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主辦的“2019年新結構經濟學優秀學子夏令營”于7月5日-8日于北京大學朗潤園舉行。林毅夫教授做了題爲《新結構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的結構革命》的開幕演講。
以下演講實錄：
第一節
爲何要反思發展經濟學？
國際上，許多學者已經在發展經濟學上做出不少貢獻，並因發展經濟學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或在學界取得了巨大的聲望和影響力。在這種狀況下，我們爲什麽還要提出一個新的發展經濟學理論？
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先要明白：理論的本質是什麽？理論的目的是什麽？我們該根據什麽樣的原則來反思、批判現有的理論？
理論是社會經濟變量之間因果關系的一個邏輯體系。理論首要的目的是幫助我們“認識世界”，了解現象背後的因果關系。但理論不是一個簡單的邏輯遊戲，我們認識世界，提出理論，更是爲了指導行動，幫助我們更好地“改造世界”。因此，如果現有的理論不能幫助我們達成這兩個目標，我們就應該進行反思，提出新的理論。
在宏觀經濟學領域，凱恩斯主義、理性預期理論的提出就是這樣的例子。現在一般認爲 凱恩斯提出“凱恩斯主義”之後才有宏觀經濟學，但其實在凱恩斯主義出現之前，新古典經濟學對宏觀經濟現象也有理論。凱恩斯主義之前的新古典宏觀經濟學認爲，供需關系及價格調節能使商品市場、勞動市場自動出清，實現均衡，不會出現長期的失業現象。但在上世紀30年代，西方出現經濟大蕭條，通貨緊縮與大量失業並存，無法用原有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論來解釋。凱恩斯才提出凱恩斯主義，認爲經濟存在結構性的剛性問題，造成大量就業，宏觀經濟無法自發恢複均衡狀態，主張政府使用積極的財政政策、貨幣政策，來創造需求，增加就業，使經濟恢複均衡。凱恩斯主義理論在當時很有說服力，且影響深遠。保羅·薩缪爾森在影響了好幾代人的本科生經濟學教科書《經濟學原理》（第一版）中提到，“我們現在都是凱恩斯主義者”。但到了60、70年代，西方經濟又出現滯漲現象，經濟增長停滯和通貨膨脹並存，增加政府的財政赤字或增發貨幣只提高通貨膨脹率，未能提高就業和經濟增長率，凱恩斯主義的理論和政策失靈。于是芝加哥大學經濟學教授羅伯特·盧卡斯在70年代提出“理性預期”理論。認爲政府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只會增加人民的通脹預期，而不會改變人的消費和投資行爲，所以，只會改變物價水平，不會對真實經濟有影響。
一個好的理論首先要能夠解釋現象，但關鍵還要看按這個理論做政策，是否能夠達到預期效果。因爲理論無非就是幾個社會經濟變量之間因果關系的一個很簡單的邏輯體系。而實現的社會經濟變量非常多，選取不同的變量作爲因，經過不同的邏輯路徑，可以導致相同的果。但只有抓住現象背後最主要的原因的理論，用它來指導政府、企業或個人的決策，才能達到理論所預期的結果。
比如針對經濟轉型之前國有企業效率低、存在預算軟約束的現象，産權理論的解釋是國有企業爲國有所致。預算軟約束這個概念是亞諾什·科爾奈所提出，他說在國有企業，政府和企業的關系就像父子，企業有虧損，政府只能給予兜底，而不是讓其倒閉，所以，預算是軟的。而且，經營得好，收入都歸國家，經營得不好，有虧損，政府會給補貼，員工幹好幹壞都一樣，所以，積極性和效率很低。用這樣的理論來解釋國有企業的預算軟約束和低效率很有說服力。但新結構經濟學提出了另一個解釋：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大部分發展中國家取得政治獨立，開始追求自己國家的現代化，以求民富國強。國強要有堅強的國防實力，要有非常先進完善的軍事工業體系。而軍事工業不論是在過去或是現在都是技術最先進、資本最密集的産業，發展中國家普遍又都是農業社會，資本極端短缺，不具備這方面的比較優勢。這類産業無法在發展中國家的競爭市場上自發産生，只好由國家直接投資建立，國有企業也因背負國家戰略目標所造成的政策性負擔，經營中必然出現政策性虧損，只好由政府給予補貼來維持生存。
同樣一個現象，可以用産權理論來解釋，也可以用政策性負擔來解釋，並且這兩個理論的內部邏輯都是自恰的。但是按照不同的理論來指導政策實踐，導致的結果是不同的。按照産權理論，解決國有企業預算軟約束和效率低的問題的對應措施是，切斷國家和企業之間的父子關系，使國有企業私有化，以硬化預算約束。但實際情況是，在前蘇聯、東歐國家，大型國有企業私有化之後，效率不僅沒有提高，政府給的補貼還更多。按照理論做政策無法産生預期的效果，就要對理論進行反思。按照新結構經濟學的看法，這些企業私有化之後，其所處的産業還是違反比較優勢，政策性負擔沒有消除，國家爲了國防安全的需要，不能讓其倒閉，還要繼續給予補貼。預算軟約束沒有消除，效率也未必提高，而且私有化的企業拿了補貼變成個人的收益是合法的，尋租的積極性會更高，賄賂政府官員以獲得更多的租金難于避免，爲腐敗提供了空間。如果是政策性負擔造成的，短期的解決辦法是加強監督讓企業不能用政策性負擔作爲借口來要更多的補貼。長期的解決辦法是，增加資本積累，讓企業産業從違反比較優勢變成符合比較優勢，從而消除政策性負擔。
所以大家要記住：學習理論的目的是要“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理論內部邏輯自恰，能夠解釋現象是第一步，但更重要的是要能夠幫助我們改造好世界。如果一個現象能夠用一種理論解釋，它就一定能夠用很多種不同的理論來解釋。但不同的理論背後的因是不一樣的，對應的解決問題的方法也不一樣。只有真正抓住現象背後最主要的原因，理論才能指導實踐取得預期的結果。如果現有的理論不能解釋現象，或者說按照現有的理論做政策不能達到預期的結果，那麽我們就要對理論進行反思。
爲什麽要反思發展經濟學？
發展經濟學是現代經濟學中比較新的分支領域，主要研究貧困落後的農業國家或發展中國家如何實現工業化，擺脫貧困，走向富裕。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很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取得獨立，開始建設自己的國家，追求實現國家的現代化。適應這個需要，發展經濟學成爲現代經濟學中頗具活力的一個分支領域。
在70多年的發展曆程中，曆代經濟學家也一直在對發展理論進行反思：50、60年代提出了第一版發展經濟學“結構主義”。結構主義關注市場失靈，主張重工業優先發展的“進口替代戰略”，但政策效果慘淡。70、80年代提出第二版發展經濟學“新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反思了第一代發展理論的失敗，關注政府失效問題，主張“華盛頓共識”，用休克療法一次性建立市場機制，實現價格自由化、産權私有化、宏觀穩定化，但結果是經濟停滯崩潰，危機不斷。
發展經濟學1.0版：結構主義
1943年，發展經濟學先驅之一保羅·羅森斯坦·羅丹在 Economic Journal 上發表了一篇後來被稱爲發展經濟學創始之作的文章《東歐與東南歐國家的工業化問題》。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是：發展中國家的目標是實現民富國強，像發達國家一樣有很高的收入水平和堅強的國防實力。發達國家之所以富裕強大是因爲它們有先進的産業和國防軍事工業。因此發展中國家也應該發展資本密集型的先進産業。
二戰後，擺脫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地位的發展中國家，都有類似我國“十年超英，十五年趕美”的發展追求，希望建立起先進産業，實現民富國強。但當時所看到的情況是，先進的資本密集型制造業在發展中國家的市場中不能自發地建立起來。第一代發展經濟學認爲，這是由于社會文化的因素，發展中國家普遍一些剛性的結構問題，比如居民沒有儲蓄的觀念，有多少花多少，並且對價格不敏感，不會因爲物價調整而改變消費行爲。這些結構剛性導致市場失靈，市場無法動員資金進行投資，價格無法調節市場的供給和需求等。有市場失靈，政府就要發揮積極有爲的作用，由國家直接動員資源、配置資源，來發展大規模的先進現代化制造業和國防工業。這種政府發揮作用克服市場失靈的思想也和當時盛行的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學理論如出一轍。發展中國家原沒有這些先進産業，相關産品需要進口，現在要自己投資生産，所以這個政策也被稱爲“進口替代戰略”。
結構主義的理論背後的因果邏輯很清楚，政策手段也很順理成章，很符合發展中國家當時政府領導人、社會精英的願望。發展中國家在這個理論和政策的引導下，經過政府的努力建立起了一些現代化的産業。但所建立起的這些産業效率都非常低，沒有競爭力，導致發展中國家增長停滯，經濟社會危機不斷，跟發達國家的收入差距也越來越大。
發展經濟學2.0版：新自由主義
由于發展中國家在結構主義的引導下不僅未能趕上發達國家，而且，還差距不斷擴大，引起了學界的反思，結果在上世紀70、80年代，結構主義的理論被新自由主義的理論所取代。新自由主義認爲二戰以後，發展中國家經濟績效差強人意是因爲政府失靈，對經濟過多幹預，造成資源錯配、價格扭曲，出現各種尋租腐敗，導致增長停滯，經濟社會危機不斷。解決的辦法是，一要取消政府的幹預扭曲，建立一個完善的市場經濟體系，讓市場決定價格，讓市場價格調節市場供需，引導資源的配置；二要把國有企業都私有化，以消除預算軟約束，否則，企業不關心盈虧，價格無法引導資源的有效配置；三要保證宏觀穩定，爲此政府應該維持平衡預算，不能有財政赤字，否則“赤字貨幣化”會導致通貨膨脹，消費者會搶購，生産者屯售，市場得不到均衡。這些思路和建議被稱爲“華盛頓共識”，看上去邏輯嚴密，非常有說服力，爲學界和知識界普遍接受。
80年代，社會主義國家和其他一些發展中國家開始轉型，以“休克療法”把“華盛頓共識”主張的建立市場經濟體制所應該有的制度安排一次性落實到位，實行價格市場化、企業私有化、宏觀穩定化，並預期資源的配置效率和經濟增長可以很快得到提高。但實際出現的結果比結構主義時期還差，經濟增長率更低、危機出現的頻率更高，和發達國家的差距越來越大。
東亞的奇迹及轉型國家的成功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有少數幾個發展中經濟體取得了良好的發展，它們有一個共同特點，即所推行的政策從當時的主流理論來看一般是錯誤的。比如在50、60年代，亞洲四小龍（韓國、中國台灣、中國香港、新加坡）是從傳統的小規模的勞動密集型制造業開始，以增加出口的方式來發展經濟，這種政策當時被認爲是錯誤的，理由是發達國家發展的是生産力水平非常高的現代化大産業，發展中國家發展勞動力密集型的傳統小規模産業，生産力水平低，怎能趕上發達國家？但後來成功趕上發達國家的，恰恰是這些采取的政策在當時被認爲是錯誤的經濟體。
在80、90年代，中國大陸、越南、柬埔寨，毛裏求斯則從70年開始，從原來的重工業優先發展的“進口替代戰略”，向市場經濟轉型。在經濟轉型過程中，他們都不是采取新自由主義華盛頓共識所倡導的休克療法，把政府的幹預扭曲一次性取消，進行市場化、私有化、宏觀穩定化，而是采取一種漸進的、雙軌的方法，對原有的國有企業繼續給予轉型期的保護，對新的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産業，則允許市場准入，並且政府積極因勢利導，通過設立工業園、加工出口區，保證局部基礎設施、電力供給和其他便利。“漸進式雙軌制”在當時被認爲是最糟糕的制度安排，因爲在計劃經濟中，有錢也可能買不到東西，使尋租行爲還能得到控制，但市場和政府雙軌並存，使得尋租腐敗的空間更大，還會造成收入分配惡化。但實際情況是，中國改革開放之後的40年平均每年經濟增長9.4%，是人類經濟史上的奇迹，越南、柬埔寨、毛裏求斯也都有不錯的發展成績。
理論的目的是爲了幫助我們“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結構主義、新自由主義在解釋發展中國家爲什麽不成功時，分析得頭頭是道，但是在改造世界上卻蒼白無力，用這些主義去指導政策，並沒有取得預期的效果。反而是那些采用被主流理論認爲是錯誤的政策的經濟體取得了可觀的經濟增長，縮小了與發達國家的差距。這是爲什麽？
世界銀行的實踐與反思
世界銀行成立于1945年，是全球最重要的國際發展機構之一，也是不同時代的經濟發展理論的主要倡導者和踐行者。世界銀行的第一任研究部主任（相當于後來的首席經濟學家）就是剛才提到的羅森斯坦·羅丹，第一任首席經濟學家Hollis B． Chenery是位結構主義者，所以在60、70年代世界銀行是結構主義的主要倡導者，當時的政策也是根據結構主義的政策來制定的。1982年上任的第二任首席經濟學家Anne Krueger則是新自由主義的主要倡導者，所以上世紀80年代以後，世界銀行就成爲了新自由主義的大本營。
但世界銀行不僅是理論的倡導者，還需要根據理論的指導來制定政策，必須看到政策的實際效果。二戰以後，200多個發展中經濟體中，到目前只有南韓和中國台灣兩個從低收入升級爲高收入，1960年的101個中等收入經濟體到2008年只有13個進入到高收入行列，其中8個是西歐周邊或石油生産國，另外5個是日本和亞洲四小龍。所以1993年世界銀行出了一本書叫《東亞奇迹》，研究這幾個東亞經濟體爲什麽能在二戰以後成功趕上了發達國家，結果發現，這些都是采用出口導向的市場經濟體，並且政府都發揮了積極有爲的作用來彌補市場失靈問題。2003年，世界銀行又出了一本書叫《第一個十年的經濟增長》，是對蘇聯東歐十年轉型的結果的一個反思。按照新自由主義華盛頓共識，“市場化、私有化、宏觀穩定化”原先被當作一個放諸四海而皆准的藥方，當世界銀行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給經濟發展不好發展中國家提供援助時，附加條件是必須落實這個藥方所主張的改革。而十年之後的反思結論是：世上無萬能藥，每個國家的狀況不同，政策也應該因國制宜。
2008年，由邁克爾·斯賓塞和羅伯特·索洛兩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領銜，21位有政府實踐管理經驗的經濟學家組成的經濟增長與發展委員會，發布了一個《增長報告》。這個報告顯示，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有13個經濟體實現了持續25年或更長、平均每年7%或更高的增長。這13個經濟體有五個共同的特征：開放；宏觀穩定；高儲蓄率、高投資；市場經濟或向市場經濟轉型；積極有爲的政府。這個報告很有影響力，邁克爾·斯賓塞經常被邀請到發展中國家作爲總統、總理的座上賓，分享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之道。但斯賓塞經常說，這五個特征是成功發展的必要成分（ingredients），而不是處方（prescription），具體如何成功發展，他也不知道。
沒有藥方和具體的方法，還是沒有辦法真正實現“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目標，在這種狀況之下，我們還應該繼續進行反思，提出既能解釋發展中國家成敗經驗，又能指導政策取得成功的理論。這是新結構經濟學提出的背景。
第二節
新結構經濟學——發展經濟學3.0版
新結構經濟學是研究經濟發展、轉型和運行的理論。2009年，在我任職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一周年的一個內部會議的報告中，我首次將多年研究發展和轉型的心得總結做了介紹，並將這個理論框架命名爲新結構經濟學。2010年，我受邀到耶魯大學經濟發展研究中心作一年一度的庫茲涅茨講座，以《新結構經濟學：一個反思發展的理論框架》爲題發表演講。演講稿在2011年發表于 World Bank Economic Observer 第26卷第2期，這是新結構經濟學的提法首次正式見諸于學術期刊。
回歸亞當·斯密
在提出新結構經濟學時，我倡議回歸亞當·斯密，不是回歸亞當·斯密《國富論》的觀點和結論，而是回歸到亞當·斯密的研究方法。亞當·斯密的研究方法也就是亞當·斯密著作的全稱：“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對國家財富的本質和原因的研究。根據這種研究方法，亞當·斯密得出的結論是，增加國家財富要依靠分工，而分工的程度決定于市場的規模。我們經常強調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學習要學習釣魚的方法而不是去分得一籮筐的魚，不過多數人現在讀亞當·斯密的經典著作時，經常只記得“分工很重要、市場很重要”這樣的結論，而忽略了亞當·斯密得出這些結論的研究方法。而且，在讀時也是選擇性地理解，例如亞當·斯密著作的第一篇談分工的重要性時，講到分工決定于市場範圍，市場範圍決定于政府對交通基礎設施的投資，但現在“市場範圍決定于政府”這句話完全被忽略了。從我們把亞當·斯密這本著作簡稱爲《國富論》的時候，就意味著我們知識界只想得到魚，而不是學會怎麽釣魚。我在提出新結構經濟學的時候，想回到亞當·斯密更強調的如何釣魚，即直接研究一個問題的本質和它的決定因素。
經濟增長的本質
發展經濟學是研究收入增長和相關問題的理論。但收入爲什麽能夠不斷增加？它的本質是什麽？高速持久的收入增長是現代才有的現象。按照曆史學家的研究，在十八世紀之前，西歐等國家人均GDP增長率每年只有0.05%，要1400年收入才能翻一番，人均收入基本不增長。進入十八世紀以後，人均收入年增長率由0.05%變爲1%，收入翻一番所需要的時間降爲70年。從十九世紀末至今，西歐北美等發達國家的人均GDP增長率爲每年2%，收入翻一番所需要的時間減少到35年。工業革命之後，發達國家經濟持續增長，收入水平不斷提高，同期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卻仍舊貧困，這個現象背後的原因是什麽？經濟增長的本質和決定因素是什麽？
收入水平要不斷提高，一定是勞動生産率水平不斷提高。勞動生産率水平不斷提高有兩個機制：一是現有産業的技術不斷創新；二是新的附加價值更高的産業不斷湧現。隨著勞動生産率水平的提高，一方面産品數量品類多樣化，市場規模擴大，需要不斷完善硬的基礎設施，如電力、交通基礎設施等，來降低交易成本，提升交易效率；另一方面，現代工業的機器設備資本越來越密集，風險也越來越高，需要金融安排等軟的制度安排，來動員資金、分散風險，讓現代化的生産力能夠實現。
因此，現代經濟增長的表象是收入水平不斷提升，本質是一個工業革命以後出現的不斷的結構變化過程，包括提高生産率水平的技術創新和産業升級，以及降低交易費用的經濟體的軟硬基礎設施的完善。研究現代經濟增長，實際上就是研究推動收入水平和勞動力生産水平不斷提高的結構變化的決定因素和動態發展過程。
何謂新結構經濟學
新結構經濟學是研究經濟發展、轉型和運作的理論。新結構經濟學采用新古典經濟學的分析方法來研究現代經濟增長的本質和決定因素，也就是用新古典的分析方法來研究在發展過程中，經濟結構和其動態變化的決定因素和影響。依照慣例，應當取名爲“結構經濟學”，但爲了區別于第一代發展經濟學“結構主義”，故取名“新結構經濟學”。
新結構經濟學的的核心假說是一個經濟體在每個時點上的産業和技術結構以及軟硬基礎設施是內生于該經濟體在每一時點給定的禀賦，包括要素禀賦、基礎設施、人力資本、社會資本、地理位置、現有的産業、金融、法律環境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在每一個時點給定、隨時間可以變化、決定一個經濟體的總預算和相對價格的要素禀賦及其結構。
新結構經濟學以要素禀賦及其結構爲切入點，研究一個經濟體産業技術結構和軟硬基礎設施是如何決定的：在某一時間點，給定的要素禀賦及其結構決定了一個經濟體在該時點的總預算和生産要素間的相對價格。這些繼而內生決定了該經濟體具有比較優勢的各種産業和技術：在國際比較中具有最低要素生産價格的産業，以及在具有最低要素生産價格的産業中實現最低的生産成本的技術。具有同一比較優勢的産業很多，具體哪一個産業會被發展起來，還決定于其它禀賦，這些禀賦進一步決定其生産的可能性和成本。這些進而決定了經濟體在該時點的最優産業結構。軟硬基礎設施需適應于最優産業、技術的需要，才能有最低的交易費用，使經濟體的比較優勢變成國內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優勢。
“自生能力”是新結構經濟學的分析中的一個很重要的微觀的概念，指在一個開放競爭的市場中，一個具有正常管理的企業在不需要有外部的保護補貼，即能獲得市場上可以接受的利潤率的能力。企業具有“自生能力”的前提是它所在的産業和所用的技術符合要素禀賦結構所決定的比較優勢，並且它所在的地方有合適的軟硬基礎設施。如果企業所在的産業符合比較優勢，企業的生産成本會最低，有合適的軟硬基礎設施，企業的交易費用會較低，總成本優勢使得這個産業在國內國際市場上具有競爭力，這種情況下，企業只要有正常管理就能獲社會認可接受的利潤水平。
在一個動態的封閉體系中，收入增長有賴于産業技術結構升級以提高勞動生産率，以及相應的“硬的”基礎設施和“軟的”制度安排的改善以降低交易費用。産業技術結構升級的前提要素禀賦結構升級。要素禀賦結構提升，産業技術結構就能升級，對應的規模經濟的特性和資本的需求等會發生變化，相應的軟硬基礎設施就需要進一步的完善。因爲每個時點上的産業和技術結構內生于要素禀賦結構，軟硬基礎設施內生于産業和技術結構，最終也取決于要素禀賦結構，所以持續的經濟增長，本質關鍵在于持續提升經濟體的要素禀賦結構。那麽如何以最快的速度提升要素禀賦結構，實現收入增長呢？
發展成功之道
在新結構經濟學看來，遵循一國在每一時點由要素禀賦結構所決定的比較優勢來發展産業、選擇技術，並提供合適的軟硬基礎設施，是實現快速發展、消除貧困和收入收斂的最好的方式。因爲，當企業所投資的産業和所使用的技術遵循一國比較優勢時，企業的要素生産成本最低，具有自生能力，當經濟中的軟硬基礎設施合適時，交易成本也會最低，總成本最低使産品最具競爭力，成爲國家的競爭優勢。這樣，企業能獲得最大的利潤，經濟能創造最多的剩余，資本回報率會最高，儲蓄和投資積累的積極性最強，資本累積、要素禀賦結構提升、産業技術升級、收入增長的速度會最快。在此過程中，發展中國家還可以在技術創新、産業升級、制度創新上發揮後來者優勢，以更小的風險，取得比發達國家更快的發展，以實現追趕。
發達國家的收入水平高，是因爲它所在的行業技術很先進、資本很密集，生産力水平高。發展中國家收入水平低，是因爲它所在的行業是傳統農業或小規模勞動或資源相對密集的制造業，生産力水平低。這是由各自的要素禀賦結構所決定的。發達國家經過工業革命之後兩百多年的資本積累，資本相對豐富，勞動力相對短缺，發展資本技術密集型的産業符合其比較優勢；發展中國家資本相對短缺，勞動力或自然資源相對豐富，在勞動力密集型或資源密集型産業具有比較優勢。遵循比較優勢的發展方法對于貧困國家的經濟發展而言，看起來似乎是緩慢而令人沮喪的。但事實上，這種方法是積累資本、提升要素禀賦結構，進而實現産業升級和可持續發展的最快的方法。並且，發展中國家在按照比較優勢發展經濟時還可以利用和發達國家産業技術差距所給予的後來者優勢，以引進技術和産業作爲技術創新和生産升級的來源，而降低創新和升級的成本和風險，使得經濟增長速度快于發達國家。
兩個制度前提：有效市場和有爲政府
按照比較優勢發展有兩個制度前提，一是要有充分競爭的“有效市場”，二是要有因勢利導的“有爲政府”。按照比較優勢發展是經濟學家的語言。企業家關心的是利潤，利潤決定于産品的成本、價格和銷量。要讓企業在發展過程中，自發地按照由要素禀賦結構所決定的比較優勢來選擇産業和技術，必須要有一個能夠很好地反映各種要素相對稀缺性的價格體系。這種價格體制只有在充分競爭的市場中才存在。所以，新結構經濟學主張，一個經濟要發展好，必須要有一個有效的市場，必須建立有效市場所需的各種制度安排。
在發展過程中，市場很重要，政府也不可或缺。經濟發展是一個資源必須隨著要素累積、比較優勢變化，不斷從現有技術和産業配置到新的效率更高的技術和附加價值更大的産業的結構變遷過程。在這過程中，需要有勇于冒險的企業家，來嘗試新的技術或是進入新的産業。先行者的成功或失敗的經驗都爲後來者提供了有用的信息，但失敗了獨自承受所有成本，成功有無數後來者隨之跟進，只能獲得和大家一樣的利潤。外部性造成先行者失敗的成本和成功的收益不對等，這種情況下，理性的企業家不會選擇充當第一個吃螃蟹的人。爲了鼓勵企業家去冒險，政府應該給先行者一定的激勵，補償其行爲的外部性。同時，企業家成功與否，並不完全取決于個人的勇氣、智慧和才能，還決定于是否有合適的交通、電力、港口等硬的基礎設施，以及金融、法律法規、教育體系等軟的制度安排，這些並不是單個企業家能夠決定的，需要一個“有爲政府”來協調不同的企業加以克服或者由政府直接提供。
在新結構經濟學看來，市場和政府並不是對立的，而是互補的。在經濟發展和轉型過程中，既需要“有效市場”在資源配置上起決定性作用，也需要“有爲政府”來克服市場失靈。總之，新結構經濟學主張“市場的有效以政府的有爲爲前提，政府的有爲以市場的有效爲依歸”。
新結構經濟學的發展成功之道和經濟增長與發展委員會的典型特征
經濟增長與發展委員會《增長報告》提出成功的經濟體具有5個典型特征，即開放、宏觀穩定、高儲蓄高投資、有效的市場機制、積極有爲的政府。邁克爾·斯賓塞強調，這五個特征是發展成功的藥材，而不是藥方。新結構經濟學認爲，最好的發展方式是遵循比較優勢發展。按照比較優勢發展有兩個制度前提，一是必須有充分競爭的有效市場，二是必須有因勢利導的有爲政府，這對應《增長報告》所提到的第4和第5個特征。按照比較優勢發展能夠帶來三方面結果：第一，符合比較優勢的産品會多生産並出口到國際市場，不符合比較優勢的産品少生産或不生産而從國際市場進口，出口和進口比較多，經濟體就比較開放；第二，企業有自生能力，無需依靠補貼，發生內部危機的概率會更小，經濟有競爭優勢，政府的財政狀況會好，采取反周期手段對應外部沖擊的能力也會更強，所以宏觀經濟會比較穩定；第三，生産的剩余最大，産業技術升級速度快，投資回報率高，居民儲蓄和投資的積極性高，所以表現出高儲蓄率高投資。這三個結果對應《增長報告》提出的第1、第2、第3個典型特征。因此，按照比較優勢去發展，確實是一個經濟體取得成功的藥方。
結構主義和華盛頓共識失敗的解釋
結構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出發點都很好，但政策效果慘淡，反而是日本、亞洲四小龍、中國大陸、越南等這些采取了被主流理論認爲是錯誤的政策的經濟體取得了矚目的成功發展，這是爲什麽？新結構經濟學提供了一個合理的完整的解釋：
結構主義失敗是因爲它忽視了産業結構的內生性，建議政府優先發展資本密集的先進産業，但這些産業相對于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水平而言太過超前，與這些國家的比較優勢背道而馳。拔苗助長的結果是企業在開放競爭的市場中缺乏自生能力，需要依靠政府的政策支持來完成初期投資和持續運轉。這導致了資源的低效配置和尋租、腐敗行爲。日本、亞洲四小龍這幾個經濟體成功追趕上發達國家，是因爲它們按照自身的比較優勢發展，在有效市場和有爲政府的支持下，産業在國際上有競爭優勢。
華盛頓共識失敗是因爲它忽視了扭曲的內生性，所有轉型經濟體舊的發展戰略違背了它們的比較優勢，導致優先發展産業中的企業沒有自生能力，只能依靠國家保護補貼來維持生存。華盛頓共識建議政府立刻消除所有的市場扭曲，無視于政府當初是由于保護這些優先發展産業中的缺乏自生能力的企業的需要而內生了那些扭曲。取消那些扭曲將使那些企業破産，造成大量失業和社會不穩定。如果爲了避免經濟崩潰或爲了維持國防安全所必需的“先進”産業，取消原來的扭曲，只會促成政府采取更爲隱蔽、低效的保護方式，造成更大的尋租腐敗。此外，華盛頓共識主張普惠性政策，反對政府針對某些特定地區和特定産業發揮因勢利導的有爲作用，
新結構經濟學與馬克思曆史唯物主義爲其克服外部性和軟硬基礎設施的瓶頸限制，但政府可以用來完善軟硬基礎設施的資源和執行能力有限，結果新的産業缺乏足夠、合適的軟硬基礎設施而無法成長起來，于是出現了舊的趕超産業破産、新的符合比較優勢的産業“去工業化”現象。那些成功實現經濟高速增長的轉型經濟體，則采用了雙軌漸進的方式：對那些舊的優先發展的行業中的沒有自生能力的企業，政府認識到補貼的內生性，繼續提供轉型期的保護，等資本積累到這些産業中的企業有自生能力，或這些行業變得小而不重要之後，再消除市場扭曲；對新的符合要素禀賦結構所決定的比較優勢的産業，政府取消准入限制，並戰略性地使用有限的資源，發揮因勢利導的作用幫助私營企業進入符合比較優勢、原先受限制的産業，使其迅速變成競爭優勢，經濟得以維持穩定並獲得快速增長。
新結構經濟學與馬克思曆史唯物主義
新結構經濟學爲馬克思曆史唯物主義和新古典經濟學分析提供一個契合點。馬克思曆史唯物主義認爲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上層建築反作用于經濟基礎。經濟基礎是生産力和由生産力決定的生産關系的總和。這是馬克思觀察人類社會長期發展，總結出來的曆史發展規律。但在現代社會中生産力由什麽決定？如何變化？生産關系如何決定于生産力水平？這條規律如何應用到現代經濟分析？對于這些問題，馬克思並沒有給予解釋。
在新結構經濟學看來，一個社會的生産力是由這個社會具有比較優勢的産業決定的：傳統農業和輕加工業生産力水平低，資本密集型産業生産力水平高。一個社會的生産關系決定于其生産力，本質上也決定産業：生産力水平低的産業勞動工資水平低，依靠勞動力就業來獲取生存資料的勞動者距離生存線近，和有資産可以維生的資本家的談判能力低，自由度小；資本密集産業的工資水平高，有了積蓄，不工作一年半載也能維持生存，勞動者距離生存線遠，即使和資本家的財富差距擴大，和資本家的談判能力反而提高，自由度增大。在新結構經濟學看來，作爲經濟基礎的産業由一個經濟體的要素禀賦結構決定，作爲上層建築的各種軟的制度安排則由該經濟體的産業和技術的規模和風險特性決定，社會和政治制度則由決定于生産力水平的人的自由度（和生存線的距離）決定。
第三節
新結構經濟學的現代經濟學結構革命：從二維到三維的擴展
現有的主流新古典經濟學理論，經常使用不存在結構的一部門模型（one-sector model）來討論經濟現象，或以發達國家的結構作爲唯一的結構來分析經濟問題。在前者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只有量的差異，沒有質的區別；後者把發達國家的結構作爲給定的暗含前提，發展中國家和其不同，則被認爲是扭曲。
例如，主流的宏觀和增長理論中的模型，通常假定經濟體爲單一部類，如此一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差異只以收入水平、勞動力、資本的量的不同來刻畫。但是實際上這些國家之間不僅有量的差異，也有質的區別，比如技術創新、産業升級的方式的不同。發達國家技術創新、産業升級只能依靠自己研發發明，技術研發在生産函數中不作爲投入，反映爲全要素生産率（余項）的增加；而發展中國家的技術創新、産業升級，可以依靠引進消化吸收，反映爲資本積累後設備的引進和增加，而不是全要素生産率的提升。忽視國家間結構差異的理論，其政策主張便極有可能是錯誤的。比如1995年克魯格曼著文稱東亞發展模式是紙老虎，因爲全要素生産率很低，增長靠要素積累是不可持續的。但實際上，發展中國家的資本積累伴隨技術進步，不會導致資本回報率的下降，所以是可持續的。另外，以發達國家的結構作爲理想結構，比如像結構主義、新自由主義那樣，也被曆史證明是誤導的。
新結構經濟學把結構的內生性引進現有主流理論中，其作用有如把一維或二維空間擴展爲三維空間，對新古典經濟學將産生革命性的影響。新結構經濟學是研究經濟發展、轉型和運作的理論。發展的問題可以理解爲研究一個經濟體如何從一個勞動生産率水平比較低的平面升級到一個勞動生産率水平比較高的平面。轉型的問題可以理解爲研究如何把經濟體從一個有扭曲的狀態帶到一個沒有扭曲的狀態，實現最優的産業結構和軟硬基礎設施。此外，不同發展程度的國家的經濟運行的規律和原則因産業的規模、風險特性和市場失靈的地方不同而有所差異，將結構的概念引入新古典經濟學中有關經濟運行的所有子領域，都能産生很多新的見解，這些新見解還會讓我們的理論不僅能夠幫助我們認識世界，而且能夠更好地幫助我們改造世界。
把結構引進主流理論中産生的新見解
（1）貨幣是否中性？主流理論認爲貨幣對經濟增長沒有作用，貨幣寬緊只影響物價水平，這樣的結論只在技術不創新、産業不升級的經濟中才成立。新結構經濟學則認爲利率的高低會影響企業家技術創新和産業升級投資的積極性。降低利率，有利于技術創新和産業升級，進而促進經濟發展。因此，貨幣政策並非是中性的，較寬松的貨幣政策有利于經濟增長。但是，低利率補貼創新者，將導致收入向企業家傾斜，會帶來收入分配不均的問題。並且，如果貨幣政策過度寬松，超過技術創新和産業升級的可能速度則會導致通貨膨脹，所以，有一個最適度的貨幣增長速度。由于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技術創新和産業升級的可能速度不同，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最優貨幣增長速度也是不同的。
（2）貨幣政策與流動性陷阱。發達國家的産業在世界前沿，當經濟下行時，需求減少就會出現産能過剩，這時利率政策通常是無效的。因爲即使利率很低甚至爲負，發達國家産能過剩時仍很難找到好的投資機會，即使有少數新産業（如3D打印、電動汽車），也不能拉動整個經濟改變産能過剩的情形。所以，貨幣政策對刺激投資基本無效，會導致流動性陷阱。但是，發展中國家不一樣。新結構經濟學認爲，在發展中國家，由于産業可以從現有的中低端向中高端升級，即使在衰退和蕭條期出現産能過剩，降低利率仍可降低升級成本，刺激企業從有過剩産能的中低端産業向短缺的中高端産業投資，從而避免流動性陷阱。因此，在發展中國家，貨幣政策作爲宏觀調控的工具比發達國家的運用空間更大。
（3）超越凱恩斯主義的財政政策。很多人反對凱恩斯主義的積極財政策，擔心出現李嘉圖等價（理性人預期到未來政府通過增稅消弭財政赤字，因此爲平衡消費，減少現期需求）。但如果引進結構的概念，會發現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在運用財政政策的機會和成效也並不完全一樣。經濟增長、産業升級需要完善基礎設施。發達國家的基礎設施較豐富，改善老舊的基礎設施可能就是挖個洞補個洞，效率增加不多，運用財政政策確實很有可能出現李嘉圖等價。但發展中國家普遍是基礎設施不足，如果政府在經濟蕭條的時候去投資基礎設施，不僅可以增加當下的就業和需求，也能通過消除增長瓶頸，提高經濟增長率，增加政府未來的稅收，以未來稅收的增加來彌補投資基礎設施的財政赤字而克服李嘉圖等價。我從2009年2月開始提出超越凱恩斯主義的觀點，結合了周期政策和增長理論，提倡以基礎設施的投資作爲反周期的積極財政政策。現在這個觀點已逐漸成爲國際主流。中國的“一帶一路”發展戰略明確提出推進基礎設施建設。
（4）預算軟約束和國企改革。科爾奈最早提出“預算軟約束”這個概念，是很了不起的。他觀察到，市場經濟當中，企業預算硬約束，政府不會因爲企業虧損就給他補貼，但在社會主義和轉型中國家國有企業虧損國家就會給予補貼，預算的約束是軟的。科爾奈沿著産權理論的角度提出預算軟約束。但他沒有認識到，在這些社會主義或轉型中國家趕超産業中的企業，它們所在的産業是國家爲實現戰略目標的投資造成的，國家爲了國防安全或是現代化，而使企業有了戰略性政策性負擔。有了政策性負擔，就會有政策性虧損，國家必須負責給補貼。這兩個理論都可以解釋預算軟約束的存在道理，但是他的政策建議是不同，導致的結果也不一樣。按科爾奈的觀點國有企業私有化以後就解決了預算軟約束的問題，按新結構經濟學的觀點私有化以後企業尋租的積極性會更高，效率會更低，蘇東轉型以後的經驗證實了新結構經濟學的判斷。
（5）最佳金融結構。處于某一發展階段的經濟體的要素禀賦結構決定了該經濟體的最優産業結構、具有自生能力的企業的規模特征和風險特性，從而形成對金融服務的特定需求。不同的金融制度安排在動員儲蓄、配置資金和分散風險方面各有優劣。因此，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經濟體具有不同的産業結構、企業規模、資本需求規模和風險結構，對應有不同的最優金融結構。比如，處于低收入階段的發展中經濟體所發展的産業通常是勞動密集型或資源比較密集的，資本投入低，所需資金規模小，所生産的産品和所用的技術也是成熟的，風險主要來自于經營者的管理才能，因此，更適合發展地區性中小銀行；在高收入階段産業是資本技術密集，技術創新和進入新産業，更多依靠研發，所需要的資本多，投入高，風險大，發展大銀行和股票市場，可以解決資金需求大規模的需要，也有利于風險分散。
（6）人力資本投資。不同發展階段的技術創新速度和風險特性不同，人力資本的需求也會發生變化，人力資本投資應與發展階段的産業特性和風險特性相匹配。有很多研究證明，人力資本的提高會提高一般人處理不確定性的能力。在發達國家經濟發展有賴于自己研發新技術和新産業，需要高金融資本和人類資本投入，在發達國家金融資本豐裕，不成爲增長的瓶頸限制，因此，發達國家對人力資本的投資是決定該國發展的最根本甚至是唯一的因素。但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由于資本所限，無法像發達國家那樣支持足夠的資本、技術密集産業的投資，大幅提高人力資本的結果很可能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沒有合適的就業機會，在國內找不到合適就業就會到國外就業，造成人才外流；留在國內的人找不到好工作，則會産生很多社會、政治問題。另一方面，人力資本投資收獲周期長，比如孩童階段和青年階段的學習機會成本低，若等到産業升級時再來投資教育可能會來不及。因此，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國家，人力資本投資應先于産業升級。
（7）劉易斯拐點和人口紅利。根據劉易斯的二元經濟模型，一個農業社會的剩余勞動力轉移到制造業會有人口紅利。所以，當農村剩余勞動力都轉移到制造業部門後，就不再有人口紅利。但從本質來看，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制造業轉移的紅利來自于勞動力從勞動生産率較低的農業轉向勞動生産率高的制造業。現實中制造業並不是一個部門，而是一個無限細分的譜帶，從勞動密集型到各種不同程度的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只要把勞動力從附加值比較低的制造業轉移到附加值比較高的制造業，就會有人口紅利。除非沒有産業升級的空間，只要有升級空間，就有人口紅利存在。我們在分析問題時，不能簡單運用現成的理論，而是應該直接面對問題，了解問題的實質。
（8）投資的潮湧現象。發展中國家的技術創新、産業升級處于國際技術前沿和産業鏈的內部，在資本積累、産業升級的過程中，很容易形成共識，認爲應該進入到資本更密集的産業，然後如果看准一個産業，投資就蜂擁而入。這樣容易導致産能過剩。這種現象在發展中國家會發生，在發達國家中也會發生。在90年代末，發達國家的投資者一致看好互聯網産業，一窩蜂投資造成互聯網泡沫。在發展中國家，新的産業容易造成一窩蜂投資，投資者就像浪潮一樣，大家都看好一個地方，就都往那個地方去投資，這樣，即使這個方向是對的，也可能造成宏觀的波動。如何解決這個問題？首先，投資的時候預算約束要硬，投資應該有一定自己的資金投入，不能全部都是銀行貸款或股市融資等外源資金；二方面政府應該提供一些信息，讓投資者知道這個産業的市場有多大，現在投資的情形怎麽樣，會不會造成過剩等等。總之，要對宏觀的政策和政府的作用提出一些新的要求。
（9）經濟開放：好還是不好？很多發展中國家開放之後經濟發展並未取得類似二戰後13個成功經濟體那樣的持續高速增長，反而績效表現更差。這是因爲這些發展中國家在開放之前存在很多扭曲，而扭曲之所以存在是由于企業所處的行業違反比較優勢，沒有自生能力。如果在開放過程中，沒有采取雙軌制，原先違背比較優勢的産業的政府支持和貿易壁壘被取消，這些産業就會垮掉，而新的符合比較優勢的産業又沒有得到有效的因勢利導發展不起來，經濟表現當然就會更差。中國改革開放40年來發展巨大，是因爲中國采取雙軌制的方式，對沒有比較優勢的産業繼續給予轉型期的必要保護補貼，維持穩定，對符合比較優勢的産業進行因勢利導，幫助企業進入並發展。總的來說，當經濟體處于轉型階段時，對那些不符合比較優勢的産業，政府可以提供某種臨時保護；同時，對那些過去被嚴格管制和抑制但卻符合比較優勢的産業，則應放開准入。否則，開放可能帶來經濟的危機、停滯和去工業化。
（10）國際資本流動：是否應該開放資本賬戶？回答這個問題要看到底是哪種資本在流動以及流向哪些部門。從發展經濟學的角度來看，發展中國家確實是資本短缺的，外商直接投資能增加實體資本、提高技術、擴大市場，對發展中國家有幫助。但是，如果流進來的是短期的投機性資産組合，這類資本一般不進入實體部門，可能會進入房地産和股票市場，造成房市和股市泡沫。此外，短期資本的流動具有周期性，突然大量資本進入，會造成貨幣升值，企業出口競爭力下降，影響實體經濟的發展。一旦實體經濟不好，短期資本又會大量流出，造成較大幅度的宏觀經濟波動和金融危機。所以，在討論資本流動時，要把資本的結構分清楚，對資本流動方向有較明確的區分。
（11）盧卡斯謎題：爲何資本從發展中國家流向發達國家？主流理論認爲發展中國家資本稀缺，回報率高，資本應該從發達國家流到發展中國家來。但盧卡斯發現，現實中資本卻從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流向發達國家。對此現象新結構經濟學的解釋是，如果一國采取違反比較優勢的趕超戰略，爲了發展不符合比較優勢的産業，政策會有很多扭曲，就會有很多尋租行爲，依靠尋租獲得的財富缺乏合法性，資本不敢也不願在國內投資，而且國內投資的資本回報率低，資本就會大量外逃到發達國家。所以很多發展中國家的資金流向發達國家，跟這個國家的發展戰略有關。
（12）農業對發展中國家的意義。發展中國家的絕大多數勞動力都是在農村，依靠農業爲生，因此農業對發展中國家非常重要。農業的發展不僅可以提高收入水平，消除貧困，也可以爲國家的工業産品提供更大的市場。並且農村儲蓄的積累，也爲國家的工業化提供資金。但是農業發展同樣需要技術和産品結構的改變。提高農業生産力需要技術創新，更多地從以糧食爲主的向經濟作物、農副産品、蔬菜、水果、水産品多樣化去轉型，也要不斷完善水利、電力基礎設施使新技術得以運用，完善道路交通，使增加的産量可以進入到更大的市場，避免出現“谷賤傷農”增産不增收的現象。
（13）資源詛咒還是資源祝福？一般自然資源較豐富的經濟體，經濟發展反而更差，所以被稱爲資源的詛咒。地下資源一般都是國有的，開采、定價等都必須經過政府批准，所以容易有尋租腐敗，如果資源變成腐敗的來源，對經濟發展、收入分配、社會穩定就會有不利影響。但如果國家對資源的開發有很好的管理，資源所創造的財富就能夠進入政府財政，一部分累積作爲下代用，另一部分用來支持軟硬基礎設施的完善，支持産業的轉型升級，促進經濟發展。所以，資源豐富是祝福還是詛咒取決于該國資源管理方式的好壞，以及該國是否使用資源産生的財富來解決軟硬基礎設施的瓶頸，促進産業升級轉型。
未來研究方向
新結構經濟學未來的研究方向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將新結構經濟學體系中各種理論數理模型化；二是用數據來檢驗各個數理模型的推論。
在理論建模方面，鞠建東、王勇和我合作的論文[Ju Jiandong， Lin Yifu and Wang Yong，“Endowment Structures， Industrial Dynamics， and Economic Growth，”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76（2015）： 244-263]是第一篇把産業結構內生于要素禀賦結構的理論模型。將來我們希望把結構引入Arrow-Debreu的一般均衡模型，使沒有結構的Arrow-Debreu的一般均衡變爲有結構的一般均衡的一個特例。此外是把結構的差異性及其影響引進現代經濟學的各個子領域，比如，北大經院的張博、劉政文和我合作的工作論文（Lin Yifu， Zhang Bo， and Liu Zhengwen， “Endowments， Technological Choices and Structural Change，”）研究禀賦如何影響技術選擇、影響結構變遷。同時前面談到將結構引入現在經濟學各個領域的例子，如貨幣政策、財政政策、金融、教育、開放、國際資本等等，這些都應該有嚴格的理論模型。有理論模型，也需要有嚴格的實證檢驗，這樣才能爲主流文獻所接受。
結語
新結構經濟學作爲第三代發展經濟學提出，但是，把結構的內生性提出來以後，實際上對新古典經濟學的一場結構革命。引入結構內生性以後，現代主流經濟學每個子學科都可以産生很多新的視角，是理論創新的金礦。而且，這樣的理論創新，也不只是爲了創新而創新，而是爲了能夠更好地幫助發展中國家的師生在學習經濟學理論時實現“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