載：“家有疫人，吸收病人之毒而發病者，爲傳染，兄發痧而預使弟服藥，若弟發痧而使兄他居之爲妙乎？”，強調環境隔離。王孟英《重訂霍亂論》中記載：“人煙稠密之區，疫疠流行。”，強調在疫情傳播階段，人們要避免聚集性活動，避免近距離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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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控制環境。
《雞肋篇》中記載：“縱細民在道路上，亦必飲熱水。”，和西方人不同，我國自古就重視喝煮沸過的水，這樣就能防止病菌侵入。但光靠煮沸熱水也是不夠的，在疫病傳播期間，將井水消毒、空氣消毒也是重要的舉措之一，在古裝類型的電視劇中，我們也可以經常看到，一旦出現瘟疫，井水就成了需要切斷的來源之一。
《肘後備急方》中首次提出了空氣消毒法，即用雌黃、雄黃、朱砂等消毒物制成虎頭殺鬼方，在房屋中燃燒進行空氣消毒；清代劉松峰的《松峰說疫》記載了飲用水消毒法：用赤豆、糯米浸泡在水缸中，每日取用；將蒼術淨水消毒；用麻子三七粒、赤豆七粒共撒水井中。
此外，居住之所的潔淨也極爲重要，陳虬《瘟疫霍亂亂答問》中寫道：
“溝渠宜打掃清潔，衣服宜漿洗幹淨。”
“房屋大者宜多開窗牖，小者須急放氣孔，而尤要者，則廁桶積穢之處，日施細炭屑其上，以解穢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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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是個人調養。
疫情泛濫時，應當注意個人衛生。《備急千金要方》中記載：
“凡時行疫疠，常以月望日，細锉東引桃枝，煮湯浴之。”
《延年秘錄》中記載，用桂心、蘭草、大黃、麻黃等沐浴，可止疫情。
在精神上，《內經》中記載：“正氣存內，邪不可幹。”“志閑而少欲，心安而不懼，形勞而不倦。”陳虬《瘟疫霍亂亂答問》中寫道：“一切耗神之事，總宜戒斷。”，強調頤養正氣，注重精神調養。
此外，飲食方面，需要忌口。晉代葛洪《肘後備急方》記載：“凡得毒病後百日之內，禁食豬、犬、羊肉……又禁食面食、胡蒜、韭、生菜、蝦輩。”
總之，清代基本形成了對抗疫情的體系，但由于科學技術不夠，無法如現代這般快速有效地解決疫情。此次新冠病毒疫情，適當參考清代體系的防疫手段也是有些用處的。
作者：奇妙丸
（部分圖片來自于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