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瑞平：新冠疫情加速東亞格局重塑
作者：江瑞平，外交學院教授來源：《世界知識》2021年第20期；世界知識微信平台編輯：周悅
當前，新冠疫情仍在全球肆意蔓延，許多國家和地區陷入失控狀態，造成空前深重的生命危機、經濟衰退和社會震蕩，也強烈沖擊和全面加速了世界變局，以致世界百年大變局的每一重要層面，無不镌刻出世紀疫災留下的強烈印記。世界中心向東亞快速轉移、東亞格局快速重塑，構成世界百年大變局的重要變化趨向。世紀疫災加速世界變局，也強力加速了世界中心東移與東亞格局重塑的曆史進程，並使這一進程在多層面上顯現出頗值關注的新動向、新變化和新特點。
2020年11月15日，東盟輪值主席國越南的時任總理阮春福（左）主持以視頻形式舉行的第四次RCEP領導人會議。15個國家正式簽署RCEP，標志著全球規模最大的自由貿易協定正式達成。
“東升西降”勢頭更猛
近代以來的世界，始終是以西方爲中心的。但到二戰以後，伴隨被世界銀行稱爲“東亞奇迹”的東亞整體快速崛起，這一地區在全球格局中的地位快速攀升；與之相應，西方地位卻逐漸下降，“東升西降”遂成世界百年大變局的重要演變趨向。步入新世紀後，以中國爲代表的東亞新興市場增長優勢更加凸顯，“東升西降”勢頭更加強勁，東亞作爲世界三大中心之一的地位加速提升。到2019年，僅中日韓這三大東亞經濟體，即已占到全球經濟總量的24.0%，與美國的24.4%大致相當，而明顯高于歐盟的17.8%（加上英國也僅爲21%）。2011年前後奧巴馬政府推動“重返亞太”，2017年特朗普上台後力推“印太戰略”，2021年拜登政府進一步強化“印太戰略”並加強東亞聯盟體系，實際上更加提升了東亞在全球地緣政治格局中的戰略地位。
疫情進一步加速了世界中心向東亞的轉移，“東升西降”勢頭得到進一步強化。這是因爲，在疫情防控和經濟複蘇兩大方面，東亞地區總體效果明顯好于世界其他地區。東亞傳統社會文化中的“識大體、顧大局、講秩序”特點，以及東亞政府更具權威、資源動員能力更強，使東亞疫情防控比世界其他地區更加有效。目前東亞（東盟+中日韓）新冠病毒感染者比例，僅及世界平均水平的1/10左右。疫情得以有效防控，爲減輕對經濟的沖擊、推動經濟恢複創造了有利條件。在疫情導致的全球經濟衰退及其後的“報複式”回升中，與世界其他地區相比，東亞形成“衰退更輕，回升更勁”的顯著特點。如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最新數據，在2020年的全球經濟衰退中，東亞新興市場與發展中經濟體要比世界平均少下降2.3個百分點，而在2021年的全球經濟回升中，又要多增長2.6個百分點。這顯然表明，疫情進一步加速提升了東亞在全球經濟格局中的地位。
RCEP助力“東亞奇迹”再造
戰後東亞地區曾經形成了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序列。首先是上世紀50年代日本率先實現經濟高速增長，其次是60年代“亞洲四小龍”（韓國、中國台灣、中國香港、新加坡）成功“起飛”，再次是70年代“亞洲四小虎”（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泰國、菲律賓）步入高速增長序列，接下來就是80年代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促成經濟快速崛起，最後是越老柬緬將經濟高速增長序列擴展到東亞全域。早在1993年，世界銀行即發布專題報告，指稱出現了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東亞奇迹”。這一論斷一度引發了以美國著名學者克魯格曼爲代表的西方學界的強烈質疑，但此前的“東亞奇迹”的確存有內在缺陷，其中之一就是缺少區域合作框架的必要支撐。尤其是在很長一段時期，在區域合作的“三極”格局中，歐洲一極領先、北美一極跟進，東亞一極則始終凸顯著滯後。
新冠疫情在很大程度上直接改變了這一格局。在歐洲和北美兩極，疫情之前已分別遭遇英國脫歐和美國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TPP）的嚴重影響，而在疫情期間更未能顯現出區域合作框架的應有作爲。而在東亞一極，無論是在疫情防控還是在經濟恢複方面，也無論是中日韓框架，中國與東盟“10+1”框架、“10+3”框架，合作努力和成效均可圈可點，東亞合作固有的“危機驅動”特點，面對疫情危機同樣被激發出強勁動力。而進展最爲顯著、影響也最爲深廣的，是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系協定（RCEP）于2020年11月15日成功簽署，占全球人口、經濟和貿易總量約30%的全球最大自貿區應運而生。協議簽署後，各成員又積極推動國內法律審批程序，總體進展順利，2022年正式實施應無太大懸念。在歐洲和北美兩極遭遇波折、疫情造成區域交往嚴重阻隔的背景下，東亞合作能夠逆勢而上，尤其是RCEP的成功簽署，本身即在一定程度上意味著，東亞繼創造了經濟增長的“奇迹”之後，又創造了區域合作的“奇迹”。而伴隨RCEP的全面落實，區內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以及其他層面合作的全面推進，勢必進一步強化東亞經濟引領全球複蘇、持續快速增長的勢頭，從多層面助力再造“東亞奇迹”。
2020年11月12日，第23次中國—東盟（10+1）領導人會議以視頻形式舉行。圖爲東盟輪值主席國越南的國際會議中心會場。
“去中國化”還是“中國化”
伴隨大國實力對比快速變化，中國實力地位快速提升，美國越來越視中國爲最大戰略競爭對手，遏制打壓力度不斷強化。其主要手段之一，就是推動自身及其盟友與中國經濟強行“脫鈎”或“去中國化”。東亞也是美國實施“去中國化”戰略的重點地區，其具體措施有二：一是通過推進“重返亞太”和“印太戰略”，強化其東亞盟友與中國的政治安全對立，以“政治互疑”弱化“經濟互利”，以安全對抗阻撓經濟合作；二是直接誘導甚至逼迫其東亞盟友弱化對中國的經濟依賴，尤其是阻撓東亞盟友國家的企業與中國企業在高科技領域（如5G）的合作，推動這些企業撤離中國。在這方面，日本始終扮演著美國在東亞的“馬前卒”的角色。日本政府曾專門出台政策，包括提供財政補貼，鼓勵在華日資企業撤回國內或轉向第三國，尤其是轉向越南、泰國等東南亞國家。在近年日本企業的對外投資結構中，就出現了對華投資占比快速下降，對東盟投資占比急劇攀升的勢頭。在其對外貿易布局中，也顯現一定程度的“去中國化”趨向。如日本對華出口2009年超過對美出口，中國首次成爲日本第一大出口對象國，2011年對華出口占比一度高達19.98%，高出對美出口（15.31%）4.67個百分點，之後開始下滑，2014年被美國反超，之後交叉波動，2019年對華和對美出口占比分別爲19.09%和19.82%。
新冠疫情又在很大程度上逆轉了上述“去中國化”趨勢，東亞經濟體對中國的依賴快速提升，呈現出越來越強勁的“中國化”趨向。如在對外貿易層面，中國取代美國成爲絕大部分東亞經濟體的第一大出口對象國。疫情進一步加速了東亞經濟“中國化”趨勢，並對“去中國化”傾向明顯産生了“撥亂反正”效果。其主要表現爲：一是由于中國在疫情防控和經濟恢複兩方面效果明顯，中國在東亞和全球經濟中的比重和地位進一步攀升；二是中國在疫情期間進一步加強了對其他東亞國家的援助和支持，協調合作得到進一步強化；三是東亞區域合作的後來居上尤其是RCEP成功簽署和全面實施，爲中國發展與其他東亞經濟體經貿關系創造了更加有利條件；四是共建“一帶一路”越來越成爲中國與其他東亞經濟體經貿關系發展的強力牽引；五是伴隨中國加速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爲主體的“雙循環”發展格局，必將進一步加速中國與東亞經濟體經貿關系的均衡發展。
“小馬拉大車”動力強勁
東盟是東亞成立最早的區域合作組織（1967年）。在後來的東亞區域合作中，東盟始終占據著主導地位、扮演著領導角色。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後啓動東亞“10+3”合作，就是由東盟發起，邀請中日韓三國參加的。此後東亞各個框架下的區域合作，也堅持“東盟主導”，參與東亞合作的國家都承認並加入了《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以東盟爲中心建立了四對“10+1”（即東盟+中國、東盟+日本、東盟+韓國、東盟+印度）和一對“10+2”（東盟+澳大利亞+新西蘭）自貿關系等。但另一方面，東盟雖由10個國家組成，經濟實力卻都不強，從而總體實力也非常有限。2019年東盟10國在東亞“10+3”經濟總量中所占的比重只有13.3%，在RCEP的15國經濟總量中所占的比重更只有12.5%。因此，東亞合作進程中形成的由東盟主導、以東盟爲中心的格局框架，被稱爲“小馬拉大車”。而正是這匹綜合實力並不強大的“小馬”，在其他東亞成員尤其是中國的全面配合下，拉著東亞這輛大車在區域合作的大道上奮力前行，直至在區域合作的三極格局中，形成後來居上，甚至逆勢而上的全新局面。
新冠疫情進一步強化了東盟在東亞區域合作中“小馬拉大車”的動力。首先，東亞合作素有“危機驅動”特點，疫情危機強化了東亞合作的動力，同時也強化了東盟發揮主導作用、加速推進東亞合作的動力。疫情期間RCEP能在東盟主導下逆勢而上，就是典型例證。其次，疫情進一步提升了東盟在東亞主要經濟體對外經貿布局中的地位，爲其發揮主導作用奠定了更加堅實的經濟基礎，尤其是在疫情期間，東盟首次超過歐盟成爲中國的第一大貿易夥伴，日本把對外投資進一步向東盟轉移等。再次，美國進一步強化“印太戰略”，主要戰略意圖是遏制中國，東盟越來越成爲其主要拉攏對象，戰略地位進一步攀升，實際上爲其發揮主導作用奠定了更加堅實的政治基礎。最後，疫情進一步加速了全球産業鏈重構的步伐，區域化趨向更加明顯，東盟在後疫情時代的東亞區域産業鏈布局中地位更加重要。
日本爭得區域合作戰略先機
近年日本領導人多次宣稱，“日本必須高舉自由貿易旗幟”，爭當全球自由貿易的“旗手”。推進由日本參與和主導的區域合作、搶占區域合作的戰略先機，是其主要抓手。先是在2017年美國放棄在TPP中的主導權並宣布退出之後，日本乘勢接過領導權，推動11國正式簽署了“全面與進步的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CPTPP）；後是與歐盟簽署經濟夥伴關系協定（EPA）；另外在RCEP談判過程中，日本作爲該框架第二大經濟體，也發揮了重要作用。這顯然意味著，在疫情之前，日本通過在歐洲、亞太和東亞三面出擊，已在區域合作的戰略格局中占得先機。
疫情期間，日本又在這方面取得新的重大進展。首先是RCEP成功簽署，使日本在區域合作戰略布局方面，向前邁進了一大步，尤其是通過RCEP，使日本第一次與東亞第一大經濟體中國以及第三大經濟體韓國首次建立了自貿關系；其次是與剛剛“脫歐”的英國于2020年10月23日正式簽署了日英EPA；再次是2019年10月與退出TPP的美國簽署新的日美貿易協定；最後，也最重要的是，民主黨奧巴馬政府執政時，美國曾是TPP的全力主導和推動者，只是由于共和黨特朗普政府反對才退出的，現在民主黨政府重新上台，曾是奧巴馬副手的拜登重回CPTPP的可能性完全不能排除。今年9月16日中國已正式提出申請加入CPTPP，韓國政府也有此意。這就使得主導CPTPP的日本，俨然以一副“主人”的姿態，擁有了更大的戰略主動權。
“印太戰略”加深東亞“二元困境”
美國在東亞長期占據主導和掌控地位，而且是政治安全與經濟貿易兩大層面的全面主導和掌控。在政治安全層面，東亞到處是美國的軍事存在，包括美日、美韓兩大軍事同盟，以及不計其數的軍事基地。在經濟貿易層面，東亞經濟高度依賴出口，而出口又高度依賴美國市場，其直接表現，是絕大多數東亞經濟體長期以來都以美國爲第一大出口對象國。但到後來，伴隨中國經濟快速崛起，市場規模快速擴大，東亞經濟在依然高度依賴出口的同時，出口卻越來越不依賴美國市場而越來越依賴中國，以致中國取代美國，成爲越來越多、甚至是絕大多數東亞經濟體的第一大出口對象國。而與此同時，美國又通過“重返亞太”或“印太戰略”，進一步強化了對東亞的政治安全控制。于是在東亞形成了“政治安全依賴美國，經濟貿易依賴中國”的所謂“二元困境”。
新冠疫情暴發後，面對中國經濟地位的進一步攀升，東亞對中國經貿的依賴進一步提升，新上台的拜登政府進一步加大了對東亞的政治安全控制，其主要舉措，包括積極修複與日韓軍事同盟關系、在政治安全層面積極拉攏東盟國家、加大“印太戰略”實施強度等。2021年一年內舉行兩次美日印澳四國聯盟首腦會議，即充分證明美國推進印太戰略、加大對東亞政治安全控制的決心和力度。由此導致的直接結果，必然是東亞上述“二元困境”的進一步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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