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獨特的小販文化
新加坡的小販文化是應需而生的，從清晨的咖啡到夜晚的宵夜，小販中心可以串聯起新加坡人的一天。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新加坡作爲新興的獨立國家，面臨著嚴重的就業問題，很多失業者爲了謀生便成爲街邊小販。據資料顯示，1972年新加坡政府在裕廊建立了第一個小販中心。從此，政府便開始有計劃地建造小販中心，商販們紛紛搬進了由政府管理的、擁有著便捷水電供應和衛生設施齊全的小販中心。去年（2020年）12月16日，新加坡獨特的小販文化也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産代表作名錄。
同時，小販文化的産生與發展也是新加坡文化多元和種族共存的典型代表之一。小販中心的獨特之處就在于不同族群的飲食文化在此交互融合，並供顧客選擇。雖然來自不同族群的食客飲食文化差異與禁忌明顯，但小販中心這個特別的存在，不但能接納兼容不同食客的飲食要求，同時也照顧到了不同族群的文化禁忌。新加坡總理李顯龍也曾表示， “小販中心宛如 ‘社區飯廳’，是形成國家認同的重要一環” 。不得不提的是，新加坡政府在小販中心的建立、運營、管理等方面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于2018年底，新加坡政府官員宣布，將在現已有的144個小販中心的基礎上，在2027年前計劃再建20個新小販中心。新加坡國家環境局也通過成立部分工會組織對小販中心進行監督管理，並鼓勵小販們聯合聘請清潔團隊來維護公共衛生設施和餐具的清潔，以確保小販中心的設施衛生及食品安全符合人民的需求。由此可見，新加坡政府在小販中心的運營上起到了主導作用。
政府小販手拉手，共迎機遇與挑戰
而近年來受新冠疫情的影響，不少居民開始頻繁選擇外賣平台進行訂餐。由于之前反複的疫情和相應用餐政策的頒布，大多數小販的日常經營受到嚴重影響，新的線上訂餐配送形式也爲小販們的傳統經營帶來挑戰。如何使用網絡訂餐平台及傭金的支付也成爲困擾衆多小販的主要因素。對此，新加坡國家發展部兼通訊及新聞部政務部長陳傑豪專門設定了三大工作方向，爲幫助實現小販數碼化的成功轉型：
1. 協助小販學習運用線上平台；
2. 建立可持續的商業模式（包括確保小販能及時從平台收款、設定合理的送餐服務傭金以及食物售價）；
3. 增加和刺激居民與商家對小販食物與訂餐需求，同時幫助小販在線上營銷和推廣。
與此同時，爲解決小販線上操作營銷難的問題，新加坡資訊通信媒體發展局安排千名數碼大使走進小販中心，爲小販細心介紹講解各個線上訂餐與送餐平台，以及它們的收費模式和使用須知。政府所提出的三大工作方向是爲著重解決小販數碼化的幾大痛點。“一是年長的小販不熟悉科技平台，而不少科技平台又是以英文爲主，讓只懂華文的小販卻步；二是一些小販認爲，線上訂餐與送餐平台收取的傭金，吞噬了他們原本已微薄的利潤，因此不願加入。三是他們擔心送餐服務會影響食物的品質，並嚇跑他們的顧客” 。
在疫情期間新的小販經營生態條件已形成，如何准確平衡小販與食客及線上訂餐平台與送餐服務業者的關系，是決定小販數碼化進程的重要因素。對此問題，政府的牽線引導對新加坡疫情期間小販數碼化的推動有著重大影響。其組織的動員小販的行動聯盟，也旨在解決小販們心中的顧慮，如在小販中心的實際租金成本、線上平台的運營、送餐服務的傭金和盈利等問題。面對小販數碼化的三角習題，新加坡政府彙集小販生態系統的利益相關者，以找出合理的解決方案。“其中一個是通過科技的提升以及團購，以降低服務費的單位成本。此外，就是通過設計合理的機制，將成本轉嫁到最願意承受的一方，例如一些不介意承受傭金以省卻親身購買美食的時間成本，或者有需要與意願在家中用餐的食客” 。數碼化的推動使小販和食客們都多了選擇，政府的協助也使小販對于數碼化計劃懸著的心放了下來。
新加坡小販文化的興久不衰，在于其重視人與人之間的情感交流與飲食文化交融傳承。小販中心的存在是新加坡居民的日常用餐場所，更作爲一種文化符號代表了新加坡種族多元和民族多樣性。新加坡小販數碼化的推動不僅協助了商販跟上數字發展潮流，更意在政府與民衆攜手一齊度過疫情特殊時刻。 在政府推行的小販數字化轉型計劃中，新加坡的1.8萬名攤主約有六成已提供移動支付服務。伴隨著政府的政策鼓勵與實踐指導，未來的小販數碼化潮流更是大勢所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