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法國和日本于20世紀30年代前後，在錯綜複雜的國際背景下，不顧國民政府在南海的管轄事實，先後占領和開發了南海部分島礁。二戰結束後，國民政府逐步接收被占島礁，加強管控。在接管過程中，法國和菲律賓提出異議，成爲日後爭議的緣起。深刻剖析史實，能夠析出域外國家侵占我國海疆的基本特征，即當政府戰略與産業政策一致、産業領域深耕政府高層時，就存在侵占動力，而當在宣傳機器與外交話語上有剝奪權時，則會對之強化，引起侵占事實發生。
關鍵詞：九小島；新南群島；南海；海疆
中越西沙海戰後，南海研究逐漸進入世界性研究時代，學者們從史地、軍政和戰略關系等角度多層面的剖析南海問題。
如日本大學法學部教授浦野起央的《南海諸島國際紛爭史》，引用400多件在當時多未公開的原始材料，認爲“曆史文獻是中國對南海島嶼擁有主權的重要證明”[1]7。
但也存在大量歪曲史實的研究，特別是越南等聲索國，常引用被殖民期間材料，甚至加以僞造和曲解。
因此，准確認識法占“九小島”事件和日占“新南群島”事件及二者的曆史涵義，厘清域外國家在南海海疆變動中的侵占行徑和侵占特征，不僅有史學價值，更能觀照現實。
一、“九小島事件”與日本搶占南海島礁
“九小島”事件和日本正式宣布“新南群島”並入日本，看似是時間上的先後，但將二者放在彼時國際背景下觀察，顯然是國際環境的産物。
（一）各強國在南海展開戰略布局
美西海戰後，傳統殖民者西班牙在亞洲的勢力一落千丈。新興的美利堅在西太平洋一帶逐漸站穩腳跟，引起歐洲其它列強的警惕，也促使明治維新後的日本蠢蠢欲動。美國在亞太區域的殖民活動，使得這一區域成爲20世紀前期的國際熱點地帶。
甲午戰爭後，日本將台灣作爲南下基地，積極宣揚“海産南進”，欲掠奪南海地區豐富的磷礦和漁業等資源，滿足其帝國需要。日本政府與軍隊、商業與研究會社和民間力量在不同程度上，先後組織了力量對南海島礁展開初期探險。
這就刺激了歐洲傳統列強，畢竟當日本還在簽訂《神奈川協定》時，歐洲列強們已染指亞洲很深。英法等國考慮到東南亞殖民地與中國大陸港口和內陸間的貿易線易被切斷的事實，竭力尋求海上中繼點。
早在日本調查南海諸島前，英國就已憑借自然科學發展的技術積累和海外勘測與探險浪潮等的刺激與支撐下，最早測繪南海諸島。[2]48德國隨之跟進，雙方各自進行海洋地質勘測與水文生物科考。
20世紀20年代，英國一改單純的勘測與科考，開始在新加坡建立海軍基地，鋪設海底電纜，加強同英占香港的聯系。爲避開危險水域、縮短航程，英國海軍部將南沙群島間可能存在的島嶼或環礁擬作爲中間地帶的錨地。
面對1925年法艦登陸林島並組織海洋科考，以及1930年法艦登陸南威島，英國也有意占領南沙，但1929-1933年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迫使英國不願與法國産生任何正面沖突。因而，約自1926年至1937年，英國一直在秘密勘測南海。
（二）法國提前搶占“九小島”
既然英國不願公開在南沙有所動作，法國爲何樂意出頭？在陸上，日本侵華構成對法在華勢力和中南半島的威脅。在海上，法國必須先聲奪人，以應對彼時處于爭議中的日本“南進政策”。
廣闊的海外殖民地、航道安全和對外商品與資本輸出，也要求法國必須加強海上力量。馬漢的海權論也刺激了法國當局。當然，導致法國最早挑起島嶼之爭的直接原因，應當是彼時日本駐河內總領事黑澤的言行。
1927年，黑澤向印支總督透露以不幹涉西沙群島爲籌碼，向法方提出由日方控制彈丸礁與中業島等島礁的想法。除法國外，日本還曾試探英美兩國。
1927年12月26日，印支總督建議法國議會、殖民與外交部門、海軍應警惕日本對相關島礁的占領企圖。[3]218-220法國政府于是加緊動作，決定于1930年4月13日在擬占島礁上豎旗，但遭遇飓風返回，且未宣稱占領。
促成法國占領“九小島”並在國際社會公開宣布：一方面是因爲20世紀30年代初逐漸顯露出的島嶼“法律地位”，以及南沙島嶼在法國戰略體系中的關鍵價值；另一方面，直接動因也還是日本因素。
九·一八事變後，法國堅決反對日本占領中國東北，並決定采取實際行動，趁機侵占南沙，乃于1933年4月7日至13日占領6處珊瑚島（雙子島爲2個，共7個）[2]。各島均有詳細被占檔案，塞入瓶中密封後埋入地下。國際社會對此不知，直至7月25日，法國才公布所占島嶼（公開說是9個小島）名稱及其經緯度。
[3]1933年12月21日，印支總督對外發出公告，稱“九小島”由巴地省管轄。由此，法人一直擔心的“吾人海上交通之安全，將被斷絕”[4]終被“解決”。
（三）日本搶占“平田群島”與“新南群島”
“九小島”事件也進一步導致日本侵占南海島礁的決心迅速上升，並表現出高度的隱蔽性。
如駐在新加坡的英艦“開拓”號，于1934年2月至3月期間跟蹤的日本帝國海軍“球磨”號動向顯示，“該艦在離開海南島駛向西貢時，其布告欄上的航路圖標注了途經西沙群島的行進軌迹，在駛回日本海時，也在婆羅洲和艾娃洲巡航，並經過可作爲水上飛機基地的東沙島”[5]。
作爲影響地區局勢發展的重要變量之美國的態度，也值得被關注。法國爲獲取西方國家的支持，首先給羅斯福政府通報了“九小島”事件，但後者並未表示出任何判斷。
當時美法間外交往來多限于貿易和關稅領域，僅當日本侵占“新南群島”後，美國才在對日照會中表示“法方曾宣稱擁有‘九小島’主權”[6]768。然而，美方依舊沒有表達出傾向性判斷。可見，美國當時並不想介入中法日南海爭端。
即便是在1933年，菲律賓前議員路勒易提起領土訴求，羅斯福政府和美屬菲律賓當局也未作出傾向性的回應。羅斯福政府指出，根據美西《巴黎合約》，群島處于菲律賓領土之外，“不將之視爲問題”[7]261-263。
1938年11月至次年2月，英法就日本占領“平田群島”（西沙群島）一事，多次對日發出嚴正照會，但日本並未重視並作出實質性回答，美國對此也只是要求“日方保證在海南島的美國公民安全……美方在區域內有重要利益，日方應說明占領之目的”[8]。
然而，日本卻未有回應，對此，美國也未再過問。
1939年3月，日本再占團沙群島（南沙群島）。3月31日，日本發出公告稱，“由于與‘團沙群島’的曆史緊密聯系與國際法規定，將該群島納入日本國範圍，改稱‘新南群島’，劃入高雄，由台灣總督管治”[8]。
然而，區別于英法兩國的強烈態度，美國基于孤立主義並未采取對應措施。直至日本一再挑釁，且英法給予美國壓力的情況下，才宣稱《美日通商航運條約》失效。
然而，從對日整體戰略出發，羅斯福政府表現出了綏靖色彩，以期換取日本給予美國戰略空間。
由上所述，在美英法等主要國家中，法國是在南海地區與日本爭奪最激烈的國家，但最終優勢落入日本之手。英國出于全球殖民主義考慮，始終警惕日本的南進政策，竭力采取集團對抗的姿態。
美國盡管是彼時南海局勢激蕩的主要因素，但出于20世紀30年代前後的中立政策考量，未積極應答英法的請求，直至爐邊談話後，才開始改變對日態度。
二、國民政府對南海的管控
（一）1921-1937年國民政府對南海的管轄
分析20世紀20至40年代的南海局勢，在考量域外國家的同時，必然要談及國民政府的管控史實。
1921年3月，廣州軍政府將西沙群島置入崖縣管轄，意在提升管控力度。[9]66-70此爲國民政府對南海海域的早期行政管轄，但彼時國民政府並未施行有效的行政治理，多是民間實業團體進駐開采磷礦等資源開發活動，政府行使批准事宜而已。
1925年12月，東沙島觀象台成立。1931年始，國民政府又將東沙島觀象台劃爲海軍部管轄。此時的海軍觀象台雖屬軍事機構，但也兼行政職能。[10]137-1381926年5月，海軍部將西沙群島劃作軍事管理區，但由于法國影響，幾無成效。
這裏還存在一個情況，即當時國民政府對南海諸島位置不甚清楚，引用的國外地圖及當時存用地圖，存在諸種錯誤[4]。
1928年，鑒于沈鵬飛[5]指出西沙群島在軍略上的重要性，政治會議廣州分會議決組織委員會，調查西沙群島事宜。[11]58-591933年6月7日，“水陸地圖審查委員會”由內政部主導設立，開始繪制標准地圖。
至1934年底，先後召開了26場會議，最終制定了“關于我國南海諸島各島嶼中英地名對照表”，共命名了132個島礁洲灘，這是中國政府首次標准化命名我國南海島嶼。
考慮到日人襲擾，1935年初，省政府批准廣東省建設廳農林局設立“東沙島海産管理處”。同年3月，管理處主任梁權在協同軍方視察東沙島後，建議政府改稱“東沙島”爲“東沙群島”。
省政府同意後，“東沙島海産管理處”也隨之改稱“東沙群島管理處”，其機構性質爲政府派出機構。因此，依然缺失管理力。民國社會精英意識到，要遏制住外國勢力占駐南海島嶼，國民政府必須要有所作爲，加強中國在南海諸島的勢力存在。
但正如前文所述，1938年，日本占領西沙群島，改爲“平田群島”，1939年，又改南沙群島爲“新南群島”。國民政府就此喪失了對南海諸島的管轄權，直至1946年12月正式接收並進駐之。
（二）1946-1949年國民政府對南海的接管
台灣行政長官公署所屬氣象局在自1945年12月8日至1946年1月20日巡視南海後，擬出報告送省政府轉行政院。指出“諸島無軍駐守，須盡快接收”[12]36。
1946年1月28日，中央設計局秘書長吳鼎昌向蔣介石呈報，並附《海南省建省方案》，首次在理論上提出從行政體制上完善南海諸島管理。
1947年1月，以20世紀30年代對南海島礁勘清與命名的工作爲基礎，廣東省地震局完成了南沙群島總圖的核對工作，“太平島萬分之一地形圖”也由其繪制成功。
3月27日，行政院決定將南海諸島暫交海軍管理，設管理處代行政府管轄西沙、南沙和東沙事宜。同年，英艦抵達東沙島，並帶來電機等物資，海軍司令部嚴格跟查，並處分了擅自與英艦聯系的東沙台台長李景杭。
5月，國民政府組織了20余位科技工作者赴南沙科考，並提議另在西沙施行礦産開發許可制度。
12月1日，內政部重新確定四沙及各自所屬島礁沙洲名，繪制出版了南海諸島位置圖，統一以斷續線標示我國的主權範圍。
可見，1946年以後，國民政府統籌考慮南海諸島，積極加強行政管轄。1949年1月21日，海南特別行政區成立，南海諸島隸屬之，完整行政體系由此正式建立，但仍由海軍代管。行政院院長孫科于同年3月批示，同意開發西沙群島。
總體而言，國民政府接收了南海諸島，將其劃入廣東省，暫交海軍管轄，直至海南島行政區成立。
（三）接管過程中的法國和菲律賓
必須要指出的是，在國民政府接收南海諸島的同時，法國又重新上升爲南海諸島中的現實性域外因素。盡管雅爾塔體系已開始確立，但法國再欲重返中南半島，繼續殖民越南等地。
1946年3月6日，法軍強登海防，遭到中國軍隊警告並擊退。[13]747-749但法越卻在當日簽訂初步協議，規定中國接收區域全由法越接收。4月初，國民政府答複台灣行政長官公署，盡快接收東沙群島與西沙群島。考慮到軍事力量對比現實，又請求駐菲美軍協助收複南沙群島。
與此同時，正當國民政府准備收複西沙之時，5月中旬，法軍陸戰隊登陸西沙，並駐紮了15天。由于東沙群島在曆史上並無過多糾紛，且離大陸較近，接收順利。
除法國因素外，1946年7月，菲律賓外交部長也以國防安全爲由，希冀借助美軍力量，接管日占島嶼。慮此，1946年8月1日，行政院發出節京陸字第7391號訓令，要求內政部與國防部協助廣東省府接管日占島嶼，並遵辦具報。
此後，國民政府詳細確認了南沙群島的准確位置，並知曉日占“新南群島”共13個島礁，是南沙群島的一部分。爲防生變或被他國搶占，定由國防部速派接收軍艦，在最終接管諸島前，不發出任何訊息，以求保密。
10月29日，各艦依計劃出港，行經台灣外海並繞香港挺進。[14]7至登陸部分島嶼後，海軍司令部也電令外交部，暫時不要對外公布登陸情況。因此，直至收複後，法國強烈抗議中國收複西沙群島，指出其仍屬越南。
但與菲律賓態度相不同的是，法國對收複南沙群島並無異議。鑒于法越戰爭在一定程度上依賴中國配合，法國建議將西沙問題訴之國際仲裁，但被國民政府嚴辭拒絕。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1946年後的國共內戰等原因，國民政府在西沙群島與南沙群島上並無應有的經濟建設。且由于彼時軍事力量限制，在各群島所屬的部分島嶼上，也未登島占領，如西沙群島的永樂群島等。
綜上所言，國民政府在20世紀20至40年代對南海諸島的管轄，從知之甚少，到鑒于域外勢力的侵占和戰爭情況，主動管轄，“中國政府在政治、軍事、經濟、內政外交等諸方面……行使了對南海的主權”[15]48，並在戰後接管過程中，積極警惕法國與菲律賓等域外因素，堅決維護國家主權。
然而，受制于當時政局和海軍實力，客觀上也存在一些問題，爲以後與菲越等國的糾紛留有爭端。
三、法日侵占南海島礁的主要特征
20世紀前後，南海諸島中的部分島礁有中國漁民活動，幾無國際糾紛。而自20世紀20年代後，在國際局勢的變化促使下，糾紛頗多。這其中，暗含有三個重要的域外勢力侵占我國海疆的基本特征。
（一）以促進本國産業發展而侵占南海島礁
當域外國家在特定時期內的産業政策未上升到國家戰略時，相應的産業領域主要是經濟系統的自發活動，所涉及的資源及其存儲地，如果存在爭議，政府不會過多關注。
相反，當域外國家在特定時期內的産業政策已正式成爲該國戰略與政策的組成部分時，産業領域涉及的資源和資源地一旦面臨風險，政府必然會積極應對之。
德川時期的日本只與中朝等國保持一定的往來，但在這一時期，日本資本主義體系已經逐漸萌芽，新興資産階級開始誕生，他們與幕府官員結成非正式的官商聯盟，官方以各種形式支持這些開拓者，但並未成爲幕府正式的對外戰略。
隨著1853年“黑船事件”的發生，明治天皇治下的日本開始形成“開拓萬裏波濤”的侵略思想。
木戶孝允認爲萬國公法乃侵奪弱國之工具，志賀重昂在《南洋時事》中提到：“惟有在海外各地創建商業的新日本，乃爾等今日之使命，亦是爾等今日之急務”。[16]126
可見，該時期日本經略南中國海的主要企圖依然是在産業領域。盡管一些商人是在官商結合體之下考察和開發南洋，且成效有余，但依然是模糊的國家使命感和商人群體的逐利性使然。
真正的變化體現在明治時期的“殖産興業”政策，國家開始利用政權機器扶植大資本工商業，日本海軍還爲商船提供保護，商船隊伍在登陸“無主地”後，便宣誓主權。稻垣滿次郎指出，工商業爲策之實，政治爲策之勢。
1879年，日本吞並琉球群島，可以看成是政府戰略與産業政策逐步一致的標志性事件，日本開始第一次真正緊挨南中國海。
但北進政策顯然影響到了“海産南進”政策的實施，日本政府繼續默認商業體在南海的活動，主要行徑是偷盜與探險、清除中國痕迹、非法移民並宣誓主權。甚至與清政府共同開發，且避免與英法美等國的沖突，1905年還簽署了“桂·塔夫脫備忘錄”。[17]178-181
西澤吉次和玉置半衛右門分別于1901和1902年到達東沙島，並在1907年挑起東沙島事件。
“拆毀中國漁船，毀焚島上的大王廟和兄弟所。長期在東沙島捕魚爲生的中國‘廣安祥’號船主梁勝、‘新泗和’號船主梁帶及漁商梁應元等人，先後呈交訴狀于中國地方政府，控訴日人暴行”[18]86-88。
這可以看成是政府戰略與産業政策逐步一致的另一個標志性事件。
一戰前後，日本繼續溫和漸進的滲透南海，在東沙群島主要是盜漁和偷礦，在西沙群島則是非法勘測和借華商之名掠奪資源，在南沙群島又是非法勘測、宣示主權和偷采資源，典型的如拉沙磷礦株式會社，廣受日本政府支持，上島人員中的政府人員和軍人成分比例加大。
而同時期，法國也注意到南海島嶼的價值，日法矛盾開始突出。諾門坎戰役和張谷峰戰鬥，使得日本北進策略受阻。于是，在各種因素綜合刺激下，日本的國家大戰略開始與産業政策密切融合。
法日在1933年9月至1934年3月，至少進行了 6 次關于南沙群島的外交交鋒。1938年12月，日本將南沙群島編入其版圖，隨即又更名爲“新南群島”，向世界通告，且拒絕英國質問。
由此可見，當政府南進戰略跟隨國際形勢變化而逐步實施時，産業政策就逐漸貼近于政府戰略，二者結合，就會對資源地——南海及其所屬島嶼——進行侵占。
（二）以輿論宣傳機器配合侵占南海島礁行徑
1933年7月19日至9月20日，日本人于僞滿主辦的《盛京時報》對“九小島”事件報道了30余次，從中可以看出日本輿論宣傳機器對涉及中國南海島礁權益的態度和日本政府的本意變化。
“九小島事件”發生後，《中央日報》《申報》《大公報》《益世報》等均予以報道，指出“九小島”本就有中國人居住[6]，法國強行占領，無視國際法和中國權益。
《盛京時報》則于19日開始歪曲報道，“九小島”從未有過人居住，不屬于任何國家，法國占領後將組織命名等。但也指出，中國人向來主張對這些島嶼具有主權，並有漁民進駐。
由此判斷，彼時日本占領區媒體並未作出明顯的傾向性報道，甚至還批評法國，認爲法國違反了《白裏安·凱格洛公約》。
“各國彼此間關系的一切改變只能通過和平方法並且作爲和平及有秩序調整的結果實現，此後任何簽字國如用戰爭作爲手段來謀求增進其國家的利益，不得享受本條約給予的惠益”[19]444。
因僞滿統治原因，《盛京時報》也實際反映了日方對中法沖突的態度。
主編菊池貞二甚至還諷刺中國：“二十年來，中國版圖，縮小不已。最近則西康新疆，亦將非中國所有。是時區區彈丸黑子之小嶼，或不足輕重，亦未可知。惟奢談“打倒帝國主義”，反爲人打倒，亦可廢然返矣”[20]。
與之相比，國人所辦報紙中，僅《大公報》出現轉載他刊之論，其他報紙主要爲消息報道，少有評論之詞。
直至日本實業界開始影響政府時，《盛京時報》態度陡轉之下，有意報道20世紀20年代日本人在相關島嶼的活動和對法交涉事宜，而對中國人在南沙活動的報道日漸減少，還稱諸島“相傳多爲無人島，並傳謂系依日本船之發現者”[21]。
自此，日本人認爲法國人侵犯日本利益，該報開始連續報道國內動態。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央日報》《申報》和《大公報》均未清楚地報道法占島礁名，僅模糊稱爲“九小島”。[22]85-86
可見，“九小島事件”中的中日媒體表現，恰恰反映出了日本在輿論宣傳上産生了較好的國際效果，盡管法國表面上對日本的指責不聞不顧，但法國顯然知曉了日本意圖，也不得不考慮之。
至7月31日，國民政府中央社才糾正“九小島”即西沙群島的錯誤提法，開始了解被占島嶼的位置，凡此種種，不禁讓人思索。
（三）以剝奪中國外交話語權配合侵占南海島礁行徑
剝奪中國外交話語權也是域外國家侵占南海島礁的特征之一。日本決定與法國交涉後，其外交部擺出先占原則，指出20世紀20年代拉沙磷礦株式會社在島上的開采活動，便是有力證據。
法國在外交話語權方面，主動利用1930年3月12日至4月12日召開的海牙國際法典編纂會，在該會議未形成任何方案的情況下，利用會議“精神”使法方侵占行爲“合法化”。
法國自始至終堅持所占島嶼爲“無主地”，並采取挂旗、鳴炮等方式予以占領。國民政府外交部于1933年8月4日照會法使韋禮敦，要求法方提供各島名稱及其經緯，聲明在未查明前，對“九小島”仍有權利。
海軍總司令部和廣東省政府也采取行動配合外交部聲明。迫于中國壓力，法國駐華大使館在8月5日即送來了“九小島”位置圖。但此後，中國外交部未與法國交涉，甚至在法國將“九小島”納入法屬越南後，外交部“忽視”該事件。
這與法國政府在外交上利用中國的弱勢地位有關，也與法國借機升級西沙群島歸屬事宜有關，但整體上均反映出了國民政府的外交話語權被剝奪之窘境。
與對華態度相反，法國對日本則是處處謹慎。在發布占領通告的前一天，法國駐日使館告知日本，“九小島”是法屬印支領土。[23]51-55
其中諷刺意味濃厚，畢竟中國是主權所有國，而面對日本與法國的交涉，國民政府也未采取切實措施進行反制或抗議，日法兩國也均輕視中國，而同時重視英美態度。
1934年3月28日，經多輪磋商與談判，日法商定臨時協議，法國不在島嶼上進行軍事作業，並尊重日本經濟利益，日法“共存”該地區。直至日本占領“新南群島”，該局面才被打破。
可見，彼時諸種外交史實均從根本上反映出了國民政府的外交話語權薄弱狀況。除上述特征外，充分利用國際形勢進行軍事先占也是重要的域外國家侵占特征，正如法國先占“九小島”和日本搶占南海島礁那樣。
綜上所述，20世紀20至40年代的南海局勢，充滿著濃厚的帝國主義色彩和戰爭策源地形成的諸多背景，根本上決定了彼時南海的風雲變幻。
盡管國民政府在維護海疆權益上付出了諸多努力，但在應對法占“九小島事件”和日占“平田群島”與“新南群島”事件時，仍顯蒼白無力。從彼時的南海島礁被占領史實中，我們可以清晰的發現域外國家侵占我國海疆權益的一些基本特征，以此考量當下，也是有益的研究新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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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軍雜志》1933年第6卷第4期轉載《外交月報》第3卷第3期之“南海九島問題之中法日三角關系”，在論述“法占九島之經過”時，明確指出“1930年4月13日炮艦‘瑪麗休茲’號占領斯巴拉脫來（即南威島，Spratly）島。本年4月6日報告艦‘亞斯脫洛拉’號及‘列爾特’號後與調查艦‘達勒遜’號訪該島”。 ↑
- 1933年7月25日，法國《政府公報》（Journal officiel de la République Francaise）宣稱法國繼1930年4月13日占領南威島（Spratly）後，又于1933年4月先後占領安波沙洲（Caye d’Amboyne）、太平島（Itu Aba）、南鑰島（Loaita）、中業島（Thitu）、雙子島（DeauxIles）。 ↑
- 《海軍雜志》1933年第6卷第4期轉載《外交月報》第3卷第3期之“南海九島問題之中法日三角關系”，在論述“法占九島之經過”時，在“注二”中記載到，日本人稱之爲六島，法國人稱之爲七島，但實際是低潮高地，而非島，數量如何，有待調查，僅是當時報紙均認爲凡九島，姑從之。至于其位置，認爲在北緯八度至十二度，東經百十一度至百十五度之間。 ↑
- 沈鵬飛時爲中山大學農學院院長，任調查西沙群島的領隊和技術骨幹。 ↑
- 《海軍雜志》1933年第6卷第4期轉載《外交月報》第3卷第3期之“南海九島問題之中法日三角關系”，在論述“法占九島之經過”時，記載法艦于1933年4月6日到達斯巴拉脫來（Spratly）島時，島上有華人3名；7日占領唐巴亞（Caye D’amboise）島，無人居住；10日占領依托巴亞（Ituaba）島，似有人居住；10日又占領雙（Deaux-Illes）島（系兩島名稱）；11日占領洛愛太（Laito）島；12日占領西德歐（Thitu）島；其余不詳。並記載了法國占領“九小島”後，驅趕了我國漁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