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TU研究顯示，因疫情而出現的恐慌情緒、擔心日常用品供應短缺以及社會壓力都是構成人們出現恐慌性購買行爲的主要原因。同時，受這些社會心理因素影響的人有43%的可能性會出現恐慌性購買行爲。
研究背景
該研究團隊于去年6月至7月進行研究，當時正是恐慌性購買（panic buying）現象最顯著的時期。一共有508名當地人員參與調查，他們的年齡中位數約42.4，男女比例大致相同。在參與調查的國人當中，家庭月入在8000以上的占45%，其余參與者的家庭月入則低于8000。
貨架商品被搶購，圖片來源：NTU官網
領導這項研究的南大土木與環境工程學院助理教授袁錦輝（AP Yuen Kum Fai）指出，疫情重塑了消費者的消費行爲，其中一個明顯的變化就是恐慌性購買行爲。因此，該研究旨在從心理和社會層面，探討造成恐慌性購買行爲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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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現
袁教授說，恐慌性購買行爲的發生同社會因素和心理因素有密切關系，調查對象一般上會同時受多種因素影響。研究顯示，受這些社會心理因素影響的人有43%的可能性會出現恐慌性購買行爲。當中，對疫情産生恐懼心理的人有14.7%的可能性會出現恐懼性購買行爲。
恐慌性購買行爲
圖片來源：Strait Times
面臨社會壓力而出現此行爲的可能性則是8.9%。研究員認爲，一些消費者或許受周圍的人影響，爲了融入他們的社交圈子而選擇恐慌性購買。消費者在社交媒體上看到他人囤積物品的現象，也會促使他們視其現象爲一種集體行爲，甚至采取相同做法。
此外，因擔心食物和日常用品供應短缺的人，有7.5%的可能性會轉向恐慌性購物。研究指出，這些消費者會認爲購買超過自己所需的物品數量可以帶來一種安全感，並以此作爲緩解負面情緒的方式。
其他造成恐慌性購物行爲的社會心理因素還包括，認爲疫情對個人健康和家庭將造成負面影響和壓力（5.3%）、擔心自己感染冠病的幾率（4.1%）以及對疫情的情況缺乏控制能力（2.4%）。研究指出，當國人面對這些情況時，他們會想通過恐慌性消費的行爲來應付疫情帶來的壓力，找回對當前情況的控制能力。
一位顧客在 Joo Koon 的 FairPrice買了 16 袋大米
圖片來源：Strait Times
研究團隊也發現個人收入對恐慌性購買行爲有顯著影響。團隊解釋，更高的家庭收入意味著更高的可支配收入，因此他們也更傾向于囤貨的行爲。年齡與性別則沒有對恐慌性購買行爲構成顯著影響。
研究建議與展望
袁教授在接受記者采訪時指出，這項研究是減少未來危機期間恐慌性購買的第一步。他認爲，公共政策可以考慮社交媒體和新聞媒體在描述恐慌性購買方面所起的作用。
新加坡社會科學大學心理學項目負責人 Emily Ortega 博士則建議，個人可以在減少恐慌性購買方面發揮作用。她說：“負面消息通常比正面消息傳播得更快。停下來問問自己是否有必要將這種情緒傳播給他人（在社交媒體上）。”
新加坡國立大學商學院的教授勞倫斯表示，權威人士的保證必須勝過語言。他說到：“今年早些時候，當裕廊漁港感染群出現時，我們看到我們的領導人參觀了倉庫並向人們保證有足夠的食物。”
分析模型，來源：發表的論文
助理教授袁錦輝補充說，進一步的研究將著眼于其他國家的類似行爲模式，以及這些社會和心理因素在 Covid-19 流行的不同時期如何變化。
參考文獻：
1. Paper titled “What influences panic buying behaviour? A model based on dual-system theory and stimulus-organism-response framework” published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24 July 2021.
2. “Fear drives panic buying behaviour, study finds”, NTU media relea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