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上的​年羹堯，可謂是清朝又一位頗受爭議的風雲人物。

他爲康熙皇帝賞識並提拔，之後又在雍正登基後爲國家邊疆的安穩與雍正皇位的穩固做出了極大的貢獻。可就是這樣一位功勳卓著，更是與雍正關系密切的權臣，竟然在其政治事業的巅峰時期轟然倒台，讓人不禁唏噓感慨。

在電視劇《雍正王朝》裏，雍正下手處置年羹堯的這段劇情之中，雍正對于不斷貶谪並且最終賜死年羹堯，是極爲的不情願的，畢竟這是他的大舅哥，同時也是對他以及對于整個大清王朝有著莫大功勳的功臣。然而，年羹堯的所做所謂已經引發了朝堂上的衆怒，不管是他擅自做主處死了孫嘉誠，還是他在不斷貶谪的過程中依舊我行我素、鋪張奢靡，讓朝中彈劾年羹堯並請求雍正置其于死地的聲音是一浪高過一浪，就連處事一向以大局爲重、主持公允的張廷玉都在建議雍正要除掉年羹堯以平息朝中議論。

由此可見，《雍正王朝》中的雍正最終下定決心賜年羹堯以自盡，是頗爲無奈的，甚至可以說他是被朝臣和朝堂上整體輿論的“倒逼”下，被迫做出的決定。

然而，曆史上雍正在處死年羹堯的時候，心中並沒有如同在《雍正王朝》中的那般的“內心掙紮”與“不舍”，反而其決心是無比的堅定，態度也是異常的決絕。而與此同時，雍正在處理年羹堯的整個過程中，可以說也是將他的“陰狠”和“腹黑”彰顯無遺，並且是以非常“高超”的政治手段將年羹堯至于了死地。

年羹堯，是當之無愧的“功臣”，但也是不折不扣的“罪臣”。

年羹堯與雍正的關系自不用說，自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康熙將年羹堯家族所在的鑲白旗漢軍第五參領第一佐領下全部劃歸雍正統領，使得整個年家便與雍正建立了非常密切的關聯，年羹堯也就此正式成爲了雍正的“藩邸故人”。

康熙五十年（1711年），在康熙皇帝的授意下，雍正迎娶了年羹堯的妹妹年氏爲王府側福晉，這又使得年羹堯成爲了雍正的大舅哥，兩家人就此有了更加直接而又異常緊密的利益關系。

于是，在“九子奪嫡”的進程中，年羹堯無疑是雍正最爲堅定的支持者，而在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康熙皇帝去世，雍正登基之後，時任川陝總督的年羹堯又進而成爲了雍正在地方封疆大吏中最爲重要的擁護者。

雍正元年（1723年），青海的蒙古貴族羅蔔藏丹津發動叛亂，使得剛剛登基的雍正陷入了巨大的內憂外患之中，皇位穩固也受到了極大挑戰，而這個時候他第一時間想到的就是年羹堯。

一方面，是因爲年羹堯自跟隨“大將軍王”、十四阿哥胤禵平定策妄阿拉布坦的叛亂開始，其一直就在在西北地區領兵作戰，展現出了卓越的能力，其對于整個西北的戰局走向、民族風情、山川地理等是非常的熟悉，並且在西北現有的軍隊中，年羹堯有著極高的威望。

而另一方面，還是因爲年羹堯和雍正的特殊關系以及朝堂上下複雜的政治環境，使得雍正只有將此時全國數量最爲龐大的軍隊交給他的這位大舅哥，才能真正的放心和安心。

于是，雍正將年羹堯任命爲“撫遠大將軍”，領兵前往青海平叛。

《雍正王朝》中，年羹堯平定羅蔔藏丹津的叛亂可謂是頗費周章，不僅前前後後打了兩年的時間，幾乎掏空了整個國庫，而年羹堯本人更是生活奢靡、鋪張浪費，盡管最終平定的叛亂，但是雍正爲之付出的代價也是極爲慘重的。

而曆史上的年羹堯平定羅蔔藏丹津過程卻與《雍正王朝》中的演繹恰恰相反。

年羹堯本人是極度節儉，用“一分錢掰成兩半花”來形容都不過分。而與此同時，年羹堯的軍事天賦也在此次平叛過程中予以充分展現，前後僅耗費四個月，與叛軍直接交戰的時間更是少到只有不足二十天，包括部隊的傷亡、糧草辎重的損耗都是非常之少。可以說年羹堯是極小的代價徹底平定了這場叛亂，全殲叛軍部隊，羅蔔藏丹津本人更是化妝成一婦人才得以逃脫，此後再也沒有東山再起。

而伴隨著羅蔔藏丹津叛亂快速被平定，雍正的皇位也就此穩固，立下如此不世之功的年羹堯也被雍正奉爲了“恩人”般的存在。

“朕不爲出色的皇帝，不能酬賞爾之待朕；爾不爲超群之大臣，不能答應朕之知遇。”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其權勢地位到達巅峰的同時，年羹堯也開啓了“自我作死”之路。

一來，年羹堯居功自傲，目無君主。

此時的年羹堯是真的把自己當成是雍正的“恩人”，其行爲相較于《雍正王朝》中所說的“用膳”、“翻牌子”等等，甚至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以至于在雍正面前，他都不顧君臣禮儀，當面“箕坐”。此時的雍正並沒有拘泥于年羹堯的這些“小節”，這也使得年羹堯浮誇的行爲舉止開始變得更加肆無忌憚。

二來，就是年羹堯貪贓枉法，生活也開始極度奢靡起來。

年羹堯一改其在平定羅蔔藏丹津過程中的節儉作風，生活極度奢靡，並且貪汙腐敗，收受賄賂，不斷網絡財富。

三來，年羹堯也就此開始結黨營私。

他仰仗雍正對其的信任與器重，開始把持官員的任免與升遷，官場稱之爲“年選”，與此同時他又在不斷培植黨羽，任用親信，排除異己，弄得朝堂上是烏煙瘴氣。

年羹堯的如此行爲引得了雍正的巨大不滿，只不過此時的雍正鑒于年羹堯巨大的功勞，並且考慮到自己又是剛剛對年羹堯全家都進行了極盡的封賞，貿然處置會令自己的皇權威信受到折損，于是選擇了忍讓。

但是，年羹堯拙劣的表現非但沒有改善，反而呈現出了愈演愈烈的趨勢，終于讓雍正對其是忍無可忍，于是雍正就此下定了處置年羹堯的決心。

雍正的“腹黑”在處理年羹堯的過程中，可謂是盡顯無遺。

正如前文中所說的，盡管此時的雍正對于年羹堯有著諸多的不滿，但是他對于處理年羹堯也是有著自己的擔憂。當然，他擔憂的並不是年羹堯的權勢以及手中掌握的重兵，而是擔心自己貿然處理年羹堯會引發朝堂輿論的動蕩，威脅到自己的皇權統治。

于是在這樣的情況下，雍正便采取了一系列“腹黑”的舉動，把年羹堯置于不利的輿論境地之下，進而最終一步步將其送往了生命的盡頭。

首先，雍正借由年羹堯的“死對頭”蔡珽，暗示自己的想法。

蔡珽與年羹堯的結怨是在康熙朝時期，當時年羹堯擔任川陝總督並且署理四川巡撫事務，後來蔡珽到任四川巡撫，並與年羹堯在諸多方面産生了矛盾，兩人關系就此交惡。在年羹堯平定羅蔔藏丹津叛亂，權勢地位到達巅峰的時候，他開始以權謀私對蔡珽進行了構陷與迫害，使得蔡珽被議罪並被判處了斬監侯。

這個時候的雍正已經對年羹堯産生了巨大的不滿，于是他不僅赦免了蔡珽的死罪，還將其任命爲左都禦史，專門負責調查年羹堯的種種罪行。

雍正將蔡珽赦免並委以重用這一舉動，無疑是在告知朝堂官員自己想要動一動年羹堯的想法，而上至六部九卿，下至地方督撫的各級官員，對此也是心領神會。

其次，雍正借機將年羹堯調離他的“西北老巢”。

雍正三年（1725年）三月的時候，出現了“日月合璧，五星聯珠”的 “祥瑞”之兆，使得群臣紛紛寫詩做賦，敬上賀表，向雍正祝賀。這個時候的年羹堯也向雍正上疏慶賀，但是在他的文章中，誤將“朝乾夕惕”寫作了“夕惕朝乾”。

于是雍正對此開始“大做文章”，認爲年羹堯此舉是大逆不道，將“朝”與“夕”調換位置就是在詛咒自己早點去世，好讓新君得以繼位。與此同時，雍正更是指出進士出身、有過翰林院任職經曆的年羹堯犯這樣的錯誤絕非“粗心”，而是完完全全就是“有意”而爲之，對此雍正表現出了極大憤怒之情。

當然，這實際上純粹是雍正的“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目的也非常明確，就是要找理由將年羹堯進行貶谪，從而名正言順的將年羹堯從其勢力盤根錯節的西北“老巢”調離。

于是，年羹堯從“撫遠大將軍”的位置上掉了下來，被任命爲杭州將軍，統領軍隊的人數由十多萬人，驟減到只有幾千人。而在此期間，年羹堯的曾經的黨羽與親信，也遭到了雍正的打擊，使得其在西北的固有勢力土崩瓦解。

再次，就是雍正暗示、授意大臣們對年羹堯進行彈劾。

這一期間，此前被雍正安排調查年羹堯罪證的蔡珽，不斷將年羹堯所犯的罪行予以披露，而雍正也借機“添油加醋”，進而鼓動官員們上疏彈劾，特別是那些年羹堯的同黨、舊部或者與年羹堯有過交往和關聯的官員們，更加對其強調現實的嚴重性。

一時間，彈劾年羹堯的奏折如同雪花一樣飛向了北京，所有官員一邊痛斥年羹堯的不端行爲，一邊極力撇清與年羹堯的關系。

最後，雍正爲年羹堯定下了“九十二條大罪”。

在這“九十二條大罪”中，包括大逆罪五條，欺罔罪九條，僭越罪十六條，狂悖罪十三條，專擅罪六條，忌刻罪六條，殘忍罪四條，貪婪罪十八條，侵蝕罪十五條，這其中，抄家滅門、處以極刑的罪過多達三十條。但是雍正還是念及年羹堯的功勞以及同年家的特殊關系，僅僅是賜年羹堯自盡，殺掉其子年富，至于年家的其他人包括年羹堯的父親年遐齡、兄長年希堯以及年羹堯的其他兒子，則沒有過多的牽連。

實際上，雍正在將年羹堯議罪後，並沒有馬上將其處死，原因就在于年羹堯那位嫁給雍正的妹妹年氏。

雍正對于年氏是非常的寵愛，兩人感情深厚。在雍正處理年羹堯期間，年氏病重，雍正爲了害怕擔心而加重病情，還可以將此隱瞞。後來，雍正爲了給年氏“沖喜”，將其冊封爲敦肅皇貴妃，以示恩寵，只是天命不假，在年氏受封皇貴妃後的第三天便去世了，而年羹堯也就此失去了最後的“保護傘”。

就這樣，在年氏去世後一個月，年羹堯被雍正下旨賜死，結束了其跌宕起伏的一生。

可以說，這一整套計謀與手段，是雍正屢試不爽的“慣用伎倆”，在處置隆科多、三阿哥胤祉、八阿哥胤禩以及九阿哥胤禟的過程中，雍正都是用到的這樣的方式。

整個過程總結起來就是：

第一步，先向朝臣暗示態度，制造輿論；

第二步，進行調離後者隔離，做好後續工作的鋪墊；

第三步，暗示官員上疏彈劾，籍此營造“官場動蕩”、“民怨沸騰”的輿論環境；

第四步，宣布大罪，但是予以一定的從輕處分，以顯懷柔之道。

于是，雍正就這樣，在每一次都看似是在“被逼無奈”的情況下，“迫不得已”的做出決定，而在最後的處置過程中，他還不忘以“寬和”與“仁德”爲自己塑造正面的形象，這份“腹黑”可謂彰顯無遺。

《雍正王朝》中，關于年羹堯之死，可謂是將其演繹的無比悲壯，然而，曆史上年羹堯臨終前的表現卻是“滑稽至極”。

當接到雍正將其賜以自盡的旨意的時候，年羹堯並不相信這是真的，甚至還大言不慚的向辦差的官員說雍正的赦诏馬上就到。可是年羹堯前後折騰、推脫、延誤了兩三個時辰，也沒有見到雍正赦免他的诏書，直到其生命的最後一刻，他都不相信雍正這是要真的殺掉他。

由此可見，年羹堯至死可能都沒有意識到自己的“錯誤”，同時也昭顯了雍正的“隱藏”之深。

而年羹堯居功自傲、目無君主，致使其從權勢地位的巅峰迅速墜落，也就此成爲了曆史的反面教材，並爲後人所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