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美國彭博新聞社總編輯米思偉、英國《經濟學人》雜志駐華盛頓記者阿德裏安·伍爾德裏奇】
（接上文）
下面我們來看一看科學技術能夠在政府治理領域發揮怎樣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在應對新冠疫情時有良好表現的國家往往是那些在技術應用（尤其是手機相關技術的應用）方面做得好的國家。在韓國，一位市民離開本市時會收到一條提醒短信（不隨身攜帶手機的人會被罰款）；在新加坡，該國醫療衛生部門研發了一款手機應用，該應用能夠追蹤到新冠病毒攜帶者的密切接觸者；在以色列，政府已授權該國國內安全部門“辛貝特”和警方，他們在授權下可以進入任何一個疑似新冠病毒攜帶者的手機系統以獲取必要的信息。
美國彭博新聞社總編輯米思偉、英國《經濟學人》雜志駐華盛頓記者阿德裏安·伍爾德裏奇于2020年4月12日在美國彭博新聞網刊發評論文章：《西方應該在病毒面前醒來》。全文共分爲三部分，本文是第三部分。
所有這些與技術有關的政府行爲是否會在疫情結束後繼續對個人自由權利造成侵犯呢？站在托馬斯·霍布斯的角度來說，政府這樣做至少從目前來看是完全合情合理的。考慮到許多人爲了享受數字服務的便利已經在個人數據隱私方面向私營公司作出了妥協，爲了他們自己的健康，要他們向政府部門也作出類似的妥協並不是很過分的要求，況且這種妥協也只是暫時性的。即便在政府權力無遠弗屆的新加坡，該國衛生部門研發的手機應用也出于個人隱私方面的考慮被設定在在6個月之後自動失效。
隨著新冠疫情形勢的變化，一些國家的政府也許會提出一些新的隔離管控方案，人們可能會被允許走出家門，不過作爲交換，他們必須接受某種形式的監控，相信屆時許多無法適應與家人長期相處的堅定的自由主義者會接受這樣的方案。
此外，一些國家（或地區）之所以在應對疫情時表現優異，其原因還與他們的學習精神有關，他們很注意向其他國家學習，甚至向曆史學習。韓國、新加坡和台灣地區都對2003年的SARS和2009年的H1N1流感進行了深入研究。此次新冠疫情發生後，韓國、新加坡和台灣地區通過關閉邊境、對疑似病毒攜帶者進行追蹤和隔離以及定期更新疫情信息等措施迅速作出了反應。今年1月20日，當時中國大陸僅有幾個報告病例，台灣當局獲悉後立即恢複了SARS疫情時成立的防疫指揮中心的運作，台軍方在接到該中心的通知後隨即啓動了醫療防護物資的生産工作。位于歐洲的丹麥雖然沒有像台灣這樣采取強有力的措施，不過丹麥的行動也是相當迅速的。
與上述國家（或地區）形成對比的是，大多數歐洲國家和美國雖然有更加寬裕的准備時間，但他們並沒有就該采取哪些措施做出及時決策。從曆史角度來看，歐洲和美國是十分不擅長觀察其他國家的有效做法並加以借鑒的。
欠缺學習精神已經成爲了西方的一個標志性特征。西方國家政府機構的最大問題就在于他們很不擅長學習他國的成功做法。可是當我們仔細分析遍布西歐、北美的衆多國家就會發現，許多國家的政府在某些領域都有可資借鑒的做法：如果你希望找到養老金制度改革的最優方案，智利和位于北歐的斯堪的納維亞國家（即丹麥、瑞典、挪威、芬蘭和冰島——觀察者網注）有值得參考之處；如果你希望加強年輕人的職業教育，那麽德國的做法是應該學習的。
相較于政府部門，私營經濟部門的情況要好一些，“成功經驗”在私營經濟部門能夠快速擴散，因爲願意向成功者學習的公司能夠繼續參與競爭，而那些拒絕學習的公司只有破産一條路可走。上世紀80年代的“日本威脅”之所以被最終挫敗，其原因就在于西方公司向日本同行學到了“適時生産”（just-in-time production）和“精益制造”（lean manufacturing）兩套生産管理體系。不過在公共部門領域，由于西方政府施行終身雇傭制而且難以擺脫厭惡風險的心理，西方的一些制度改革始終難以順利推進：英國自阿爾伯特親王（1819-1861）時代起就在討論如何借鑒德國的職業教育制度，而美國在仔細分析並借鑒了瑞典的福利制度改革後，始終無法拿出政治意願以推動相關法案在國會通過。
此次新冠疫情很可能會成爲一股推動西方政府治理走向現代化的強大力量。西方各國政府將在兩股相反作用力的擠壓下完成這一轉變：首先是各國政府在疫情壓力下必須改善自己的社會福利體系，尤其是其中的醫療體系和社會保障體系，否則他們將無法應對下一次疫情的爆發；另一股壓力來自公共債務，各國政府將不得不壓縮已經暴增的公共債務，使其更具可持續性。
我們可以看一看意大利的情況，意大利的政府治理體系也許是全歐洲最需要改革的。考慮到意大利人口的年齡結構，很顯然該國迫切需要改善其醫療衛生服務體系。然而，意大利同時也是全球債務負擔最嚴重的國家之一。終有一天，意大利人會明白一個道理：他們必須解決長期困擾意大利的高福利問題和腐敗問題，並讓國家財富流向那些貧窮和亟需資金的人。
下面我們來看看美國的情況。據說如今美國的富裕階層終于意識到窮人們在享受怎樣糟糕的公共醫療服務了。在美國的醫院裏，戴著自制口罩的醫生們套著黑色垃圾袋在拯救生命，而許多病逝的美國人只能被集中安葬在臨時挖出來的大坑裏。附帶權益也好，那些支撐起昂貴的商業醫保産品銷售的荒唐減稅措施也好，難道這些給富裕階層帶來的好處真地抵得過上面那些悲慘境況給美國社會帶來的痛苦嗎？
其實，當美國打造出一套更好的公共醫療衛生服務體系時，美國富裕階層的錢包反而可以從中受益。6年前我們二人就提出過一個主張，那就是美國政府應該更多地參與公共醫療衛生服務體系建設，這一主張不僅是出于道義考慮（政府可以借此把更多窮人納入醫保網絡），從經濟角度考慮美國政府也應該這樣做。美國政府的隱性補貼（hidden subsidies）——那些荒唐複雜的保險産品以及錯誤的激勵舉措都要從中獲得資金——意味著美國甚至比“社會主義”瑞典在公共醫療衛生服務體系上支出的GDP份額還要大，這還不算那些支撐起昂貴的商業醫保産品銷售的減稅措施。
須指出的是，與此類減稅措施相關的退稅目前仍然在退給公司而不是直接退給個人，這又是一個體現美國政府治理體系已過時的例子。此次新冠疫情讓人們更加相信，如果更多美國人能夠被公共醫療衛生服務體系所覆蓋，那麽他們得到的醫療服務會更好，而且繳稅額也會更低。
其實，所有西方民主國家都應該受到此次新冠疫情危機的觸動並向自己提出一些尖銳的問題：政府是否應該向公務員們提供終身職位？政府是否應該規定只有持教師資格證的人才能進入教育領域工作？如果疫情期間醫生能夠通過視頻作出診斷、老師能夠通過視頻開展教學，那麽疫情結束後是否可以沿用這樣的做法？當接受高等教育的大量機會都流向社會精英階層時，政府是否還應該繼續爲在校大學生們的學習支付一些費用（歐洲大多數國家仍然在這樣做）？當建設醫院需要土地時，政府是否應該在首都繼續占有大量土地資源？60周歲以上的老人是否應該享有購買打折火車票以及在倫敦免費乘坐地鐵的權利？美國政府一直在向最富裕階層發放房貸利息補貼卻在窮人購買經濟適用房時支出甚少，這種做法是否應該有所改變？
西方的改革者也許可以通過政府治理現代化和機構精簡在改革進程中取得不小的成就，然而當他們推進到某一階段時，意識形態問題便會介入進來。雖然我們傾向于把改革美國公共醫療衛生服務體系視爲政府治理現代化的舉措之一，認爲這不過是對其他國家成功經驗的一種借鑒，然而不可否認的是，許多美國人會認爲此類改革涉及某種哲學性問題。我們二人對此的回應很簡單：“不要想太多，幹就完了”。然而西方最終還是需要解答一個大多數國家早在上世紀80年代就在盡力回避的問題：國家的作用是什麽（what is the state for）？
此次新冠疫情危機強烈地提醒我們，國家的基本職能就是托馬斯·霍布斯在其政治學名著《利維坦》中所指出的：保護公民的人身安全。這裏“保護公民的人身安全”並非指托馬斯·霍布斯寫作時所提到的“政府應防止那些自我意識過度膨脹的公民在對權勢無休無止的追逐中互相殘殺”，而是指政府應該爲自己的老百姓提供一定程度的公共醫療服務和社會福利。
“群體免疫”（herd immunity）一詞也許會讓一些人産生某種負面情緒，不過這個詞的確能讓我們直接看到問題的核心：在大流行病肆虐的時候，社會上最具權勢的人物的健康與普通百姓的健康之間是息息相關的。這也就意味著抗擊病毒的戰役將不可避免地帶有某種集體主義特征。然而一旦涉及集體主義，人們的個人自由權利就有可能受到擠壓。因此，我們在接受托馬斯·霍布斯的思想時，還需要閱讀約翰·穆勒的一些著作（約翰·穆勒對西方自由主義思潮影響極大，尤其是他的名著《論自由》，被譽爲西方自由主義的集大成之作——觀察者網注）。
如果你問約翰·穆勒在這個問題上的看法，他很可能會說：遇到危機時在個人自由方面作出妥協去換取人身安全是一回事，而將這種交換長期化就是另一回事了。約翰·穆勒之所以會這樣說，其原因在于，政府很可能會盡全力保住民衆在妥協之下讓渡的權利（這是政府的本性），或許還有更糟糕的一種情況，那就是民衆的集體心理會對失去那些被妥協的自由權利習以爲常。霍布斯主義國家在保障民衆人身安全方面是很擅長的，然而與此同時它也會對自由和創造力形成壓制（托馬斯·霍布斯的母校牛津大學1683年在該校博德萊安圖書館的院子裏燒毀了包括《利維坦》在內他的所有著作）。
西方相對于中國的競爭優勢就在于自由以及這種自由所激發出的創業活力。西方若希望發揮出這一優勢，只有把約翰·穆勒所主張的自由主義中的另一面（也就是更加“高效”、更加針對特權和腐敗的那一面）展現出來才行。
約翰·穆勒最初是支持“守夜人”式的小政府的，也就是說他最初認爲政府應該對社會幹預越少越好。可是隨著年齡的增長，他的態度出現了軟化。如果一個國家的人民既沒有接受教育的機會也無法被納入醫保網絡，那麽自由又有什麽用呢？爲了讓老百姓能夠真正享受到自由的好處，國家必須向他們提供教育、醫療等最基本的服務。如此一來，“守夜人”便成了“保姆”，不過約翰·穆勒的出發點一直都是致力于讓人們享受到更多的個人自由的。
我們今天若要實踐約翰·穆勒的主張，很可能引發的是一波類似威廉·格萊斯頓（William Gladstone，1809-1898； 英國政治家，曾作爲自由黨人四次出任英國首相；19世紀60年代末到70年代前半期，英國開始由唯利是圖、效率至上的社會向尋求公平、和諧的社會轉型，這一時期同時也是英國自由主義新舊體系交替的轉軌時期，自由黨政府在這一時期所推行的政治、軍事、文化、教育和土地制度等方面的全方位改革，適時地呼應了英國思想領域的這一重大變化——觀察者網注）當年推行的那種改革。格萊斯頓首相當時果斷地對政府進行了改革，國家更“小”了，同時行政效率也獲得了大幅提高。格萊斯頓首相當時這樣做的目的在于讓真正需要補貼的人能夠獲得補貼，同時順應那些長期以來對國有體制（collectivism）的危害頗爲提防的人。格萊斯頓政府的改革取消了當時西方體制內滋生的許多規則和特權，一直以來那些規則和特權纏繞在西方體制身上，就好像藤蔓植物纏繞在大樹身上一樣。在英國此次改革之後，坐在奢華辦公室裏享受各種稅收減免且拿著各種津貼補助的西方各國政客們，與那些陷入權錢交易的政治人物一道，成爲了19世紀自由主義者們批判的標靶。
西方之所以能夠在過去400年裏獲得巨大成功，其秘訣在于西方具備進行“創造性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的能力：就在失去了所有希望的時候，西方最終又成功地獲得了新生。英國在這方面堪稱西方的代表，我們在本文提到的許多偉大思想家都來自英國。當約翰·穆勒步入晚年的時候，英國已經因高效的行政體系聞名于世：英國官員獲得職位的前提是他應具備工作能力和美德；而精打細算的威廉·格萊斯頓首相也爲自己能夠在“爲國服務的過程中節省蠟燭以及合理搭配奶酪”而頗感自豪。
美國的政府治理在革新再生後同樣有不錯的表現。在美國的“進步時代”（the Progressive Era；繼“鍍金時代”之後，美國進入了1890-1920左右的“進步時代”，這是美國推行改革和各種社會活動十分繁榮的一個時期，其中一項重要內容是對政府的淨化、消除腐敗和打擊政治寡頭，與此同時女權運動也逐漸興起，美國女性在這一時期獲得了選舉權——觀察者網注），西奧多·羅斯福總統采取措施對壟斷進行了打擊，使經濟體系獲得了自由；此後其他幾位總統也開展了反腐敗和提高效率運動並建立了一系列國家機構；20世紀初，美國還沒有自己的中央銀行，當時美國不得不依靠摩根大通銀行（J.P.Morgan）來擺脫金融危機，直到1913年托馬斯·威爾遜總統才建立了強大的美聯儲；在20世紀30年代中期，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以創紀錄的速度建立了覆蓋全國的社會福利體系，並在幾年後實現了龐大的國內工業體系向戰時生産的轉型；20世紀60年代中期，林登·約翰遜總統啓動了雄心勃勃的消除貧困計劃；此後，羅納德·裏根和比爾·克林頓兩位總統都在稅收制度和社會福利方面推行了改革。
毫無疑問，西方正面臨自二戰結束以來最爲嚴重的一場危機。這樣說不僅因爲新冠疫情對西方社會造成了十分嚴重的破壞，更因爲在此次新冠疫情中美國實力下降、中國實力上升的現實已被暴露無遺。如今一個地緣政治大問題已經擺在全世界面前：西方是否還能夠像曆史上多次做到的那樣勇于面對挑戰、對政府治理理論重新展開思考並對思考的結果真正去踐行？還是說西方會手足無措地任由中國重新取得曆史上曾一度擁有的全球主導地位呢？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國擁有這一主導地位的時候，一位心中充滿恐懼的老人正在伏案寫作一本名爲《利維坦》的書。
（觀察者網馬力譯自2020年4月12日美國彭博新聞網，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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