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與此同時，毛澤東就此案作出了指示：全國冤案太多，各個專案都已搞了多年，再不結案，非把人整死不可。
馬明方資料圖
本文摘自：人民網，作者：熊坤靜，原題：「新疆馬明方叛徒集團案」始末
1980年6月24日，中共中央以中發（1980）65號文件，批准了中央組織部和解放軍總政治部聯合提出的關於為「新疆馬明方案」平反的報告，該文件稱：「事實證明，所謂『新疆馬明方叛徒集團案』，是林彪一夥和康生等人製造的一起冤案，應推倒強加給馬明方、張子意等同志的一切不實之詞，徹底平反，恢復名譽。」那麼，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迪化抗日虎口脫身
1937年10月，中國共產黨與新疆邊防督辦盛世才建立了新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同時，在省城迪化（今烏魯木齊）設立了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陳云為首任中共駐新疆代表兼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主任。此後，應盛世才的要求，我黨相繼抽調了70多名幹部，由盛世才安排進新疆的群眾團體、政府機關以及財稅、文教、新聞、軍事等部門工作。在繼任中共駐新疆代表鄧發（化名方林）、陳潭秋（化名徐傑）的領導下，他們克服了環境複雜、條件艱苦等諸多困難，嚴於律己，勤奮工作，堅決執行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為鞏固新疆這個全國抗日的大後方，保障新疆這條重要國際交通線的暢通，並為推動新疆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作出了很大貢獻。與此同時，我黨還從「新兵營」和延安抗大等處挑選了43名幹部、戰士進入新疆航空隊學習飛機的駕駛和修理等技術。另外，在1939年秋至1941年夏期間，我黨有一些殘疾軍人來到迪化養病，還有一批幹部自蘇聯回國途經新疆時，由於經過蘭州、西安去延安的道路被國民黨頑固派重兵封鎖，使他們被迫滯留於迪化。曾擔任過中共陝北省委書記、陝北省首屆蘇維埃政府主席等職，並於1938年赴蘇聯治病和學習的馬明方，在1941年回國時，也被阻於此。遵照黨中央的指示，他在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擔負起黨支部書記的職責。
本質上善於趨炎附勢、政治投機的盛世才，其結好蘇聯、聯合中共的根本目的是想夯實他在新疆的統治基礎，鞏固他在新疆的「土皇帝」地位。
國內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後，國民黨頑固派不斷掀起反共逆流，製造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八路軍處境維艱；國際上，由於蘇聯被捲入第二次世界大戰，自身難保，無暇東顧，更無能為盛世才當局提供幫助了。於是，盛世才決定更換門庭，投靠蔣介石，大舉反蘇反共。
1942年9月初，盛藉口「容易保護與免被國民黨發覺」，先是將分住在羊毛湖、「新房子」招待所和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的中共黨員，全部集中在八戶梁原土產公司的一個倉庫院內，繼之又分批將他們軟禁起來，使未及撤離的在新疆的中共黨員及其家屬子女128人全部失去自由。
自1943年2月7日夜起，盛世才撕去偽裝，正式抓人，至4月13日，入獄的中共黨員幹部已達60人。
自3月10日起，蔣介石派駐迪化的所謂「特派新疆審判團」，夥同盛世才對獄中的中共黨員進行了歷時3個月的審訊迫害。期間，有15名中共人員被提審，其中對陳潭秋、毛澤民、林基路等人的刑訊逼供尤為慘烈。但陳潭秋等人始終堅貞不屈、據理駁斥，使敵人的多項陰謀歸於破產。9月27日，經請示蔣介石批准後，盛世才最終以莫須有的「危害民國」罪，將陳潭秋、毛澤民和林基路秘密殺害。
為了抗議敵人的虐待和暴行，獄中的中共黨員發動聯合絕食鬥爭，另外，獄中黨組織看穿了盛試圖以當「工犯」的手段來收買中共同志的詭計，便領導大家堅決抵制，也取得了勝利。
盛世才調離新疆後，吳忠信於10月初被蔣介石任命為新疆省主席。上台伊始，他就把盛世才軟禁的中共人員幾乎全部投入監獄。
在吳忠信集中精力對省政府實施改組之際，處於混亂中的監獄就非常有利於被集中關押在各牢房的中共黨員之間的聯繫。於是，以張子意、馬明方等為核心的獄中黨組織在總結前一階段的鬥爭經驗與教訓的基礎上，制訂了新的對敵鬥爭方針與策略，適時提出了「百子一條心，集體無條件釋放回延安」的口號，使全體中共黨員更加緊密團結起來，連續開展了三次大規模的反普遍審訊鬥爭和集體絕食鬥爭，有力地揭露了盛世才殘酷殺害陳、毛、林的罪行，挫敗了國民黨策反中共人員的圖謀。
中共黨員在新疆被軟禁關押的消息，很快即由共產國際轉遞給中共中央，黨中央又迅速電請在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工作的周恩來設法營救。經多方努力，國民黨當局迫於壓力，遂於1946年4月同意釋放新疆在押中共人員。
歷經一個月的長途跋涉，行程3000多公里，這批被釋放的人員終於在7月11日勝利回到延安。不久，馬明方、張子意除向劉少奇口頭彙報了中共人員在新疆獄中鬥爭的情況而外，還認真深入總結經驗教訓，寫出了《在新疆監獄中反法西斯鬥爭經過報告》，報送中央組織部。原新疆航空隊中共黨支部提交了《航空隊黨支部關於在新疆學習與生活情況給中央的報告》。經過3個月的休整之後，這批中共黨員，又奉命奔赴新的工作崗位，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作出了新的貢獻。
捕風捉影舊事生非
「文革」爆發後，以極「左」面目出現的林彪、康生等人提出「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反動口號，鼓吹「凡是解放前被國民黨逮捕過的人，過去所做結論一律作廢，重新審查。」於是，在席捲全國的「揪叛徒」的風潮中，繼所謂「六十一人叛徒集團」之後，「新疆馬明方叛徒集團」也悄然出籠。
由於南開大學「八一八」群眾組織在康生等人主抓的所謂「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中首立「戰功」，於是該大學的另一個名叫「衛東」的群眾組織也奮起直追。1967年5月的一天，該群眾組織在抄家時發現一張包括李宗林在內的解放前從新疆國民黨監獄獲釋回來的130名中共人員及其家屬子女的合影照片，繼之順藤摸瓜，通過調查檔案又發現一份當年在新疆被國民黨逮捕入獄的中共人員名單，以及國家第三機械工業部和民航總局等單位向他們介紹的有關陳潭秋、毛澤民等被捕、犧牲的零碎情況後，便做出這樣一個「推理」：李宗林與陳潭秋、毛澤民、林基路一起被捕，惟陳、毛、林被害，而李宗林、馬明方和張子意等卻被釋放，那麼李、馬、張等就極有可能在獄中變節，出賣了陳、毛、林，而與李合影的那100多名中共黨員也就很可能都有叛變問題。於是決定繼續調查，深入「挖掘」，並得到時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司令員的吳法憲的支持，同時對此頗感「興趣」的林彪之妻葉群，也派其弟葉鎮插手此案。
11月初，隨著由吳法憲、李作鵬和葉群等領導的中央專案組第二辦公室主管的中央「四三」專案組（意為新疆監獄問題的要害是1943年的問題）的成立，所謂「新疆馬明方叛徒集團」被正式立案，對外代號「五二六」。經過康生審定，在當年被無條件釋放返回延安的人員中，現已在黨、政、軍系統擔任高級領導職務並有代表性的馬明方、張子意、方誌純、高登榜等20人被列為該專案組直接審查的對象，其餘均由所在單位「立案審查」。
對於「新疆馬明方叛徒集團案」，雖然聯合調查組曾兩赴新疆，但由於得到的是「死材料」多，「活材料」少，而且無法證實他們所要「證明」的問題，因而當「四三」專案組剛成立不久，中央二辦主管該案的吳法憲就指示專案組：「材料不少了，現在要突擊審訊，要他們的口供。有口供就可以定案……其它組都有戰果，就是我這個司令管的這個組報不出戰果。」為此，他責令專案組「把人分成三班倒，日夜審訊」，「案犯不老實就銬起來」，「對他們不存在什麼車輪戰、逼供信」。從此，該專案組對所列「案犯」大搞刑訊逼供，使用了車輪戰、「坐飛機」等酷刑，逼取其所需要的「口供」。與此同時，專案組還對當年的敵特人員如原國民黨中統局特務鄭大倫和真正的大叛徒徐夢秋等進行了反覆審訊，通過逼供、誘供、指供，製造偽證。儘管如此，專案組所掌握的材料仍不能證明這些同志有叛變行為，相反倒能說明他們是獄中鬥爭的真正英雄。但是，林彪、康生和江青等出於不可告人的目的，即為了打倒一大批老幹部，他們置那些言之鑿鑿的證據材料於不顧，而企圖以鄭大倫、徐夢秋提供的假供為依據，通過刑訊逼供迫使當年這些曾在新疆獄中備受折磨而堅貞不屈的同志承認其是「叛徒」，結果自然是枉費心機，慘遭失敗。在此情況下，康生於1968年6月1日聽取了專案組的彙報，並斥責專案人員說：「我的初步印象是，你們思想有些亂，工作有些慢，力量有些散。本來，馬明方專案比較起來，是比較容易進行的專案，因為有大量的材料，有很多敵偽人員都在……」實際上，康生對被列為審查對象的這些同志當年在新疆監獄鬥爭的情況和出獄的經過是清楚的：1946年7月11日，當這批人員無罪獲釋回到延安時，他曾親自去七里舖歡迎；當這批人經過嚴格審查並進行休整後，他又參與了為其分配工作。然而現在，他卻睜著眼睛說瞎話：「新疆案子有一個重要特點：馬明方、張子意、方誌純等這幫人捏成了一個組織力量，有組織有計劃地向黨隱瞞，銷毀證據，掩蓋他們的叛徒面目，這是不要費多大勁就能想到的。」他甚至還無中生有地說：「這些人出來前，派人和張治中談判，要出材料作交換條件。張治中是國民黨的代表。這些人不僅是集體隱瞞，而且和張治中一道合夥欺騙我們黨，投敵叛變。他們在監獄和國民黨合夥銷毀證據，然後和國民黨一塊潛伏到我們黨內，集體向黨隱瞞。」
在康生的這次講話後，「四三」專案組進行了整頓，並寫了書面檢討，其黨支部副書記也被調離，返回原單位。為了實現「九大前將叛徒、特務清除出黨」的陰謀，林彪、康生、江青等迫不急待地要給馬明方等定性、定案。8月11日，康生在另一次講話中說：「馬明方專案，能定：一、叛徒問題，可定；二、投降國民黨問題，可定；三、包庇特務很突出，可定；四、特嫌；五、高崗反黨集團。」於是，當年從新疆監獄集體獲釋回到延安的這批同志便被定為「馬明方叛徒集團」。儘管如此，他們還是感到心虛。為了搜羅、補足「證據」，專案組於1969年3月又派人到新疆進行了長達4個月的調查。在有些地方，他們甚至掘地三尺，翻挖一通，卻依然是空忙了一場。即便如此，馬明方等還是被康生強行定了案。
歷經周折沉冤得雪
1971年，九·一三事件發生後，周恩來開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不久，中央對當時遍及全國的各種冤假錯案進行了清理、複查和平反。蒙冤負屈的馬明方等同志也紛紛通過各種途徑向中央申訴，給毛澤東、周恩來、葉劍英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寫信，反映受害情況，說明事實真相。
1974年，北京航空學院的李長喜、羅世忠和王精業3人受命對該學院原黨委副書記程九柯的歷史及其有關人員的問題進行複查。經過5個月的調查後，他們於次年3月向中央書面報告了調查情況和結論。報告分析「馬明方案」久拖不決的主要原因是「有些專案組還帶著老框框」，「中央二辦曾封存過新疆敵檔中有關說明這批人無問題的材料，不讓下邊查閱和引用」，以及「等待中央專案組統一做結論」。並明確指出：大量的材料說明，這些同志根本不是什麼「叛徒」，而是英勇斗敵的英雄。其釋放是無條件的，過去那種因為他們都加入了國民黨甚至特務組織，所以才被張治中釋放的說法，純屬訛傳，應予否定。與此同時，毛澤東就此案作出了指示：全國冤案太多，各個專案都已搞了多年，再不結案，非把人整死不可。因而毛主席要求先把關著的人放出來，按不同情況分別結案。年底，中央三辦奉命對「馬明方案」進行複查、結案。他們在查閱大量的敵偽檔案材料和曾被吳法憲等扣押的檔案材料之後，發現了許多能夠確鑿證明馬明方等在獄中鬥爭堅決、表現很好的證據。與此同時，他們又重新提審了鄭大倫，並調查了其他幾個曾提供過重要偽證的人，從而弄清了原專案組據以「審查」、「定案」的所謂「活材料」的來源。據此，他們於1975年3月寫出了對該案的複審報告，從根本上否定了所謂「新疆馬明方叛徒集團」的存在。報告上呈中央，周恩來閱後批示：把複審報告壓縮到1500字左右，改為平反報告。同時周總理還讓秘書將張治中致毛澤東的信中有關中共人員當年在新疆監牢的表現部分摘錄下來，抄送中央三辦，以作為這些同志在新疆獄中鬥爭的佐證。
中央三辦按照周總理的指示，很快寫出《關於新疆馬明方案的平反報告》，呈報上級，中央辦公廳於7月31日以中辦發（1975）10號文件將該報告轉發各省軍級單位。文件下發後，雖然起了積極的作用，但由於種種局限，問題並沒有徹底解決，平反尚留有一定的尾巴，特別是對於原新疆航空隊的中共人員，遺而未決的問題就更多。
粉碎「四人幫」後，經中央軍委批准，解放軍總政治部於1977年下發了（77）政審字第13號文件，否定了「叛徒集團」的問題，但依然認為航空隊的這些同志犯有「政治錯誤」，引起原新疆航空隊中中共人員及其家屬的不滿，他們於是繼續申訴。
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的鼓舞下，高登榜、謝良、吉合等15位同志於1979年9月20日聯名上書鄧小平和胡耀邦，懇請中央徹底解決「馬明方專案」中這些人的問題。信中說：「1975年7月19日，中央三辦雖宣布了為這一案平反，但很不徹底，因而很多實際問題得不到解決……在宣布平反的同時，卻又說立案審查是因為『有人揭發』，『是完全必要的』，這無異於為林彪、康生、『四人幫』開脫罪責，說明他們一貫正確，誣陷、迫害我們有理，被他們迫害致死、致殘是應該的……更成問題的是：平反報告只限於對中央『過去已定為叛徒的應予平反』，而對當時全國各地立案審查的一百多人和受株連的大部分同志則沒有認真予以平反，這都是很不公道的……另外，中央專案三辦的平反報告只用中央辦公廳名義轉發，而文件發的面很窄，許多同志根本看不到……因此，這一案中許多人至今仍背著『叛徒』的罪名，心情很不舒暢；一些能工作的同志也未分配工作，他們生活上的許多困難也未能得到解決。」為此請求「以中央名義給所謂『新疆馬明方叛徒集團案』徹底平反，推倒強加給有關同志的一切誣衊不實之詞……因此案受到誣陷、打擊、株連的同志一律平反昭雪。」胡耀邦閱信後當即作出批示：「照轉。請鄧副主席批示，任窮同志辦。」此後，中組部多次召開由有關同志參加的座談會，認真聽取意見，並依照高登榜等同志的要求，與總政治部聯合寫出《關於為「新疆馬明方案」平反的報告》，上報中央後得到批准，於是便產生了中發（1980）65號文件。
大浪淘沙，歷史終究恢復了其本來的面目，存在數十年且歷經曲折的「新疆馬明方叛徒集團案」最終沉冤得雪，這對於此案中的一大批蒙冤負屈者及其親屬來說，無疑是一個極大的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