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議會6號淩晨正式解散，由此拉開12月12日提前大選的帷幕。
首相約翰遜·鮑裏斯希望借大選，重新奪回下院控制權，推進“脫歐”協議，在明年1月30日前完成脫歐；反對黨工黨黨首科爾賓則表示，若工黨上台，將在3個月內談妥“軟脫歐”協議，確保英國留在歐盟關稅聯盟，隨後再次公投，選項包括是否支持“軟脫歐”協議，以及是否支持“留歐”。
過去三年，英國脫歐不僅提供了許多曲折離奇、引人入勝的劇情發展——唯獨脫歐本身沒有進展；也讓外界第一次看到，原來那些“紳士們”可以爲了不同的政治立場，耍出各種陰謀手腕，甚至不惜公開在媒體上撕破臉、互罵髒話。
真的只是因爲“不同的政治立場”麽？
王孟源先生在最新的評論文章和節目中認爲，脫歐爭執背後的真正動機，隨著脫歐之間節點越來越接近，越來越清晰地浮出水面：
“這裏的根本事實，是脫歐派的力量完全來自英國的自私土豪；在台面上的媒體輿論，他們固然有一連串冠冕堂皇的理由反對歐盟，但這純粹只是用來忽悠教育程度低的右派民衆的騙術；私底下真正的原因只有一個，就是歐盟的反避稅指令，ATAD（Anti Tax Avoidance Directive）。”
國內媒體在談論脫歐的議題時，少有人提到這個ATAD，只有在知乎上，你還能查到相關的幾篇文章。順著王孟源先生點出的方向，我們就試著去找出英國脫歐和ATAD之間的關聯性。
什麽是歐盟的反避稅指令（ATAD）？
ATAD出現的背景和歐盟過去十幾年間，查稅收緊有關；而英國也不是這項指令首當其沖的國家，瑞士、盧森堡、愛爾蘭這些低稅率國家才是。
ATAD打擊的有幾種情況：
比如，一家歐盟公司將利潤轉移到低稅率國家中的一家關聯公司，從而減少了對這些利潤繳納的稅款；在ATAD下，公司仍然可以這樣做，但這些利潤應按歐盟稅率征稅。
再比如，一家歐盟企業將開發新産品的工作轉移到了一個低稅率國家，以避免在開發時，爲利潤繳納更大的稅；但在ATAD的監管下，這種策略無法奏效，因爲成員國可以在産品出廠前對其征稅。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蘋果公司和愛爾蘭。
大家去回想一下，過去是不是隔三差五能聽到歐盟處罰蘋果的新聞？這其中有“反壟斷”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稅收。蘋果在歐洲賺了很多零售收入，但是，他們所繳納的稅很低，而且不用繳納在交易發生國。低到什麽程度？歐洲經合組織秘書長葛利亞，曾在達沃斯年會上公開批評說：“蘋果公司在愛爾蘭的稅率一度只有0.05%，這非常糟糕”。
蘋果成功利用了國際社會對知識産權的定義，在愛爾蘭等低稅率地區設立法人代表，將知識産權轉移到人們所說的避稅天堂，從而實現了最少的稅收上繳；同時，愛爾蘭“避稅天堂”的稱號不僅僅和他12.5%的低稅率有關，還有更重要的、4%的轉移稅率。
歐盟曾做過一張統計數據（詳見下圖）：
2017年，企業在全球範圍內共創造了11515萬億美元的收入，其中85%由當地公司創造，15%的利潤由國外公司創造。在這15%當中，有35%（大約606萬億）被轉移到了公司所在國以外的其他稅務管轄區。而在這些被轉移的收入裏，92%都流向了11個地方，其中最大的轉移地就是愛爾蘭。
沒有人會懷疑稅收的必要性：它支持了新醫院和學校的建設、支持了新房子的建造、維持了社會的公共安全、照顧了老人和兒童等等……然而，谷歌、亞馬遜、蘋果、星巴克等這些跨國大公司繳納的稅額越少，也就意味著，歐盟國家投資于公共服務的資金就會越少。
歐盟受夠了！
2018年7月12日，反避稅指令（ATAD）在歐盟議會獲得通過。該指令同時規定，歐盟成員國必須在2018年12月31日之前，將指令內容納入國內法，退出稅的執行時限延長至2019年12月31日。
最初，英國並不是歐盟避稅指令的靶子。然而，歐盟的福利國家很多，避稅的傳統沒有英國強，英國地方土豪對遠在布魯塞爾的歐盟官僚體系的影響力又弱，使得近年來，歐盟對包括英國在內的周邊避稅轄區得以步步緊逼——將ATAD納入歐盟成員國國內法體系，由成員國政府自行征稅的做法，無疑加重了對英國土豪們轉移利潤的阻嚇。
“硬脫歐”的由來
2012年，當反避稅動議首次被擺到歐盟委員會的桌子上時，英國國內的脫歐聲浪就“莫名其妙地”開始泛起。各種原本不相幹的政治人物、機構、媒體開始聚攏在一起，鼓噪“脫歐”的重要性；而那些下議院的議員們，就成了他們“最有力的傳聲筒”。
2013年，首相卡梅倫曾親自致函歐盟委員會主席，希望離岸信托不受歐盟反避稅條款的打擊。然而，英國政客們的努力，並沒有能阻擋歐盟反避稅車輪的滾滾向前。
2016年1月20日，當歐盟委員會正式遞交動議，要將ATAD納入其反避稅的一攬子計劃時，英國國內支持脫歐的民意也還只有36%，尚有18%的民衆還未做出決定。這也令英國國內的“脫歐派”越發對下議院的這些“傳聲筒”們心生不滿；伴隨著ATAD紅線時間點的臨近，英國國內的“硬脫歐”開始迅速崛起。
這難道僅僅是巧合？
當然，不可否認的是，“懷揣著大英帝國舊時榮光”的英國保守勢力，一直有支持“脫歐”的傳統；其代表性人物就是前首相、撒切爾夫人。過去，她曾經每年都要向布魯塞爾抱怨，英國對歐共體的貢獻大于收獲，不合理，要求補償；對日益由德國主導的經濟、政治加速一體化目標也更加抵觸。
1988年，撒切爾夫人甚至公開宣稱，集權式的歐洲共同體，對英國將意味著“噩夢”。1990年10月30日，撒切爾在議會下院對歐洲一體化呼聲，直接做出回應：“No，no，no”；兩天後，她內閣裏支持歐洲一體化的外相傑弗裏·豪（Jeffery Howe）辭職。
然而，這次力主脫歐的幕後推手，卻沒有那麽多的曆史情結，更多的則是土豪們的身家財産。
有過兩次公投勝利經驗的前首相卡梅倫，當初應該沒有想到，看似是“脫歐”的民意，背後其實是一大批英國土豪們的生死利害。他自以爲可以用一場公投來平息這些人的鼓噪，最終卻讓自己掉進了後者事先挖好的陷阱，被迫辭職下台。
卡梅倫的繼任者特雷莎梅，顯然也不屬于“土豪代言人”。當她爲了能在脫歐進程中，保護英國利益而努力時，自己卻沒能意識到，一次次議會闖關失敗，消耗的卻是英國脫歐的時限，反而把“脫歐派”逼到了牆角，不得不做殊死一搏——他們喊出了“No Deal！”/“立即脫！”
道理很簡單，反避稅指令（ATAD）將在2020年1月1日正式生效。如果有過渡期，那屆時英國還是歐盟的一部分，必須采納和歐盟一樣的法規，屆時，他們投入巨大、耗費大量時間的“財産自救行動”就會宣告失敗。
“硬脫歐”背後的土豪們
那麽，誰會是“土豪代言人”？
至少應該有法拉奇和雅各布·裏斯·莫格——不知道莫格誰是？就是這位公開在下議院躺著聽對方的辯論的政客。
當時，工黨和其他黨派議員指責他在下議院的舉動，是對民主的公開羞辱。但是，莫格確實很得意，因爲脫歐重回軌道，也因爲他本人就是“脫歐”的受益人——在《衛報》、Channel 4 News等左派媒體披露的一份“離岸富豪”名單中，裏斯·莫格和他的投資合夥人在列。
裏斯·莫格的財務狀況很複雜而且涉及公共記錄。他通過一家名爲Saliston的公司，持有薩默塞特資本管理公司（Somerset Capital Management）的股份，後者通過設在“避稅天堂”開曼群島和新加坡的子公司進行管理。而根據《金融時報》上周的報道，裏斯·莫格已決定出售手中，價值大約一億英鎊的股權。
其實，國會議員捍衛“離岸避稅天堂”無可厚非。但是，莫格不僅擁有巨額財富，還以個人利益推動硬脫歐，卻忽視了普通百姓的關切和國家的利益，就會顯得“僞善”、不“光明磊落”。
相比之下，“脫歐黨”主席法拉奇的利益鏈則是公開的。
Channel 4 News曾披露，就在英國脫歐公投後的第二年，英國保險業大亨班克斯（Arron Banks）就慷慨地資助了法拉奇，不僅提供了位于切爾西帶家具的房屋（每月租金1.3萬英鎊）、豪車和駕駛員，還有一筆用于競選的資金。
此前，班克斯曾向法拉奇和他的脫歐競選活動，捐款850萬英鎊。也正因爲這筆捐款，去年11月，英國選舉委員會將班克斯移交了國家反犯罪局，對其涉嫌的犯罪行爲展開調查。
法拉奇還有一位重要的億萬富豪朋友，對沖基金大亨羅伯特·默瑟（Robert Mercer）；他同時還是特朗普2016年競選的捐助者。更重要的是，他擁有一家著名的數據公司“劍橋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這家公司被指利用社交媒體臉書約5000萬人的用戶數據，影響英國2016年脫歐公投。
《Business Insider》曾在2017年披露，約有1670萬到2400萬英鎊的“脫歐運動”資助款，來自以下十位英國富豪：
其中，億萬富豪羅伯特·埃德米斯頓是脫歐運動的重要資助者，曾分別投入數十萬英鎊，資助了英國國內的三個脫歐團體。媒體披露，埃德米斯頓的財富和位于“避稅天堂”馬耳他的兩家航空公司有關聯。
在所有這些案例中，《每日郵報》和他的擁有者Rothermere勳爵最具代表性。不僅是勳爵本人，《每日郵報》本身也曾是英國的“親歐派”媒體。2016年公投時，它的子報《星期日郵報》甚至鼓勵自己的讀者“站出來，反對脫歐”。
然而，隨著ATAD最後期限的臨近，報紙突然撤換了總編輯Geordie Greig，新任總編輯Ted Verity一改前任的風格，成爲了“硬脫歐”的啦啦隊。更有意思的是當Geordie Greig在2018年重新接任《每日鏡報》總編輯時，他也沒有帶來親歐的立場——到底誰變了？一目了然。
根據英國法律，《每日鏡報》的老板Rothermere勳爵屬于“Non-Dom”身份，也就是“非英國居籍”，所以，他可以享有很多稅法上的豁免——在英國賺錢，卻不用在英國繳納稅金。然而，一旦ATAD被英國納入國內法體系，他在英國本土的資産和生意，就將失去這一豁免權，同時對于他打理旗下資産也會帶來不小的難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