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規劃之父” 劉太格（Liu Thai Ker）在1965年以優等生成績取得美國耶魯大學城市規劃碩士學位後，進入世界聞名的貝聿銘建築事務所工作，1969年應時任新加坡建屋發展局長鄭章遠之邀，返回百廢待興的新加坡，協助實踐“居者有其屋”願景。
他曾擔任新加坡建屋發展局（Housing & Development Board）局長，新加坡市區重建局（Urban Redevelopment Authority）局長及總規劃師，是新加坡保護曆史建築、“花園城市、”“居者有其屋”等治國理念的忠實推行者。在離開政府以後至今的27年裏，他仍積極參與中國、俄羅斯、中東等地衆多城市的規劃設計，被公認爲國際知名的城市規劃大師。
走進劉太格的工作室，穿過橫豎疊放的各類中英文書籍，最吸引記者目光的有兩樣東西：一是有父親劉抗落款的大幅海港彩畫，另一樣是中國長征二號F火箭模型—16年前，中國曾用它首次將載人飛船送上太空，成就了千年飛天夢。劉太格最初的夢想是成爲一名畫家，但後來在母親和個人志向的指引下卻逐漸走上了建築設計和城市規劃的事業道路。而對于中國的感情，他這樣描述：“我是新加坡人，但畢竟也是炎黃子孫。”
1938年，劉太格出生于馬來西亞麻坡的一個藝術之家，父親是著名的南洋畫派先驅畫家劉抗、舅父是書法家陳人浩，由于受父親和舅父的熏陶，劉太格自幼培養出對書法的興趣，並對自己的華人身份有著強烈的認同感。在上中小學的時候，由于當時受英國殖民政府統治，他沒有國籍。長久以來，劉太格一直把中國看作自己的祖國。
劉太格原計劃去北京深造一直熱愛的美術。然而，由于當時中國的政治環境，在母親的影響下，他最終選擇了去澳洲專修建築，賺錢養家。在澳洲學習的起初幾年，劉太格在學習建築的同時，每周還要花半天時間畫畫，直到第五年，才把所有重心轉到建築設計上。
1962年，劉太格從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大學畢業後，繼續前往美國耶魯大學，攻讀城市規劃碩士。1969年，他加入新加坡建屋發展局，1979年任建屋局局長，1989年任新加坡重建局局長與總規劃師。在劉太格的領導下，新加坡完成了組屋規劃、曆史建築保護等一套整套具有前瞻性而且切實可行的發展指導藍圖。
雖然建築設計一直是劉太格的夢想，但他花在城市規劃方面的時間更多，他說：“設計好一座建築，受益的是幾百人、幾千人，而一個好的城市規劃，能讓幾十萬人、幾百萬人受益。”
在規劃和曆史建築保護方面，劉太格認爲新加坡的理念已領先世界。他在建屋局工作期間，曾有幸得到十多位女建築師的支持，她們用了1-2年時間對新加坡的曆史建築進行排查和研究，提出有科學根據的保護措施。這讓劉太格充滿底氣地向政府高層提出一次性保護4500棟建築的設想，當時新加坡政府欣然采納。
爲了把保護建築的政策落到實處，劉太格花了大量時間對比歐洲發達國家建築保護的十大原則。然而，經過比較分析，他認爲歐洲的政策過于嚴格，在新加坡很難推行。“比如，歐洲人規定，曆史建築修繕後的顔色要和過去的顔色一樣，但是，由于一棟建築的油漆圖了好多層，很難恢複到初始。”
于是，劉太格和他的團隊對歐洲保護條款采取了“取其精華”的方針，即在不影響總體效果的情況下，適當放寬政策，更有效地對曆史建築的外立面和內部的空間感進行保護。而對于萊福士酒店等曆史價值特別高的建築，則實行更嚴格的修複政策。
“在保護問題上，政府一定要強勢，要依靠專業人士，這樣才能確保政策的邏輯性和說服力。事實證明，由于我們每項保護政策都花了很多經曆去推敲和咨詢，當公布出來後，基本沒有反對意見。”
劉太格認爲，規劃政策能否有效實施，主要取決于政府的強勢，土地國有，好的規劃理念。在新加坡成功實施規劃後，他還利用成功經驗先後參與中國50來個城市的規劃設計，爲中國帶去了先進的設計理念和風格。目前，他被聘爲雲南省規劃總顧問，且參與設計了山東省濰坊、蓬萊、煙台、曲阜等主要城市的規劃方案。
“中國在三個條件裏兩個已經具備，所以我希望幫助中國提升規劃理念這最後一點，幫助提升中華民族在全球的尊嚴。我一直想爲新加坡人爭一口氣，爲中國人爭一口氣，爲落後國家的人民爭一口氣，這是我的三個心願。”
劉太格認爲城市規劃是個系統工程，除了一些技術指標和建築考量，最重要的是新加坡政府的運作模式和效率。他憑借他24年的政府工作經驗，認爲新加坡政府公務人員具有非常高的滿足感和成就感。這裏，他尤其提到了新加坡國父李光耀曾給予他工作上的支持。
在劉太格眼裏，李光耀是一個很嚴謹的人，甚至有些“吝啬”。但他十分好學，超度講理，對待問題注重治本，並能預測社會將來的問題。
“以前，李光耀先生每年都要和我在總統府一對一面談或者吃飯三、四次，我們吃的很簡單，他是一個’吝啬鬼’，一分政府的錢都不浪費，” 劉太格說以前做基礎設施投資的時候，李光耀常會問他：“真的需要這筆錢投資嗎？爲什麽？那我們什麽時候能收回投資？” 只有等到一切問題都得到了滿意的答案，他才同意批准預算。
在新加坡曆史建築保護政策的實施過程中，因爲一些老建築的修複，首先要確保國人有地方住，因此，組屋規劃功不可沒。目前，80%以上的新加坡人居住在組屋中，而劉太格便是組屋的早期規劃設計師。他先後主導了20多個市鎮規劃，以及超過50萬戶住宅單位的發展工作。上世紀70年代初，他負責的第一個項目是打造大巴窯鎮中心。在設計、規劃25萬至30萬人規模的衛星鎮組屋區方案時，他邊工作邊研究，不斷吸取經驗，解決問題。
爲了設計出適宜居住的衛星鎮，劉太格曾在70年代每年去英國、法國以及北歐的發達國家“取經”。他的出訪不是“蜻蜓點水”，而是要呆上2-3個星期，期間，他一邊實地觀察，一邊和當地議員商討策略並聽取專家意見，回國後，再結合新加坡的具體情況進行落實。劉太格也曾去過香港取經，但他認爲現在新加坡的公屋制度已經更勝一籌，甚至超過了歐洲的水平。
劉太格表示，在當時做組屋規劃的時候，要考量兩大因素：第一，公共住宅的售價必須是國人承受得起的；第二，住宅必須確保質量，尤其是合適的建築面積。爲了同時滿足這兩個條件，組屋的有些設計標准也是經過多次調整。例如，一房組屋的居住面積本來僅爲24平米，後來經過科學研究，增加到36平米。爲了在合理範圍內節約建造成本，組屋是不做裝修的“毛坯房”，但建築的壽命都經過測試，達到幾百年。“政府意識到，倘若因建築質量不好而拆除是巨大的資源浪費。”
至于組屋的比例設計，劉太格幽默地說靈感來自于世界美女的和諧比例：“把立面的比例設計好非常重要，建築的整體性的輪廓比裝修更重要，如果比例不好，是不美的。一個人比例不好，穿得再好，也不會漂亮。”
雖然劉太格爲新加坡的城市規劃設計了藍圖，但新加坡城市人口的增長卻遠遠超過他當初的預計。1991年，他做的人口規劃是到2091年達到550萬，可是這個數字卻早早提前達到。雖然，這從一個側面體現了新加坡經濟發展和投資環境的受歡迎程度，但也著實要求新加坡對今後的規劃和保護建築提出更高的要求。因此，新加坡的曆史建築保護計劃還需要在秉承劉太格的理念下繼續往前推。
重建局舊屋保留高級署長符來葉（Teh Lai Yip）女士已從業38年，她說新加坡面臨土地限制，所以建築遺産的保護是作爲綜合城市規劃過程的一部分，爲了達到可持續發展，必須權衡取舍。
位于尼路157號（157 Neil Rd）的峇峇屋博物館，是一棟具有100多年曆史的三層排屋，重建局在1991將其列入保護建築，並受産權方新加坡國大（NUS）委托對其進行了保護性修繕 圖片：URA
她說新加坡在20世紀80年代首先要做的是展示怎麽樣的保護才具有良好的經濟意義，以及如何恢複舊的店屋（shop house）並進行有意義的，適應性再利用。爲了達到目的，我們推出試點項目以證明保護措施在操作上和經濟上都是可行的，通過這種方式，新加坡到1989年已經成功保留了3,200間店屋建築。
2002年，市建局推出了地區特色規劃（Identity Plan），確定了一批具有社會認同感的重點地區，並保護了一批反映不同文化背景的優秀曆史建築，包括馬裏士他（Balestier），丹戎加東(Tanjong Katong)，惹蘭勿刹(Jalan Besar)和如切（Joo Chiat）等。它們隨後都被列入了新加坡2003年的總體規劃（Master Plan）。
通過努力，迄今爲止新加坡已保存了100多個保護區內的近7200座建築，包括曆史悠久的牛車水（China Town）整體區域，甘榜格南(Kampong Glam)和小印度地區(Little India)。這些建築和區域是我們城市和社會經濟結構的重要組成部分。
“因爲不可能把每棟建築物都保留下來，我們在制定政策的時候必須采有兼顧選擇性和實用性的原則。我們不僅重視建築的自身特色、社會和曆史意義、稀有性和對環境的貢獻，還向建築物産權所有者以及相關社區規劃評審委員會（一個由社區各界人士組成的獨立小組）征求意見。”
符署長表示，爲了在保護與發展之間取得平衡，政府有時采取“新舊結合方法”，即我們可以選擇性地保留優秀曆史建築的主要結構以進行適應性再利用，同時允許其余部分根據土地優化原則進行開發，滿足各種需求。例如，前新中國汽水公司主樓（National Aerated Water building ）以及從前新加坡改良信托局（Singapore Improvement Trust ）在達哥打彎（Dakota Crescent）由六棟公寓樓組成的建築群都以這樣的方式被保留下來。政府通過與建築業主和相關利益方的密切合作，讓他們看到保留和重新利用這些遺産建築的價值，從而使政策得以實施。
同時，爲了認可那些在保護優秀曆史建築和國家標志建築方面做出突出貢獻的業主，專業人士和承包商，重建局于1995年推出了URA建築遺産獎。該項榮譽在表彰優秀曆史建築物的保留方案之外，還鼓勵社會用更高質量的實踐方法保留曆史建築。
由于重建局在曆史建築保護方面不斷努力，不斷提升水平，最終與國際古迹遺址理事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Monuments and Sites）位于新加坡的機構共同制定了一系列技術指南和保護建築的最佳做法。公衆可以在網上免費下載這些技術手冊，提高行業的整體競爭力。
符署長表示，世界各地的城市在注重宜居的同時，還希望創造一個更具親和力的城市居住空間。例如，甘榜格南的企業主和業主齊聚一堂，組建了One Kampong Gelam區域協會，通過“無車街道”（car-free streets）定期舉行的社區活動，爲該地區注入活力。該區域內的幾條道路在周末禁止車輛通行，以便于行人集會和參加現場表演活動。這些活動通過展現豐富的文化遺産和充滿活力的街頭生活，有效地增強了甘榜格南對當地人和遊客的吸引力。由此可見，新加坡的保護建築措施不僅體現在如何將曆史建築分類，而且可以讓社區參與其中，在活躍的氣氛中使保護建築的理念代代相傳。
對于新加坡城市的未來發展，劉太格在自信之余，也提醒人們不應忘記英國殖民者曾經對新加坡做出的貢獻。他說，1827年，英國人做了一個系統的規劃，因爲相當合理，所以很多部分一直沿用至今。譬如，新加坡在1968到1971年的規劃方案是請聯合國委托澳洲規劃公司在做的，當時也是非常尊重1827年的英國方案；同樣，1991年的規劃也保留了之前的相當一部分。
永續的國家發展須要高瞻遠矚的謀篇布局，新加坡未來的城市發展若要能繼續保留生態綠地、曆史古迹和特色建築等構建優美人文環境的寶貴元素，就得立足長遠，以足夠龐大的人口作爲基准進行城市規劃，才能有備無患。
政府2013年發表具爭議的人口白皮書後，劉太格便多次在公開場合上呼籲新加坡要想得更遠，以2100年有1000萬人口作爲基准進行城市規劃。
劉太格受訪時，仍堅持他七年來的立場，並再三強調1000萬人口不是目標，而是最壞的打算。“萬一達到1000萬，我們是有准備的。”
他說，當年基于由遠至近的城市規劃原則抛出這提議，目的在于保存我國優美的城市環境，包括綠地和古建築物等，否則萬一發現1000萬是個現實需要，那時候就太遲了。“如果你現在不做准備、不去規劃，到那時候你需要更多快速公路、地鐵線，土地哪裏來？”
劉太格回憶說，1991年規劃新加坡發展總藍圖時，他推算100年後我國人口可達550萬人，如今這個預估已提前70年成真。2020年我國總人口約568萬人。他堅信人口是不可能完全掌控的，只要政府廉能有效、國家經濟發展良好，就業崗位就勢必增加。“除非問一下我們的市民，是不是爲了不要人口增加，就請政府把經濟搞壞？”
劉太格指出，要容納1000萬人口，意味著我國人口密度將增加30％。他說，如果現在著手規劃，對人們現在的房子沒有影響，不過未來人們的居住密度會比現在高。
然而，劉太格也明白，人們對我國基礎設施如地鐵能否應付龐大人口，以及人口增加是否得靠大量引進移民感到擔憂。但在他看來，地鐵服務是行政管理問題，無關人口；至于敏感的移民議題，他則呼籲國人不要只看負面，應該看移民帶來的正面貢獻。“不同地方的人在一起，就有碰撞，就有不同的意見……我擔心新加坡人的思維太單一化了。”
不過，當下的政治氛圍似乎不利于人口規劃的討論，要如何碰觸這個政治地雷，劉太格認爲，主事者必須嚴肅、慎重地把道理講得一清二楚，勿把人民“當成小孩子”。劉太格說：“反正我這個年紀看不到1000萬人口……我擔心的不是我，我擔心的是你們年輕一代。”
“很多人問我，要怎樣做好城市規劃？”面對這個“指定動作”，劉太格侃侃而談：“簡單來說，政治領袖要有正確的價值觀，不要只想著要趕快建幾棟標志性建築、搞形象工程，借此取得政績；而規劃師要有人文學者的心，科學家的腦和藝術家的眼。”
他提到，與已故新加坡總理李光耀共事期間，李從不曾要求興建任何標志性建築，而是反複強調要怎樣解決人民生活、土地的問題，“就是用中醫的治療方法，找問題的根源，而不是找問題的形象來解決”。
他又解釋，“城市規劃”就是要把城市建設爲最完善的生活機器，“你要設計機器，要用科學家的腦，你要知道這個機器需要什麽零件、每個零件尺寸和數量是多少、要怎樣配置在一起”。同時，“城市也是文化藝術品，你要有藝術家的眼光，把美麗的自然山水保留下來”。
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期，劉太格開始參與中國內地城市規劃項目，總會大聲呼籲保留當地的文化特色，“因爲任何城市都有自己的靈魂，城市無論大小，都有自己的紫禁城”。每次到內地做地貌、曆史調查，劉太格總是像談戀愛一樣愛上極其豐富的自然美景。只可惜，很多地方政府並不懂得珍惜，隨意破壞河道、丘陵、老建築，害得他總是“失戀”居多。
2019年發展總藍圖草案透露了新加坡政府爲地下空間用途進行的規劃。濱海灣、裕廊創新區和榜鵝數碼園區的三維規劃圖被率先公布，共列出650公頃的地下空間。
這些地區的地下將配備交通樞紐、步行街、自行車道、公共設施、倉儲和研究設施、工業應用、購物區和其他公共空間，分別位于裕廊、榜鵝和濱海灣的地下8米、15米和25米。
地下空間的用途各異。淺的地方可建設交通線，深的地方如裕廊岩洞可存儲石油等戰略物資。新加坡市建局總規劃師兼副局長黃攸甯舉例稱，新加坡電力計劃在前巴西班讓發電廠一帶興建本地最大地下變電站，此舉可騰出地表3公頃土地用于建新辦公樓等用途。
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新加坡先後建設地鐵、地下商業街、地下停車場、地下管網系統、地下儲存庫、大型地下公共空間等一系列地下空間工程。2002年新加坡政府提出“在地下再建立一個新加坡”，此後成立跨部門的地下空間總體規劃負責小組。目前已公布的10個地下空間發展用途分別爲發電廠、焚化廠、水供應回收廠、垃圾掩埋廠、蓄水池、倉庫、港口和機場後勤設施、資料中心和晶圓廠。
目前，除了有約9公裏的地下高速公路和約80公裏的軌道交通線路，地下排水系統和綜合管線在城市地下隨處可見，新加坡還耗時15年打造了萬禮地下軍火庫。目前新加坡名爲“裕廊岩洞”的大型地下儲油庫工程已經上馬，竣工後將能爲地表騰出60公頃的土地，相當于6座化工廠的占地面積。另一個在規劃中的項目是距地面30層樓“深”的地下科學城，它包括40個連通的岩洞，供生物醫療和生命科學産業的數據中心和研發實驗室使用。
針對政府公開三區地下規劃圖的舉措，土木工程專業出身的新加坡國立大學高級副校長楊國柔對《聯合早報》表示，“長期看來，那些不需要日光、會汙染環境及引發噪音的工業應該移到地底下。地面上的空間就能讓人享受生活、住房、娛樂等設施。”楊國柔表示，最佳情況是把交通設施都建在地底下。
我們想要怎樣的城市？取決于我們想要成爲怎樣的人、尋求怎樣的社會關系、珍惜與大自然的什麽關系、渴望怎樣的生活方式、持有怎樣的美學價值。”——擁有568萬人口、國土面積僅約719平方公裏的新加坡，狹小而不擁擠，炎熱而不局促，成爲舉世公認的宜居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