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新聞頭條被世界動蕩局勢所占據，當不同地區傳來一些國家領導人或說謊不臉紅，或黯然下台離去的信息時，閱讀今年99歲的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最近剛出版的書《領導力：世界戰略的六個研究》，讓人更爲感慨。基辛格通過六位他認爲非凡的世界級領袖個案，探討領導力的問題。這六人是：二戰後自1949年至1963年擔任西德總理的康拉德·阿登納、法國前總統戴高樂將軍、與中國建交的美國前總統尼克遜、曾因爲與以色列簽署戴維營協議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埃及前總統穆罕默德·安瓦爾·薩達特、新加坡建國總理李光耀，以及英國“鐵娘子”撒切爾夫人。在國際政治舞台上屬于元老級的基辛格，與這六位領導人都有個人接觸與交往，書中穿插他的第一手觀察與記錄，使得他對這些人物的分析和論述更有可讀性。本文就專注于他對李光耀個案的論析。
基辛格與李光耀交情甚笃，2015年李光耀去世時，基辛格遠道而來參加葬禮。兩年前，另一位哈佛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出版《李光耀：大師論中國、美國與世界》一書時，基辛格爲之寫序，對書中主角推崇備至。李光耀在回憶錄簡短提過當年去哈佛時對基辛格的初次印象。而在基辛格書中，李光耀的出場，也是1968年11月在哈佛大學利陶爾中心（Littauer Center，現肯尼迪政府學院）。當時越戰是個熱門課題，李光耀參加研討，不講客套話，直接問教授們對越戰的看法。一個陣營認爲約翰遜總統是個戰犯，另一個陣營則認爲約翰遜總統是個精神病患。利陶爾中心院長請李光耀說說他的觀點，李光耀劈頭一句是：“你們讓我作嘔。”
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 （海峽時報檔案照）
根據基辛格，這位45歲的小國總理，當時以既不博取同情，也不爲討好的方式，冷靜地分析東南亞的地緣政治，以及“他所相信的新加坡國家利益”。他強調新加坡必須經濟上能夠生存，安全得到保障。他沒有反美情緒，或者在經曆殖民後對帝國的厭惡。他沒有因爲新加坡面對挑戰而抱怨美國，也不指望它來解決新加坡的問題。他尋求的只是美國的善意。他希望缺乏天然資源的新加坡能夠通過對人才的栽培，取得經濟上的增長，因爲人力是新加坡的主要資源。對李光耀而言，要提高人民的素質，需要一個穩定的環境，讓他們不會因爲共産主義者的動亂、鄰國的侵略，或者中國的霸權而被遺棄。
基辛格指出，國家領導人的重要素質之一，是能夠不隨波逐流。“李在多年前哈佛研討會的表現之具有啓發性，不僅因爲它對美國和新加坡在世界的立場分析條理分明，還有他敢于逆風而行的勇氣。這是他在他的事業中多次展現的特質。”
基辛格寫李光耀的其中一節，題爲“來自小人國的巨人”，突出李光耀把一個面積比芝加哥還小、先天條件不足的多元種族小島，建成一個經濟發達的國際化國家。他的點評是，新加坡要掙紮建國，內政外交必須交織一起，“它必須具備三個條件：經濟增長要能夠支持得住新加坡人口；國內要有足夠的凝聚力，以讓它能夠制定和落實長期政策；外交上要足夠敏捷，使得自己能夠在龐然大國如俄羅斯和中國，以及虎視眈眈的鄰國如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之間求存”。李光耀展示了他的能力，又具備基辛格認爲領袖應有的“曆史意識”，知道曆史上城市國家能夠存活的極少，清楚新加坡的種種局限，但又有超人的想象力和追求卓越的決心。
新加坡面積之小，與李光耀格局之大，形成強烈的對比。在基辛格筆下，李光耀除了成功打造了一個國家之外，很重要的也是他在中美之間所扮演的角色，還有他對世界建立秩序的渴求和努力。他由始至終都沒有改變立場，認爲美國對世界，尤其是在東南亞的安全和發展，能夠扮演重要角色。“這不是因爲李光耀感情上親美，他一點都不感情用事，他對美國的政治和處理地緣政治的做法，不乏批評”。但是他往往能把曆史、文化、地理與當下的關注結合起來，了解事件的文化語境，運行其中，並且善于把區域的發展連接到更大範圍的世界局勢。
新加坡選舉制度
讓執政者有機會調整政策
多次聽李光耀闡述中美課題看法的基辛格，認爲李光耀談中美時都“unsentimental”（不帶感情色彩），但在1993年李光耀即已預言，中國對世界實力平衡的影響之大，使得世界在未來30至40年內必須重新尋求新的平衡。李光耀認爲中國並非只是“又一個強國”，而會是“人類曆史上最大的參與者”。用李光耀的原話，是促請美國不要“一開始就把中國當敵人”，而是應該讓它融入國際社會，接受“中國爲一個強大、崛起的國家”，理應“在董事會中也有一席之地”（a seat in the boardroom，即在重要決策中也能發揮影響）。
基辛格所勾勒的具堅定價值理念的強人，除了“鐵漢”形象之外，也有柔情的一面，而鐵漢的柔情並不柔弱。2010年10月，在李光耀夫人柯玉芝過世後，李光耀“前所未有”地給老朋友基辛格打過好幾次電話，傾訴他的悲痛，以及夫人逝世後心裏的空虛。基辛格問他是否曾與兒女訴說這份寂寞感，李光耀說：“沒有。作爲一家之主，我的責任是支持他們，不是依靠他們。”
（檔案照）
將近百歲的基辛格長時間與深度參與了過去數十年形成的當下這個世界，見證了英雄如何造時勢，但是書中對未來的世界和領導力，透露出個人的忡忡憂心。其中，他對科技與互聯網産生的影響並不樂觀，認爲社交媒體的出現，正在改變人們的習慣與思維模式，擔憂“深度的知識與能力”（Deep Literacy）的弱化，領袖更短視和走向民粹。
基辛格認爲，新加坡的選舉制度並不民主，但“並非沒有意義”，因爲它在某種程度上成了選民對執政者表現的評估表，讓執政者有機會調整政策。對于新加坡的未來，他說，關鍵在于“經濟與科技的持續進步是否會導向民主和人文的過渡”。李光耀的任務已經完成，但是人民要求的改變範疇究竟有多大，遲早會成爲新加坡持續發展的討論中重要的一環。在基辛格看來，新加坡最終的挑戰是：在大衆民主（popular democracy）和改良式精英主義之間，是否能夠取得更好的平衡。
（作者是新報業媒體華文媒體集團社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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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慧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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