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夷親善，拿督公作爲化外之神，雖非“正祀”，移民因其神格與後土相似而崇祀。
新發現的龜嶼“百姓爺公”香爐。（馬來西亞學者廖筱紋博士提供）
壞消息傳來！龜嶼拿督公廟于4月17日遭受祝融之災。新聞見報後，內心頗覺感觸，原因是在疫情暴發前，曾充當向導與韓國友人前往遊覽。更吸引我的是島上的福山宮大伯公廟與拿督公廟，兩處與新加坡早年移民和檢疫曆史有連結的古迹。和龜嶼咫尺之距的聖約翰島上，曾建有檢疫站，對移民進行檢疫、隔離。然而英殖民地政府最初在這兩座小島，先營建的是訊號站，導航往來海峽的船只，後來才是我們熟知的檢疫及其他用途。
對于這兩座與移民史有密切關系的島嶼，以及這兩處古迹，我一直對其曆史好奇。疫情前的龜嶼之旅，居然有個意外收獲，在拿督公廟內發現一座帶有銘刻的清代石香爐。解讀香爐上的銘文後，正想重回島上再作田野，以期對解讀有所領悟時，疫情肆虐與封城，使我不得不將此事暫時按下，未想聖祠竟遭此難。
萊佛士先停泊龜嶼海面
龜嶼（原名Pulo Tambakul，今稱Kusu Island）原先只是一座礁石，通過新加坡海峽，必定會經過其周圍的海域。19世紀初，英國東印度公司爲在對華貿易上擺脫荷蘭人的牽絆，遂命萊佛士到馬六甲海峽，尋求一個更爲理想的商站。與天猛公訂約後，萊佛士啓程離開新加坡回返槟榔嶼，途中寫給東印度公司總督秘書一封信，報告他已經開埠新加坡，並且委任法誇爾上校爲駐紮官。另外，他觀察到往來于新加坡海峽及中國的船只，都必須通過聖約翰島（St John Island）附近約半英裏的水域。
萊佛士指示法誇爾先在龜嶼（當時稱作Peak Island）設立一個訊號站，讓往來的船只可以落錠停泊，補充食水。18世紀以來，英國與荷蘭在東印度群島的競爭非常激烈，荷蘭因爲據有爪哇的巴達維亞（雅加達），並以此爲大本營對馬來群島進行物資掠奪、殖民與貿易。同樣的，英國也希望在馬六甲海峽能取得一優良中轉站，我們可以從萊佛士最初選擇新加坡知道其遠見。龜嶼的曆史與新加坡開埠史分不開。
拿督公廟內的碑刻
早年聖約翰島和龜嶼常被混淆。以致後來有一段時間，人們將“新客” （戰前的新移民）被送往聖約翰島檢疫站隔離時，形容爲“禁龜嶼”，原因是兩島咫尺相對。至于島上熟悉的大伯公廟及拿督公廟，究竟創于何年，尚無定論。
火災前的拿督公廟內，供奉三座聖墓。分別是“拿督”阿杜拉曼（Syed Abdul Rahman）和他的母親加利蔔（Naik Raip）與姐姐法蒂瑪（Siti Fatimah）。據1970年《海峽時報年刊》（Strait Times Annual）Goh Tuck Chiang的一篇特寫記述，信徒祭祀“拿督”阿杜拉曼以求健康，祭祀其母祈求得子，祭祀其姐求姻緣。並根據田野所得，推測拿督公廟或創建于1889年。
實際上龜嶼拿督公廟創建的確切年代早已模糊不清，古迹遭受火患後，考證將更加困難。1893年3月7日的《叻報》，在龜嶼進香期時有過一段報道：
附近棋樟山之龜嶼有吉靈神焉。神之迹則頗費詳稽，惟其靈驗異常，凡往祈求，莫不如向斯應。每歲開香兩次，一爲正月十五日，一爲九月十五日。每屆香期，本坡男婦老幼，往回朝聖者絡繹不絕，香火極一時之盛，亦南天罕見之靈神也。
文中所謂的“吉靈神”，應該是今天的“拿督公”。
火災前，廟內三根柱子上各鑲有一方1921年款的碑石，分別以中文、英文及爪夷文（Jawi）銘刻紀事。中文碑曰：
龜嶼老仙女有上身到何明發先生處，門牌140號（作蘇州碼寫法）。藍豆巷，大英一千久百一七（作蘇州碼）。以上列位喜助捐起新廟，鄭元吉先生、王水鬥先生、陳生宗先生、甘炳發先生、陳水房先生、陽花興先生、鄭金娘。以及列爲先生。中華民國十年（1921）九月立。
1921年的英文碑石。
紀事銘文透露了一些曆史：
一、在1917年時，居住于本島“藍豆巷”的何明發（據英文銘刻，何明發是僑生“峇峇”），被龜嶼的“老仙女”選爲降乩（被神明附身）的對象。
二、至少有七名信徒在這一年捐錢，于此建築新廟。首位捐獻者王水鬥，其名字亦出現在1927年龜嶼大伯公廟（福山宮）重修的銘刻上，包括先在1925年喜敬一座精美的石質香爐（香爐上刻有龜嶼大伯公廟，乙醜年，王水鬥敬），此次福山宮重修他捐獻250元，捐額名列首位。王水鬥祖籍福建東山縣，經營黃梨業，曆任中華總商會福幫會董。並曾捐贈3000元予後港鬥母宮的創建。
三、銘刻上的“藍豆巷”的確切地點，根據另一碑石上的英譯銘文，注明爲Rangoon Road，即今天的仰光路。而“藍豆巷”的“藍豆”，似乎是“拿督”的同音異寫。究竟仰光路爲何還俗稱爲“藍豆巷”？則需要進一步了解。
新發現的光緒十年香爐
龜嶼拿督公符咒。
就在前年與友人參觀拿督公廟時，發現一座石質鬥形香爐上，镌刻幾行銘文：
龜嶼，百姓爺公，光緒拾年（1884）九月立，怡成號郭氏送。
石香爐被漆上一層厚厚的黃色乳膠漆，字體不易辨認。香爐上的銘文對島上拿督公廟的曆史溯源，不但有所幫助，也爲華人祭祀“拿督公”的概念，提供珍貴的史料。首先是香爐上的“龜嶼”二字，這應該是目前所見銘刻文獻上，最早出現的龜嶼中文地名。雖然知道龜（Ku）嶼（su）是源自閩南語（“嶼”字閩南音作“詩”）。但究竟始于何時？且馬來地名，無烏龜之義。
最令人感興趣的是“百姓爺公”這個名稱。原來百多年前的華人信徒，將廟裏奉祀的神祇稱爲“百姓爺公”。這令人想起奉祀于馬六甲青雲亭護厝內的一尊神明“大衆爺”。“百姓”與“大衆”二詞相近。“大衆爺”崇祀源自閩台地區對無主孤魂或枯骨的祭祀。早年閩地動蕩不安，常有兵災、械鬥或瘟疫等突發事件。對死于非命及客死異鄉的幽魂，人們通常設一小祠廟或祭壇來祭祀與撫慰，有些“大衆爺”則陪祀于地藏王廟內。另外，台灣還有“義民爺”“有應公”“萬善爺”等不同稱法的崇祀，祭祀功能相似。此光緒十年香爐上所镌刻的“百姓爺公”，同樣是上述一類的無主孤魂。至于華人何時開始借用原鄉崇祀的“百姓爺公”之名，代稱本土的馬來聖墓（Dato Keramat），暫無法理清。無論如何，此乃研究龜嶼早年曆史的珍貴銘刻文獻。
拿督尊稱溯源
既然“拿督”一名原自馬來世界，那先從現存馬來文獻著手。翻閱馬來宮廷經典文獻《馬來紀年》，就能看到以“拿督”尊稱的記載。“拿督”（羅馬拼音Dato、Datok、Datoh、Datuk皆同）也譯寫爲“那督”“哪督”等。此名稱在馬六甲王朝時代原是置于官階名稱前的尊號。同時代重要的官階包括首相稱爲“本達哈拉” （Bendahara）、財政大臣“天猛公” （Temenggong）、水師提督“拉沙馬納”（Laksamana或Laxmanna）。據早年英國的馬來亞史學家溫士德（Winstedt）之看法，馬六甲王朝的朝廷典制，是第三任君主確認下來的，且可能是源于古印度化帝國室利佛逝。
《馬來紀年》記載新加坡拉王朝（Singhapura）時，有以“敦”（Tun） 這個尊號冠于王室成員名字之前的。今天“敦”與“拿督”之尊號，依然被馬來西亞蘇丹用來賜封包括華人在內的有功人士。其中以“敦”更爲尊貴，如馬來西亞已故前財政部長及華社領袖敦陳祯祿曾先後被賜予“拿督”和“敦”的尊號。
華人拿督的最早記載
“拿督”一詞最早或見于明代張燮的《東西洋考》，書中記載“大泥，吉蘭丹”（今北大年與吉蘭丹）時曰：
初漳州人張某爲“哪督”（督字原文從口），“哪督”者，大酋之號也。
可見“拿督”是相當于地方頭人或土酋的一個官職。書中記述，明代時北大年于吉蘭丹的華人移民（稱爲流寓者）甚多。因此當地統治者會在華人群體中，設官職來自我管理。這類似于後來荷蘭及英國殖民主義者在東南亞各地的華人社區，施行的“甲必丹”制度。
無獨有偶，吉蘭丹一些華人神主牌文獻上，還能見到“拿督”的封號，只不過是異寫爲“哪督”二字。上世紀80年代，任教于馬來西亞大學的德國籍漢學家傅吾康（Wolfgang Franke）在吉蘭丹抄錄中文銘刻資料時，發現一些神主牌文獻，內牌墨書亦見“哪督”封號。其中一位名爲黃志德（卒于1880年）的漳州人除了被封爲“甲必丹”之外，還被賜予“哪督”封號。有意思的是，其夫人陳氏（卒于1885年）亦诰封爲“哪督娘”。
可見馬來半島的統治者，賜封華人爲“哪督”，委任其輔佐管理地方華人社群的做法，至少從明代中晚期，一直延續至19世紀。到了近代，拿督的尊號已經轉化爲蘇丹每年華誕時，授予有功人士的勳銜。實際上今天的拿督勳銜，較爲類似于清末時捐官所授予的虛銜。然在馬來半島，我們卻能在中文文獻上，見到華人受當地統治者賜予“哪督”一職，來管理當地的華人社群的史料可以追溯到明代晚期。
漢化的“公”與巫化的“大”
融入與在地化是南洋華人移民社會的曆史進程。“拿督公”的“公”字，與“大伯公”的“大”字，即是在尊稱對象轉換過程中，出現的漢化與馬來化（或稱本土化）現象。
由于是尊號，拿督一詞同時被馬來民族轉換爲稱呼神明或敬畏的靈異。馬來民族原本就有稱爲Keramat的聖墓或聖迹崇祀，Keramat源自阿拉伯文，乃聖神之意，馬來世界在伊斯蘭化以後借用此語，有時也稱爲Dato Keramat，轉換具體從何時開始暫無法理清。我們可以在馬來文豪文西阿都拉的自傳（刊于1849年）裏看到這個用法。阿都拉隨友人前往甘蜜園觀看華人私會黨的入會儀式時，將華人祭祀之神明與神壇稱爲“拿督”。
有意思的是，華人將馬來民族的Dato Keramat漢化，在“拿督”（Dato）後加一“公”字以尊稱。然後再繼續轉換爲同音同義，寫法不同的“藍陀公”“哪督公”等，不一而足。早年華人移民崇祀的土地神，在華南原鄉被尊稱爲伯公、福神。然後華人的伯公、福神倒過來被馬來人尊稱爲“拿督伯公”（Dato Pekong），這個名詞還被收錄在早年的馬來詞典裏。華人稱呼“大伯公”的“大”字，應該是把Dato簡化爲to音。早年在德光島上還有座“緞伯公”廟，也是屬于聖迹或英靈崇祀。說明“伯公”前的“大”或“緞”，同是漢化的本土馬來語尊稱。
馬來半島的拿督公崇祀
除了新加坡的龜嶼，早年的拿督公祠廟亦見于馬來半島各地。例如馬六甲州亞羅牙也（Alor Gajah）縣的馬接（Machap）地方，有座“拿督馬接”（Datuk Machap）聖祠，華人稱爲“馬接亭”。亭內一方立于光緒三十三年（1907）的中文碑石《哪啅見造亭宇碑記》，記載聖祠曆史已有200多年。後由馬六甲青雲亭主陳溫源倡議修建亭宇，並捐金50元。部分的新加坡華人還參與捐獻。馬六甲與新加坡的華人峇峇社群，本就是一家。因此甲、新兩地的華人互動極爲頻密。
值得一提的是，馬來西亞北部的吉蘭丹州加臘士河（Sungai Galas），曆史上盛産金砂，華人甚早移民于此，並從事淘金謀生。內陸的話望生縣（Gua Musang）布萊村（俗稱金山）有座著名的觀音廟水月宮，馬來西亞學者廖筱紋博士曾作深度田野調查，並著有《金山作客》一書。她考察後發現，水月宮周圍有三處“拿督公”祭壇，其神格與祭祀功能相當于華人的土地神。土地神又有華、夷之別。每年的觀音誕慶典，一並祭祀慶賀。此處拿督公祭壇的形態亦完全華化。唯金山拿督公的臨時神位，只能安置在水月宮外，說明其神格與管理之“境”有一定的區分。“拿督公”崇祀不單流行于馬來半島及新加坡，亦存在于印度尼西亞一些地區的華人社群中。
拿督公信仰漢化與功能轉換
相信中年以上的人，以前在路邊的大樹下偶見設有小祭壇或神龛。樹幹上纏繞黃顔色的絲綢，橫聯繡有“拿督公”字樣，祭品用槟榔、甘文煙、咖啡及白蠟燭。這即南洋地區常見的拿督公崇祀方式。雖然拿督公的“公”字，帶有人格化的意思，但過去華人崇祀的拿督公祭壇，據梅井（曾松華）編著的《馬來人風俗》中《沒有固定形象的拿督公》記述，至少在上世紀50年代時，尚無人格化形象的拿督公神像出現。前述1921年碑文透露的“老仙女上身”的事迹，說明了拿督公信仰早已經結合道教中的扶乩動作，呈現華人民俗信仰色彩。
如今新馬華人社會，拿督公已進一步人格化，並且衍生出頭戴“宋谷”，身著“紗籠”的老者形象。祭祀神龛則常見對聯曰：
拿管地方興旺，
督理財源廣進。
可見拿督信仰已經深度漢化。更重要的是，拿督公的祭祀功能也從馬來聖墓、山野的土地神、孤靈，轉化爲求取橫財的神明。
拿督崇祀令人想起封建王朝對于民間信仰的“正祀”與“淫祀”的宗教規範。中國曆朝曆代對祭祀有嚴格規定，除了國家規定准許祭祀的神明，和祭拜祖先之外，祭祀未被列入祀典的神鬼，稱爲“淫祀”。這主要是爲了杜絕地方爲了斂財、騙色，利用祭祀作爲工具來顛覆朝政。《禮記》曰：
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
清代诠釋《禮記》的孫希旦對此解釋：
淫祀本以求福，不知淫昏之鬼不能福人，而非禮之祭，明神不歆也。
古代帝王主要是以“賜額”“封號”的方式（如媽祖、關帝等），讓百姓知道，哪位是享祀的正統神明，何者嚴禁祭祀。華夷親善，拿督公作爲化外之神，雖非“正祀”，移民因其神格與後土相似而崇祀。然從現代多元社會發展曆史而言，龜嶼“拿督公”崇祀及其古迹，是值得我們仔細記錄和探討的。
（本文參考學界衆論述成果，並感謝馬來西亞學者廖筱紋博士提供相關圖片及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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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呂世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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