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節日益臨近，關于新加坡新年紅包的傳統，最明顯的是都偏愛嶄新的鈔票。而現在，想要新鈔，不僅得去銀行排隊，而且還要提前在網上預訂。
新鈔的短缺無疑給春節需要發紅包的人帶來了麻煩。
發紅包的習俗並非華人獨有。回教徒在開齋節期間，也會送出裝有現金的綠色“紅包”；在屠妖節期間，印度教信徒也會互換紫色的“紅包”。
這些行爲的共同點都是對于“新鮮出爐”的鈔票的獨特文化偏好，包括新鈔獨有的油墨芬芳。
其魅力在于，這種贈送實體鈔票的傳統竟然在一定程度上抵禦住了時間和現代科技的侵襲，得以延續至今。
那麽，能否說服人們改用舊鈔或是發電子紅包？大概不可能。
更令人意外的是，這些人並非上了年紀。有些看起來也就30來歲，掌握最新科技對他們來說遊刃有余。但爲什麽改成電子紅包就變得遲疑了呢？
爲什麽不願用電子紅包？
隨著PayNow、PayLah！和GrabPay相關電子錢包服務的普及，電子支付在新加坡已經發展了起來。
疫情加速了這一趨勢的增長，因爲商家和銀行會鼓勵消費者選擇電子支付進行無接觸交易。
隨著智能手機的普及，大多數人應該也對電子支付服務並不陌生，許多新加坡人甚至可能是此類服務的日常用戶。
鑒于去年新加坡有超過一半的小販提供電子支付服務以及緊隨其後的電子支付推動計劃，可能這就是未來幾年的趨勢。
一項通過社區發展理事會（Community Development Council）提供的1億3000萬新元購物券的計劃，也有望加速消費者對電子支付的接納，這些購物券可在參與計劃的組屋鄰裏和小販中心使用。
隨著春節腳步近，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呼籲國人使用舊紙幣發紅包或幹脆改發電子紅包，原因有二：
一、支持可持續發展；
二、防止疫情期間銀行過度擁擠。
第二個原因可以理解，但爲了可持續發展而改用電子紅包，對有些人來說可能缺乏說服力，他們會認爲這屬于爲了方便和現代化而抛棄自己的文化傳統。
可持續發展考慮
然而，可持續發展的必要性不容忽視。大部分的紅包封最後都進了焚化爐，紅包封的設計和使用材料也導致它們往往不容易被回收。
其實不僅僅是紅包。我們煞費苦心排隊換取的新鈔僅僅短暫地發揮了作用，節日結束時就會變成用過的鈔票，被存入銀行賬戶。
如果公衆繼續要求在每個節日期間只發行新紙幣，那麽用過的紙幣幾乎沒有機會再流通。
在新加坡，每年須要發行多達1億張新鈔來滿足這一需求。面額2新元的鈔票是主要組成部分，存入銀行後，在下一個春節到來時會以新鈔的形式重新發行。
這種回收方式能夠滿足每年約20％的節日需求，減少浪費，並且保護環境。
但剩下的舊2新元紙幣卻因超出流通需要而被銷毀。僅僅生産和銷毀多余的2新元紙幣就産生了非常可觀的碳足迹——相當于爲430個四房式組屋供電一年所産生的碳排放量。
可持續性還並非是我們應該接受電子紅包的唯一原因。印刷鈔票的實際成本也是一個關鍵考慮因素。
美國雕刻和印刷局2021年貨幣運營預算爲11億美元。1美元紙幣的印刷成本爲每張6.2美分，略高于紙幣幣值的6％。
傳統可以與時俱進，尤其是當我們把目光放到紅包的發源地——中國。2014年，互聯網巨頭騰訊在其廣爲使用的微信平台上引入了電子紅包功能。
許多其他企業也加入了這場混戰，有的添加了創新的提示音，比如嵌入視頻和搶紅包功能。如今，絕大多數中國人都選擇發送電子紅包。
值得慶幸的是，新加坡使用電子紅包的人數正在上升。
星展銀行的報告顯示，到2021年春節第二天，通過PayLah應用進行的QR碼交易超過3.2萬筆，總額達200萬新元（合148萬美元），而2020年該數據僅爲1.8萬筆和66萬新元（合49萬美元）。
其他銀行的電子交易也呈上升趨勢。通過大華銀行應用進行的電子紅包交易增長了3倍；通過華僑銀行應用進行的電子紅包交易較2020年增長了140％。
一些人可能會認爲電子紅包會削弱春節的精髓，這也可以理解。
但正如一些務實的人所言，如果我們把送紅包看作是美好祝福的象征，那麽無論是實體紅包還是電子紅包都一樣。
使用電子紅包也很方便，既不必去銀行排隊領取新鈔票，也不用在節後將收到的錢存入銀行。只須點擊幾下，就可以完成紅包的發送和接收。人們也不必擔心電子紅包被弄丟。
除了因爲傳統而偏好實體紅包，從可持續性和實用性的角度來看，電子紅包還是有說服力的。從曆史上看，從硬幣到紙幣的轉變並沒有導致傳統的喪失。
即使我們相信最初的神話——硬幣發出的光可以抵禦妖怪“祟”，我們也可以這樣解釋：鑒于電子紅包的性質，那麽它在手機屏幕上發出的光，說不定比實物鈔票更有效。
（作者盧耀群與郁淑桦分別是新加坡國立大學商學院治理與永續發展研究所所長及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