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 鄭青亭 北京報道 中美關系無疑是21世紀全世界最重要的雙邊關系之一。過去幾年，中美關系遭遇前所未有的嚴重困難，陷入幾十年以來的最低點，不禁令人感到困惑，中美兩國到底發生了什麽？
中美能否避免一場重大地緣政治競爭？雙方競爭的本質與核心問題是什麽？中美關系走向將如何影響世界整體力量格局？今年9月，新加坡學者型外交官馬凱碩的新書《中國的選擇：中美博弈與戰略抉擇》由中信出版集團出版發行。在書中，馬凱碩以西方外交家的視角全面評述中美雙方戰略優勢與劣勢，嘗試解答中美關系的“世紀之問”。
馬凱碩是新加坡國立大學亞洲研究所傑出研究員，他曾于1971年到2004年期間擔任新加坡常駐聯合國代表，還曾擔任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創始院長達15年。馬凱碩以第三方視角長期關注中美競爭態勢的發展，並結合自己的觀察對中美關系的定位和未來的發展方向給出了建設性建議。
近日，馬凱碩通過視頻連線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專訪。他指出，美國最大的戰略失誤就是在沒有一個全面對華戰略的情況下就掀起了一場同中國的較量，這導致了它在國內問題重重的情況下，在國際上粗暴插手他國事務，將冷戰思維運用于中美關系中。
“在這一點上，拜登政府有完全一樣的問題，那就是沒有想清楚要對華達成怎樣的目標，它應該向美國人民公開、坦誠地表明它的目標。但同時，我也能理解拜登政府爲什麽害怕討論中國，因爲如果試圖對中國保持理性，就會被指責對華軟弱，這就是問題的所在。”馬凱碩說。
“如果美國政府決定，它的首要的目標是改善美國人民的福祉，這也本該如此，那麽美國可以通過與中國合作而不是與中國作對來更好地改善人民的福祉。因此，與中國的地緣政治較量雖然看起來不可避免，但也是可以避免的。”馬凱碩說。
拜登對華政策受縛于國內政治
21世紀：讓我們從書中的關鍵結論開始。你提出，中美之間的重大地緣政治較量既不可避免，但也可以避免。你可以展開談談整個觀點嗎？
馬凱碩：我們今天在世界上目睹的是一場重大的全球悲劇。一方面，你可以清楚地看到，中美之間重大的地緣政治較量正蓄勢待發，因爲根據一個長達2000年的地緣政治規律，每當世界上最大的新興國家——今天的中國——的力量即將超過世界頭號強國，總是會遭到世界頭號強國的打壓。這就是爲什麽美國和中國之間的地緣政治較量是不可避免的。但另一方面，如果美國政府決定，它的首要的目標是改善美國人民的福祉，這也本該如此，那麽美國可以通過與中國合作而不是與中國作對來更好地改善人民的福祉。因此，與中國的地緣政治較量雖然看起來不可避免，但也是可以避免的。
21世紀：爲了幫助中國讀者更好地了解美國的政治決策，你可以談談美國國內的政治壓力是如何影響美國對華政策的出台嗎？
馬凱碩：毫無疑問，美國的政治團體已經形成了非常強烈的共識，即美國應該對抗中國。我認爲，喬·拜登總統如果要客觀地決定中美關系的話，可能會更願意與中國合作。但事實上，盡管他在2019年總統競選中稱，特朗普對中國的關稅和制裁讓美國人民受到了傷害，但他就任後也無法解除關稅和制裁，因爲美國國內已經形成了非常強烈的政治共識，即美國應該對抗中國，對中國采取消極立場。
對我來說，這很令人困惑。因爲作爲美國的朋友，我認爲，既然美國擁有世界上最好的大學、世界上最好的智囊團、世界上最著名的戰略思想家，那麽美國應該能夠理性對待中國。但恰恰相反，可悲的是，美國對中國的行爲非常不理性，這不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
美國對華負面情緒中的種族歧視
21世紀：你在書中提到，美國對中國的態度至少部分出于白種人對黃種人的恐懼心理（yellow peril）。能否詳細說明一下，非理性因素如何在美國外交政策決策中發揮作用？
馬凱碩：這就是我這本關于美中關系的書不同于其他書的原因，因爲我在《中國的選擇：中美博弈與戰略選擇》中指出了美國對華政策不僅是由理性因素驅動的，也受到情緒因素的影響。其中一個情緒因素是在西方心理中存在了近800年的對黃種人的恐懼，這是從蒙古人在13世紀幾乎征服了歐洲時開始的。這是沒有西方知識分子或美國知識分子談論過的事情，盡管這是一個真實的因素並能夠解釋爲何美國對華做出如此情緒化的反應。
在我的書中，我用具體的證據證明了“黃種人恐懼”是美國心理中的一個關鍵因素。在130多年前，美國國會通過了一項“中國種族制度法案”。如果沒有對黃種人的恐懼，爲何會通過這樣一部法案？它不僅在美國人心理中占據了相當長的時間，而且在當前中美戰略競爭中也起到了影響。我在試圖讓美國人意識到它是如何影響美國對中國形成的負面情緒，從而提醒他們應該理性而不是非理性地對待中國。
21世紀：這種曆史上對黃皮膚人種的不信任爲何會在美國重新出現？
馬凱碩：在生活中，如果你能理解情緒發生的原因，你就會成爲超人。情緒不是可以被理性控制的，它有自己的動因和驅動力，有時還有自己的固執。比如，在生活中，當你愛上一個人時，當你熱情地墜入愛河時，准備爲愛人而死時，你如何解釋這種情緒？同樣地，在消極方面，當你有對黃種人的恐懼時，它是非常強大和非常情緒化的東西。當我學習精神分析時，我上了一門關于精神分析哲學的課程，解決這些情緒的唯一方法，尤其是在潛意識的盡頭，就是公開討論它，這是最佳處理方式。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我是在幫助美國，讓美國知道，“你正受到一個沒有被你意識到且被你拒絕談論的因素的影響”。
“美國沒有全面的長期的對華戰略”
21世紀：你在書中說，美國犯了一個重大的戰略錯誤，即在沒有制定全面、長期對華戰略的情況下就與中國開始了這場較量。這似乎非常令人驚訝。拜登政府是否制定了這樣的戰略？
馬凱碩：毫無疑問的是，美國沒有全面的長期的對華戰略。我在《中國的選擇：中美博弈與戰略選擇》中指出，給我提供這種見解的人正是美國在世的最偉大的戰略思想家亨利·基辛格，這是2018年3月20日我與他一對一共進午餐時他對我說的。事實也證明，美國從來沒有定義過對中國的戰略目標。是要阻止中國成爲第一？是試圖推翻現有統治？還是試圖孤立中國？如果其中任何一個真是美國的目標，那麽這些目標就是無法實現的，它們是不可能的。美國沒有確定目標的事實表明美國缺乏對華戰略，因爲戰略是達到目的的手段。你應該清楚地定義你的目的是什麽。在這一點上，拜登政府有完全一樣的問題，那就是沒有想清楚要對華達成怎樣的目標，它應該向美國人民公開、坦誠地表明它的目標。
但同時，我也能理解拜登政府爲什麽害怕討論中國，因爲如果試圖對中國保持理性，就會被指責對華軟弱，這就是問題的所在。作爲美國的朋友，我試圖告訴美國，爲什麽不利用西方的強大理性來了解你到底想通過對華關系實現什麽？
21世紀：拜登政府頻繁使用三個“C”單詞描述對華關系，即競爭、合作和對抗。但中方稱這一三分法是遏制打壓中國的“障眼法”。在此背景下，你如何看待中美在氣候變化等全球性問題上的合作前景？
馬凱碩：我認爲，國家之間的雙邊關系總是非常複雜的，總是既有競爭也有合作。即使在親密的盟友之間，比如英國和法國，甚至是法國和美國。你也看到法國人最近對美國是多麽不滿意，當美國破壞了法國與澳大利亞在核潛艇上的協議，這說明甚至是盟友之間也會有競爭。但問題是，你如何保證對抗中的競爭不會嚴重惡化，最終滑向戰爭？這就是一項挑戰。我認爲，拜登政府仍在努力尋找正確的平衡點，因爲拜登政府中的很多人都明白，如果想解決氣候變化問題，就必須與中國合作，不然無法找到解決方案。但是，如果你想和一個人合作，你就不能走到那個人面前後扇他耳光，然後說，“讓我們合作吧！”你應該要學習一下外交藝術。我很高興地看到，拜登說，美國將用“不懈外交”(relentless diplomacy)取代“不懈戰爭”。這是一件好事。但外交意味著你必須停止侮辱你想與之合作的國家，而這正是美國對中國難以做到的事情。
21世紀：拜登的印太協調員庫爾特·坎貝爾表示，美國正在進入一個與中國激烈競爭的時期，且“競爭將成爲主導範式”。中國應如何應對與美國不斷升級的戰略競爭？兩國之間的技術競爭是否會最終導致脫鈎？
馬凱碩：我認爲，從理論上講，美國和中國可能會發生脫鈎，但在實踐中，這幾乎是不可能的。我舉個例子，如果美國和中國脫鈎，那麽全球市值最高的蘋果公司會發生什麽？蘋果依靠中國生産其手機的大部分部件。因此，脫鈎是一個理論上可行的想法，但在實踐中不可行。當然，在某些領域，兩國可能會出現脫鈎，比如互聯網領域。中國互聯網空間將完全獨立于美國互聯網空間。因此，會有一些領域發生脫鈎。但我同時認爲，兩國也會有合作的壓力。在《中國的選擇：中美博弈與戰略選擇》中，我解釋說，生活在美國和中國以外的60億人，大多數都想既和美國做朋友，也想和中國做朋友，他們不想在兩國之間選邊。所以，我希望這將成爲阻止美國和中國的戰略競爭脫軌並變得非常危險的力量。
新冠疫情加速全球力量格局向東轉移
21世紀：讓我們把中美競爭放在更大的背景下來看一看。你在書中說，西方不能再主宰世界，許多亞洲文明現在正在蓬勃發展。請具體談談你對于全球力量再平衡的觀察。
馬凱碩：在1820年以前，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經濟體始終是中國和印度。只是在過去的200年中，歐洲和美國才騰飛了。因此，過去200年，西方對世界的統治是卓越的和罕見的。但因爲是罕見的，它是一種反常現象。西方積累了如此多的力量是非常反常的，所以中國、印度和其他亞洲社會的回歸是非常自然的。21世紀將是亞洲的世紀，西方將不再占主導地位，它們將在新世界中掙紮、調整。現在，我們正在經曆的是西方試圖抵制亞洲回歸的過渡時期。我試圖讓西方知道的是，亞洲國家實際上想要與西方和平相處，而不是試圖統治西方，因此西方不應抵制中國、印度和其他偉大文明的回歸。
21世紀：新冠疫情是否會減緩全球力量從西方向東方轉移的趨勢？
馬凱碩：不。新冠疫情實際上加速了全球力量向東方轉移，因爲總體而言亞洲國家對疫情處理得更好。如果你看下每百萬人口死亡人數，在亞洲國家，它不到一百，但在西方國家高達幾千。顯然，疫情在某些方面顯示了西方政府的無能，也在某些方面證明了亞洲政府的能力。因此，疫情可能在不經意間加速了全球力量從西方轉向東方。
21世紀：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美國一直在扮演“全球警察”的角色，聲稱自己是當時所謂的“自由世界”的捍衛者。你覺得美國從阿富汗撤軍對美國外交政策有怎樣的影響？
馬凱碩：我在《中國的選擇：中美博弈與戰略選擇》中也談到了這個問題。我主要從兩個角度來談。一個角度是美國從阿富汗撤軍的影響；另一個角度是關于美國扮演的“全球警察”角色。很明顯，阿富汗對美國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悲劇，因爲美國在阿富汗花費了幾萬億美元，卻一無所獲。之所以造成這樣的後果是因爲美國從不花時間了解阿富汗人民的文化、文明和曆史，這體現出美國的傲慢。在冷戰結束後，美國認爲自己無所不能。從某種意義上說，美國的信心是一項重要資産，但也是一項重大負擔，它阻止美國人學習和理解其他曆史、文化和傳統。這是關于阿富汗問題。
至于美國承擔的“全球警察”角色，這是美國認爲它可以做到的，因爲憑借這麽多的資源，它認爲它既可以照顧自己的人民，也可以成爲“全球警察”。但現在，我在書中也指出，美國底層一半人民的平均收入在過去30年間出現下降，在所有主要發達國家裏只有美國出現了這種情況。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安格斯·迪頓(Angus Deaton)的研究顯示，美國白人工人階級出現了一片“絕望的海洋”。所以，我認爲，美國現在應該停止扮演“全球警察”，轉爲照顧好自己的人民。如果美國能夠變得不像當前這樣不開心，那麽世界將會變得更美好，所以教訓是，美國越少扮演“全球警察”，對美國人民來說會越好。
澳大利亞應學會如何與中美做朋友
21世紀：拜登政府正在積極動員盟友對抗中國，尤其是印太地區的美日印澳四國聯盟。你認爲這個新的抗衡中國的聯盟會成功嗎？
馬凱碩：四國聯盟總是說，它不是針對中國的，即使所有人都知道它的確是，這是關于四國聯盟的悖論——它聲稱不針對中國，但誰都知道它是爲了反華。歸根結底，地緣政治是地理和政治的結合。四國的地理環境非常不同，而到頭來，它們都會發現，既然是中國的鄰居，就得和中國合作，跟中國共處。我認爲，四國聯盟只是一種暫時現象，隨著時間的推移，它們每個國家都會發現，雖然它們可能對中國有關切，可能對中國有所保留，但還是要找到與中國合作的方式和方法，而不是試圖遏制中國，因爲就像針對蘇聯的遏制政策沒有奏效一樣，對中國的遏制政策也不會奏效。
21世紀：你之前提到，大多數國家都不願意在中美之間選邊，但澳大利亞似乎是一個例外。你怎麽看澳大利亞的中國政策？
馬凱碩：我認爲，澳大利亞有一個非常獨特的問題。從某種意義上說，在西方勢力從亞洲退去之後，澳大利亞與新西蘭將成爲兩個被落下的國家。在西方統治世界的200年中，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可以感到非常安全，因爲它們受到西方霸權的保護，但那是19世紀和20世紀的事情。21世紀將是亞洲的世紀，西方大國的勢力將在亞洲逐漸消退，這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澳大利亞和新西蘭既然地處亞太，就必須學會如何與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鄰國相處。
作爲澳大利亞的朋友，我總是說，澳大利亞必須了解亞洲國家之間的相處方式——亞洲國家對彼此總是很有禮貌，我們從不公開批評對方。澳大利亞的西方行爲方式在西方世界也許行之有效，但在亞洲世界卻行不通。因此，澳大利亞應該學習如何更好地了解亞洲鄰國並與亞洲鄰國合作。當然，澳大利亞應該更密切地與東盟合作。東盟國家就非常明智，他們想成爲美國的朋友，但也想成爲中國的朋友。澳大利亞也應該變得像東盟國家一樣，努力與中國和美國友好相處，而不僅僅是美國。
美國退出TPP的決定是給中國的大禮
21世紀：你在書中指出，美國決定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TPP）是給中國的一個地緣政治禮物。現在，中國已正式申請加入CPTPP，但美國卻未表示要重新加入該協議。你對中國的表態有何看法？這一協議在中美競爭中有多重要？
馬凱碩：TPP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有趣的是，在新加坡、新西蘭、智利和文萊四個亞太國家發起後，TPP最開始是得到美國支持的，美國前總統奧巴馬是對它充滿熱情的。盡管美國向世界上所有人解釋自由貿易協定的優點，但今天的美國卻無法簽署自由貿易協定，因爲美國人對自由貿易協定感到恐懼。相比之下，今天的中國願意與任何國家簽署自由貿易協定。就其本身而言，美國無法加入TPP以及中國熱切希望加入TPP的事實表明，世界已經發生了多麽重大的變化。在40年前，美國還是自由貿易協定的擁護者，中國還沒有加入任何自由貿易協定。然而，到了今天，世界規則發生了重大變化。因此，無論中國是否加入TPP，中國展現出的意願已經有力地表明過去40年來世界發生了多少變化。
21世紀：你還說，近年來，美國一直在遠離全球多邊機構，而世界其他地區，尤其是中國，卻一直在走近這些機構；中國發起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和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也都吸引了許多美國盟友的加入。在你看來，中國在國際新秩序中可以發揮什麽作用？
馬凱碩：許多全球多邊機構，包括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世界衛生組織，實際上都是由美國和它的西方盟友創建的，加強全球多邊組織是符合美國國家利益的。但可悲的是，特別是在冷戰結束後，美國認爲自己強大到可以擺脫所有全球多邊組織。在《中國的選擇：中美博弈與戰略選擇》中，我引用了美國前總統比爾·克林頓2003年在一個演講中的講話，他當時說，如果美國永遠是第一，美國就可以爲所欲爲。但他說，如果美國有一天成爲第二——這將讓美國感到萬分痛苦，那麽加強全球多邊組織符合美國的利益。作爲美國的朋友，我認爲，如果美國不加強全球多邊組織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中國非常支持這些國際多邊機構是一個很好的迹象。事實上，中國已經開始提出像AIIB這樣的新的多邊機構，以及像“一帶一路”這樣的倡議，這些都是非常積極的發展。如果美國從戰略高度思考，它應該在加強多邊機構而不是削弱多邊機構方面與中國競爭，這是美國需要的東西。這是美國需要對政策進行大轉彎的領域，或許它可以就如何對待多邊機構向中國取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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