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10年我國政府的開支大幅增長，未來預計會繼續攀升以應對人口老齡化和氣候變化等結構性趨勢。
爲了保持收支的平衡，調高消費稅已勢在必行。除此之外，我們還有什麽對策與出路？
雖然近期通貨膨脹率走高，消費稅的推行可能進一步讓通脹攀升，經濟師指出，消費稅的調高勢在必行，但消費稅、甚至其他稅種的調高，以及征收新稅種，並不能有效填補這個缺口。
政府接下來更重要的工作是推動經濟的發展，擴大整個經濟規模和稅收的基礎。
稅收增長追不上開支
大華銀行經濟師全德健接受《聯合早報》訪問時指出，在2018年提出調高消費稅，因爲我國的醫療開支增長非常快，投資建造醫院來應對老齡化社會的需求。
根據他整理的數據，我國去年的三大營運開支是醫療（170億元）、國防（150億元）和教育（130億元）。在2010年，三大營運開支是國防（110億元）、教育（90億元）和醫療（33億元）。
也就是說，醫療開支過去10年大幅增長。全德健說，老齡化趨勢不可逆轉，醫療開支會持續增加，因此政府不得不增加收入來維持收支的平衡，消費稅的調高勢在必行。
新加坡國立大學商學院會計系副教授傅壽明受訪時指出，冠病大流行之前，政府在醫療方面的支出已增加兩倍，從2010財年的37億元增加到2019財年的113億元。
傅壽明說，這些醫療支出在接下來10年預計將增加30％，到2030年達到我國國內生産總值的3％。“屆時，65歲及以上的新加坡人占人口比例將增加到四分之一。因此，醫療方面的支付可能需要更多撥款。”
普華永道新加坡消費稅服務主管合夥人許明強受訪時也說：“考慮到我國人口老化和目前冠病大流行病所帶來的風險，政府將優先考慮在醫療和其他社會需求方面的支出。”
他指出，醫療和其他社會需求的支出是經常性的，隨著時間推移而增加，提高消費稅將有助于滿足部分支出增加的需求。“如果政府減少醫療支出，可能須由人們來承擔更多相關費用。”
聯昌國際私人銀行經濟師宋生文說，將消費稅從7％調高至9％，是確保消費稅爲政府經常收入所作的貢獻保持在15％左右。
此外氣候變化愈來愈受到重視，這方面開支估計也會增加。
宋生文說：“海平面上升對你我，甚至對我們的孩子來說可能並不重要，但保護新加坡的海岸線對未來的世代將變得越來越重要。海平面不會停止上升，這項開支將越來越大。”
華僑銀行首席經濟師林秀心受訪時說：“政府減少支出的空間相當有限，但至少通過發售新加坡政府債券（基礎設施）集資，或有助減輕一些負擔。”
星展集團高級經濟師謝光威說：“確保持久稅收來源和空間非常重要，我們不希望依賴借貸來維持財政開支。新加坡是個小國，沒有天然資源，借貸償還彌補財政開支是不持久的，下一代會要負擔債務的利息，經常性的開支要靠經常性的收入來支撐。”
根據大華銀行的數據，2011財年至2019財年期間，個人所得稅、公司稅和消費稅收入分別增長7.6％、4.1％和3.2％，遠低于醫療開支的13.9％平均漲幅。
全德健說，接下來全球很可能實行最低公司稅率，公司稅收可能會受到影響，即便不受影響，也跟不上開支的增幅。
一次過調高消費稅較有效率
去年11月二十國集團成員核准全球最低公司稅率，15％的最低稅率預計會在2023年開始實行。雖然我國目前的公司稅率17％高于這個最低稅率，但有些投資者津貼和計劃意味著一些公司的有效稅率低于15％。
宋生文說：“若人口不增長，而是老齡化，未來幾年納稅人可能減少。”這意味個人所得稅收可能放緩。
雖然消費稅是累退（regressive）的稅收，但謝光威指出，新加坡整體稅務政策累進，中高收入人群交的稅比低收入人群來得高。
目前通貨膨脹走高，消費稅調高會否導致情況雪上加霜？謝光威說，消費稅對價格的影響是一次過的，持續12個月後就會消失。加上“定心與援助配套”（Assurance Package），對低收入人群的影響會比預想來得低。
全德健認爲一次過把消費稅調高到9％，消費者面對壓力，但從稅收角度，一次過調高較合理，因爲下來一年疫情充滿變數。他預計政府今年7月調高。
謝光威說，2022年經濟走上複蘇軌道，國內生産總值、勞動市場數據好轉，就業率下滑，是實施長遠規劃的良好時機。
他也預計今年7月調高兩個百分點，2023年將舉行總統選舉，2024年下半年至2025年期間舉行大選，時機具挑戰。
岑義隆說，調高稅率從沒最好時機，尤其是消費稅。他預計明年1月或4月調高，“這會避免通脹進一步上揚，其次爲商家提供足夠時間做准備。”
他認爲，分階段調高可減輕低收入家庭的壓力，但會增加商家成本，他們需要進行兩次價格和電腦系統的調整。政府也需兩次調整消費稅補助券和補貼計劃，因此一次過調高更有效率。
針對有人建議必需品不收消費稅或收較低稅率，以及奢侈品收較高稅率，岑義隆認爲，高收入家庭購買必需品的總量更高，降低稅率反而讓他們獲益更大，他們也可到海外買奢侈品。“單一稅率減少合規和行政成本，更好的做法是繼續提供消費稅補助券和補貼計劃。”
調高其他稅並征收新稅種的利與弊
根據國內稅務局的數據，2020財年所得稅、消費稅、房地産稅、印花稅和賭博稅占我國營運收入的73.6％
德勤新加坡稅務合夥人李忠興說，雖然所得稅占一大部分，但在經濟和消費趨勢産生變化後，如網購的崛起，消費稅可能成爲更顯著的來源。
但這不一定足以應對我國的醫療和社會開支需求，他認爲政府或不可避免要考慮推出新稅種，擴大稅收基礎或調高其他稅率。
他說，調高公司稅很可能導致稅收減少，因爲投資會撤離新加坡。他不認爲政府此次會調高個人所得稅，因爲上一輪的調整于2017估稅年生效，人力市場保持緊縮，調高稅率會影響外來人才流入。
李忠興指出，政府或可考慮效仿香港，對股票交易征稅，但要考慮到會否影響本地資本市場的吸引力。
部分受訪專家認爲可考慮征收財富稅。
傅壽明說：“雖然提高這些征稅有潛在弊端，但我們仍有空間引入更高稅率，並只對極端富裕的納稅人産生影響，不會給低收入和夾心層造成負擔。”
他也說，極富裕的階層不會因所得稅和財富稅適度調高感到痛苦。
謝光威認爲，政府應避免一次過采取太多稅收措施，這會打擊中高收入階層，導致他們把産業轉移到國外。高收入群體不僅在新加坡擁有房産，還在本地經營業務，如果逐步轉移到國外，會致使本地工作流失，沖擊中低收入人群。
“富裕人士容易轉移資産，調高財富稅最終可能導致稅收減少。從政治角度上好看，但對財政幫助微小，甚至有負面影響。”
KPMG合夥人兼間接稅主管藍國城說，我國于2008年取消遺産稅，因爲它並未達到向富人征稅的目的，反而影響中高收入階層。此外，香港和馬來西亞也取消遺産稅。所以政府表示征收財富稅須要更深層的分析，尤其考慮到我國作爲亞洲私人財富管理中心的定位。
他預計本次預算案將調高碳稅，並會考慮其他環境稅。
新加坡管理大學會計學院教授岑義隆認爲，政府可借機縮小收入和貧富差距，如對空置的住宅房地産收稅，這鼓勵業主出租單位，有助租金市場放慢增長。此外，政府也可針對房産銷售征稅，如三年內出售的房地産征收3％的銷售稅。
但全德健指出，除了三大稅收外的其他稅種，貢獻的比率都非常小。
至于國家儲備淨投資回報（NIRC）能否貢獻更高比率，他認爲，儲備金應該用于長期投資來賺取長期回報，或應對不時之需，而非應付經常開支。
經濟不增長 稅率高也沒用
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副教授陳企業博士接受《聯合早報》訪問時強調，探討稅務要“不忘初心”，推出消費稅是爲了讓稅收不要太依賴周期性的公司稅和個人所得稅。
政府調高消費稅，另一方面通過消費稅補助券給予低收入人群幫助。問題是，當不再補貼時，低收入人士豈不是仍將受沖擊？
陳企業指出，通過保持公司稅和個人所得稅競爭力，政府吸引到投資。“消費稅推出26年後，經濟蛋糕做大了，這期間政府給予低收入人士補貼，同時國人這段時間內的工資上漲，中小企業的生意也拓展。”
因此最關鍵是把經濟蛋糕做大，“如何讓經濟增長？找新的增長來源，如成爲芯片樞紐、加密貨幣樞紐”。
謝光威也認爲，下來預算案重點是中期經濟和政策規劃，“經濟不增長，稅率多高都沒用”。
李忠興說：“引入新稅種或提高現有稅率要仔細斟酌。最好的辦法是擴大經濟蛋糕。政府必須繼續推出舉措，協助企業數碼化、創新和轉型，保持競爭力、盈利能力和長期生存能力。將稅收用于發展和高收益投資方面的財政審慎和遠見，是長期增加稅收的關鍵，做得好就會形成良性循環。”
普華永道新加坡稅務主管合夥人胡和坤建議推行非稅收政策，如創造更高價值的工作、提高技能、鼓勵創業和慈善事業，以縮小財富差距。
60億元援助低收入群體
我國1994年推行消費稅制度，曆年來調高過兩次，每次都有相關配套減少對老百姓的沖擊。
經過將近10年的規劃和討論，我國于1994年4月1日起實行消費稅制度。接著在2003年分階段調高稅率，先從3％提高到4％，一年後提高到5％。
傅壽明指出，當時調高消費稅是爲了部分彌補企業和個人所得稅稅率降低帶來的收入損失。
2007年7月1日，政府一次過將消費稅從5％提高到7％，主要資助社會開支增加，包括實施就業入息補助計劃（Workfare Income Supplement）。
傅壽明說：“每次政府都推出相關配套來幫助多數新加坡人應對，並爲低收入群體提供更多幫助。”
許明強指出，此次總值60億元的“定心與援助配套”比2007年推出的配套多出20億元，“這是個相當慷慨的配套”。
“政府之前提到，由個人和家庭承擔的消費稅淨額中，超過60％來自居住在新加坡的外國人、遊客和收入最高20％的家庭。我們預計消費稅收的增加主要來自這些消費者，盡管近期來自遊客的收入會受疫情影響。”
我國消費稅相對低
和大部分實施消費稅的國家相比，我國的消費稅率相對低。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成員國的平均消費稅或增值稅（VAT）是19.3％。與新加坡發展程度差不多的新西蘭和澳大利亞分別是15％和10％。即使我國調高至9％，仍低于大部分國家。
可是，許明強提醒，任何國家制定的稅率或稅基都是以該國的經濟和社會政策爲基礎，不宜直接比較。“每個國家的情況和財政需求都不同。例如大多數歐盟國家有非常廣泛的社會福利政策，因此他們的平均增值稅約爲21％。”
從整體稅制考量，我國的稅率依然相對低。宋生文說：“回顧過去30年，爲了保持征稅和轉移支付的累進特質，政府減少了低收入者的所得稅，並制定對低收入群體的直接轉移支付，降低大多數新加坡家庭的負擔。”
此外，政府也降低財産稅、爲組屋居民提供租金、服務與雜費回扣，以及爲醫療、教育和社區服務提供額外補貼。
宋生文指出，正因爲如此，大部分個人不再須要支付所得稅。“但當然，人們甯願看到握在手裏的錢，而不是每月反映水電費賬單上的回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