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口中的“坡縣”在發生什麽？
很長時間裏，世界的運行規律都被默認爲“The Big，The Better”，直到這段時間的“新加坡熱”。
爲什麽說新加坡火了？中國人口中的“坡縣”在發生什麽？簡單歸納，大致有三。
第一，富人投資。
富豪投資、移民不是個新鮮話題，此前《家辦新智點》的文章稱：隨著全球富人都在尋找資産避風港，許多超級富豪蜂擁至新加坡，去成立家族辦公室，具體的現象是“申請量突破過去一年的紀錄”，相應的，就是時間拉長，門檻提綱，如今要在新加坡注冊免稅的家族辦公室，得等待至少8個月，而一年前只需4個月。
新加坡金管局數據顯示，截至2020年底，新加坡約有400家的家族辦公室，其中包括谷歌聯合創始人Sergey Brin和對沖基金富翁Ray Dalio等人。
這不難理解，新加坡是低稅率的金融中心、花園城市，又是移民國家，而如今世界格局愈加不明朗，俄羅斯富豪的處境大家都看在眼裏，人身和財産安全就變得尤爲重要。我認識的律師程欣說，她所在的“坡縣中國律師群”中，這段時間來咨詢移民、留學、家族辦公室的人數明顯增加。
第二，産業轉移。
且不提新加坡已經幾近加密貨幣與Web3的全球大本營，Shein已經將總部設在新加坡，全球汽車芯片巨頭安森美(Onsemi)半導體宣布，將關閉位于上海的全球配送中心並將其遷往新加坡，也不止中國，包括戴森在內的諸多國際企業，也以各種形式新加坡設立了總部。
金融業更是如此，諸位熟悉資本市場的朋友，都知道此前新交所在全球市場的權重如何，而現在呢？
新加坡交易所董事總經理陳慶告訴我，新加坡在管資産4萬億新幣（2.9萬億美元），年增長率15.7%。其中76%的在管資産來自境外，自2020年到2021年年初，已有229個家族辦公室在新加坡司法管轄區內注冊。
第三，中産移民。
中産階級也對新加坡的生活充滿了憧憬，馮佳（化名）是我的同學，2019年舉家遷往新加坡後，有不少朋友都陸續向她咨詢過移民新加坡的相關問題。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前段時間甚至表示，有“幾十億人正排隊進入新加坡”，沒錯，他說的是“several billions”。
擺在明面上的，是香港、上海與新加坡這幾個城市看似此消彼長的競爭關系，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數據顯示，2021年新加坡GDP實現對香港的反超，而且幅度不小。人們喜聞樂見的正是這種單純的數字較量，就像虎撲熱衷于爲美女帥哥打分排名，喜歡談球員的“曆史地位”。
其實單一時間點上的數據證明不了太多，我真正好奇的是：作爲一個人口僅500余萬，面積沒有香港大的“彈丸之地”，新加坡如何從邊緣逐漸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
進一步講，富豪投資、産業轉移、中産移民，分別代表對未來趨勢的判斷、資本的流動與作爲自由人的選擇，這三者與新加坡的碰撞會産生怎樣的火花？那麽，再加上Web3.0呢？
現在或許很難給出答案，但至少它是個有趣的問題。
優秀的CEO
從李光耀到李顯龍，人們很喜歡說新加坡有一個好的“CEO”。當人們在將他們的領導者描述爲CEO的時候，很大程度上是在描述他們的決策行爲。
過去幾十年間，新加坡的CEO做了不少重大決策，始終錨定李光耀的一句話，“新加坡這個國家沒有資源，我們唯一的資源就是我們的人民”。
可如果人民罷工了，怎麽辦？
1980年，新加坡航空發生過一次大罷工，時任新加坡總理李光耀只花一小時即平息了風波，他與工人溝通的核心，簡要說就一句話：要麽幹，要麽滾，大不了再造一個新航。
要知道這時新加坡禁止罷工法律已經生效，而新航可以算是新加坡經濟快速發展的一個縮影，由于與世界各大洲經濟聯系愈發緊密，先後開辟了美國、加拿大、歐洲、非洲等航線，更是以高水准服務著稱，可以說是對外聯系的命脈和名片。
爲什麽會有禁止罷工這樣的法律？1968年英國陸續撤軍以後帶來大量失業，且由于剛剛被馬來西亞逐出聯邦，兩國關系也非常緊張，可想而知生存是新加坡當時面臨的首要問題，陸續頒布的《雇傭法令》和《工業關系法令》，極大地限制了勞工權利，當然也包括罷工。
試想，一個東南亞國家經濟快速發展，對勞工權力又有諸多限制，李光耀一直是CEO，而且新加坡雖說和美國關系挺好，但與蘇聯也一直眉來眼去，這都是被西方國家诟病的地方，所以新航罷工在世界範圍內影響巨大，有人正等著看笑話呢！
這事兒還有一個大背景，1968年法國五月風暴以後，世界範圍都掀起左翼運動，以新加坡施行的一系列政策，也一直被西方國家批評是“獨裁政府”。
但一個一窮二白、資源貧乏的國家，又不可能像大航海時代那樣瘋狂殖民，就只能讓所有人埋頭把精力放在發展上，作家唐諾的話說，就是要從工人的手裏，把第一筆資本從“無中生有極艱難的、極難忍受的、背反基本人性的，從並沒有多少剩余的彼此生活裏硬生生擠出來。”
一旦新航罷工處理不好，快速發展積累的各種矛盾就會爆發，引發全國性的沖擊。所以這就是新加坡，把本就不多的人心凝聚起來是最重要的。事件平息之後，李光耀取消了所有參與罷工人員的永久居民資格，並驅逐出境，這也是新加坡最後一起有影響力的罷工。
從1968年到1980年，新加坡的GDP從14.26億美元，增長到118.96億美元，此後一直到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新加坡經濟一直保持高速增長，即位列“亞洲四小龍”的經濟奇迹，要說一句都是從新加坡人身上“榨”出來的，也不算過分。
但硬幣的一面是面臨的生存和經濟增長問題，另一面則是必須融入西方那套政治和經濟體系，最重要的是不能成爲任何國家的附庸，這聽起來難度就不小，新加坡的CEO是如何解決的？
先說這麽個事，前陣子我看的娛樂節目中，一位知名歌手認爲“一首網絡紅歌可以做30秒BGM，但承載不了更大的舞台”，畫外音是就算 在抖音再火，到了節目裏還是得專業導師說了算。
這句話道出了這個世界的通行規則：大到國家關系小到職場，只要是舞台就總有“定義者”和“被定義者”。
話雖這樣說，但這檔節目爲什麽還需要網絡熱歌和網絡歌手？進一步講，所有人都想做定義者，但做不到怎麽辦？日本銀行前行長白川方明在《動蕩時代》中，有一段日本貨幣政策是如何被“拿捏”的描寫。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前後，西方國家奉行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並基于此制定了一套DSGE（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雖然他並不認同這一模型適用于日本貨幣政策，但作爲日本央行的決策者和經濟學家，“如果不理解世界範圍內普遍使用的、被視爲共同語言的計量模型，就很難與海外同行進行對話”，並且還“面臨國內經濟學者的指責。”
日元從《廣場協議》到《盧浮宮協議》再到白川方明的敘述，都快被整麻了，日本顯然是個失敗“定義者”，新加坡想要從火中取栗，面臨的壓力可想而知。“新加坡不可能有一個確定性的自我，因爲她的自我總是被別人定義”，這是人類學家項飚的論斷。
新加坡的做法是去觀察、然後嵌入。項飚告訴我們，觀察的意思由近及遠，與馬來西亞、印尼的關系，到作爲東南亞、遠東的一部分，再到英美全球地緣格局，從各種不同的層次和角度觀察，然後扮演中間人去調和關系完成嵌入，重要性自然就凸顯出來了。
雖然新加坡是個“被定義者”， 但從結果來看，新加坡CEO這一套從觀察到嵌入的戰略和手段，無疑是非常高明和成功的。
高效的體制
縱覽新加坡幾十年間，你會很容易得到它“從邊緣到中心”的觀察結論，但除了“CEO”的各種決策得當之外，更重要的是體制建設對路，高效廉潔的政府，良好的營商環境，乃至清潔的街道、花園般的城市，都是富豪與中産用錢、用腳投票的理由。
這套體制又是怎麽來的呢？
先是心態。
“新加坡是極其清晰的自我認識到了邊緣，化邊緣爲動力，而不是被邊緣所詛咒”，項飚如此評價新加坡的現代化過程，對他來說，認識到這種邊緣“把原來那些大的象征性、符號性、固定性的思維，那種自大解放出來了。”
怎麽理解這句話？什麽叫象征性、符號性的思維？除了美國這類政治案例，商業上可以從Tiktok最近的一件事找到線索。
去年十月，Tiktok在英國上線電商業務，但表現上遠不如國內抖音電商那般突出，字節跳動高管Joshua Ma作爲Tiktok歐洲電商的負責人，對員工表示“作爲一個‘資本家’，我認爲沒有任何公司必須提供産假。”
這句話捅了大簍子，《金融時報》稱，Tiktok激進的企業精神與英國員工的辦公環境背道而馳，這一文化沖突不僅引發了離職潮，還讓輿論只注意到Tiktok快速崛起的背後，犧牲的作爲人的東西，很快Joshua Ma就被從相關位置撤下。
按理說作爲一家跨國公司高管，說這種話簡直“蠢透了”，但這就是項飚所謂“位于中心的那種自大”，考慮的角度從來只有自己高管的身份、Tiktok是熱門公司、抖音電商國內的成功這些“象征性、符號性”的東西，沒有考慮到員工作爲人的尊嚴、具體執行細節乃至更爲深遠的影響，“被自我的論述淹沒”。
所以，這麽看的話，新加坡的“邊緣”反倒有其優點。
邊緣倒並不是指地理位置，新加坡占據的馬六甲海峽是世界上最繁忙的航道，被稱爲東亞的“海上生命線”，但匹夫無罪懷璧其罪，逼仄的土地面積與人口等資源的匮乏，不被重視才是新加坡“邊緣”的實意。
有句老話叫“平地摳餅”，新加坡就有點這個意思，怎麽把“餅”給扣出來，前面講了作爲CEO的戰略能力、心態，接下來就得看細節。
雖然李光耀作爲“百年不遇的優秀政治家”，李顯龍也是優秀的繼任者，都爲新加坡規劃了精確的戰略，但“化邊緣爲動力”只靠政治家動動嘴顯然沒法實現，需要激發政府部門、市場主體乃至公民等多方動能。
比如新冠疫情以來，民衆和外界對新加坡的疫情政策多有褒貶，但至少對馮佳來說，新加坡政府的考慮、執行都非常高效、細致，她和老公在國內是小有所成的創業者，拿過一輪數百萬元的天使輪融資，雖說發展談不上迅猛但日子過的也算滋潤，2008年初的一件大事，再加上一直想出去看看的好奇，讓馮佳打定了移民的主意。
由于還得照顧國內生意，一開始目的地就瞄准了新加坡，夫妻倆在當地成立了一家AI招聘公司，一來可以拿個身份，二來也抱著創業的心態，但異國經營困難重重，現在基本成了一家空殼公司，不過自2020年以來，馮佳至少拿到了三次政府發放的疫情補助。
馮佳向我介紹，新加坡政府會按照行業類別，給中小企業發放現金以覆蓋工資等運營成本，對于食閣這類受疫情影響較大的線下企業，亦或是因居家辦公導致的辦公室空置，還有不同程度的租金補助，個人層面發放了大量的消費券，甚至技能培訓、考證，“政府都給你買單”。
相比于她在國內的公司，馮佳認爲新加坡人“身在福中不知福”，“直接把錢打到公司賬戶，連領都不用領。”
新加坡連續第十年位列“全球廉潔國家”前十名，在世界銀行《2020全球營商環境報告》中排名第二位。如今我們對新加坡的評價是什麽？高效廉潔的政府、花園般幹淨整潔的城市，安全的人身和營商環境，而這一切都是新加坡人“卷”出來的。
“驚輸”的民間文化
總的來說，好的CEO，好的機制，也要施予好的團隊上才能産生共鳴，這就應該談到新加坡人所謂的“國民性”了。
在我看來，更廣泛的新加坡人來說，他們的自驅力，更多來自那個叫做“驚輸”的國民迷思，而這個文化驅動出來的狀態，有點像“內卷”。
但是，新加坡的“卷”並不是封閉市場熵增的無效競爭，只是描述新加坡市場化競爭的實際和殘酷，以及在這種環境下人的狀態。
程欣2010年在新加坡從事海商法，呆了近四年時間，她比較深刻的體會是，“新加坡不允許有任何北歐式的福利存在，有很強的危機意識。”
一方面，以華人爲主體的新加坡深谙儒家文化，比如組屋就是“居者有其屋，有恒産者有恒心”的産物；但另一方面，新加坡信奉全面的市場化運作，導致政策經常會跟隨市場變化。項飚說，“對于很多老百姓來講，新加坡政府不斷搞這個、改那個，這很累”，但他進一步解釋，建設是需要投入的，需要細致的計劃和行動，換句話說，“卷”是新加坡必然且持續的狀態。
拿資本市場來說，前一陣蔚來汽車在新交所挂牌，著實爲新交所帶了一波勢能，陳慶給投中網的回複中，數次強調新加坡非常市場化的運作模式，會根據市場的變化和需求，調整和適應市場的變化，除了政策以外，將通過國際化和高市場化程度的運作，歡迎中概股在新加坡落地。
就連區塊鏈與web3——我一直認爲與傳統交易所有競爭關系——也被陳慶看做是機遇，“新交所是亞洲多元資産交易的門戶，我們的價值在于提高效率，降低交易成本，管理風險。在擁抱新科技的過程中，我們看到更多的是機會”，她表示新交所與淡馬錫的數碼資産合資企業Marketnode就利用了相關技術。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日前剛宣布推出稱爲守護者計劃（Project Guardian）的試點項目，在批發融資市場探索去中心化金融的潛在應用。該項目將由星展銀行（DBS）、摩根大通（JP Morgan）和Marketnode牽頭，創建一個由代幣化債券和存款組成的許可流動資金池，通過公共區塊鏈和智能合約來落實擔保借貸。
所以我理解新加坡的市場化實質是被動地吸納一切，包括移民、web3乃至于東西方的不同文化，在這個過程中會出現大量文化、商業、金融等方向上的碰撞，由此將創造出屬于新加坡的、獨特的新東西。
但融合是不可避免地會出現摩擦、不適應症乃至陣痛，承受者只能是屬于上一個時代的民衆。用項飚的說法，新加坡的存在實際違反了曆史自然規律，所以要不斷努力走在曆史前頭，“永遠不能把任何東西認爲是自然而然的”。
馮佳告訴我，驚輸（Kiasu）的意思是怕輸，怕事事落後于人，據說是源自閩南語的“驚死（怕死）”，這可能就是新加坡立國以來，在由邊緣向中心邁進的過程中，儒家文化與全面市場化結合的産物。
程欣也談到，新加坡到處能看到六七十歲在食閣打工的老人，“在新加坡，法律不會給人不切實際的期望”，他們未必不是“驚輸”的代價。
根據Sleepseeker的研究，新加坡是目前世界上最疲勞的國家，疲勞評分爲7.20，其次是墨西哥7.01、巴西6.28，其他進入前10名的國家還有美國5.57、日本5.32、英國4.82、新西蘭4.74、澳大利亞4.72、中國4.59和加拿大4.39。
平均年工作時間上，新加坡排名第二，爲2238 小時，墨西哥以2255小時位居榜首，僅比新加坡高17個小時，中國以2174 名列第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