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李思邈 , 梁偉康
陳光權曾在一家新加坡銀行工作近兩年後辭職，轉到一家少過10人的保健起步企業擔任軟件開發員。（嚴宣融攝）
30歲的陳光權之前捧的可說是傳統意義上的好飯碗。他在一家新加坡銀行負責軟件開發，薪水高、福利好、工作穩定。可是他受不了保守的工作文化，去年4月炒了老板鱿魚，加入一個起步公司。
很多大辭職潮中的“弄潮兒”，相信能從陳光權的故事中看到自己的影子。他之前的公司規模太大，就算疫情推動著轉型，但在這樣的大機構，要徹底改變工作模式和文化相當困難。比如，他認爲自己作爲後端技術人員，完全可以在家辦公，但公司不願批，疫情期間也得去數據中心報到。
雖然公司當時也想嘗試開發新軟件，但擺在他面前的是好幾個月的審批流程和換代不夠快的軟件系統。
他辭職後，找到的新工作還是做軟件開發，但工作模式完全不同。在這家只有10個人的起步公司做的是保健程序，老板是新加坡人，總部設在澳大利亞，他和老板都沒有辦公室，大家分頭在家裏忙、線上開會。只要手上工作做完了，他的年假沒有具體的天數限制，家裏的辦公桌椅也是公司添置，給了他足夠的空間和自主性。
他說：“我辭職不完全是因爲以前的工作太累，而是想要換個活法。新工作的工資高很多，也讓我能長期居家辦公，這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工作變革。”
“大辭職潮”是時下的時髦詞，許多職場調查都顯示許多人打算在未來幾個月跳槽。其中，有的是因爲太疲累，有的是受困同個環境太久想要解放自己，但也有一群人是因爲所處的行業工作機會多，要抓住機遇爲自己做更好的打算，陳光權所在的科技行業就是如此。
除了工作機會，工作文化也有關系。新加坡國立大學商學院的組織與管理系副教授宋照禮說，新加坡既有東方社會把工作擺在第一位的工作狂文化（workaholic culture），也有西方頻繁更換工作的跳槽文化，加上疫情是個催化劑，帶動了這股跳槽風。
新加坡人力部數據顯示，去年11月的整體失業率下跌至2.5％，恢複到病毒阻斷措施以前的水平。（何炳耀攝）
順應新世代員工需求 專家預測職場文化將轉變
新加坡管理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心理學助理教授陳家欣注意到，個別行業的離職情況較爲顯著，如醫療和服務領域。
她認爲這個現象由多個因素造成，包括因工作和生活失衡而感到過勞（burnout）、在職場感到不公平待遇和缺乏工作意義。
她說，新加坡的職場普遍等級制度嚴格，但組織架構越來越平等，新一代職員對工作的期待也有所轉變，更追求自主權、工作意義和工作與生活的平衡。疫情也促使員工更注重一些細節，如靈活的工作安排和有同理心的老板和機構。
隨著這些變化將更加主流，陳家欣預測，職場會做出轉變來順應新時代的員工需求，以緩沖下一波的辭職潮。
不過，南洋理工大學高級副校長（行政）陳逸娜認爲，新加坡多數職員較重視職業的穩定性，不會輕易踏出舒適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