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國實業家張弼士鴉片戰爭後到新中國建立的百余年時光，中國經曆了戰爭失敗、民族屈辱、外部破壞，也曆經了奮起反抗、上下求索、破繭成蝶。在這過程中，既有中國軍人的舍生忘死，也有民族商人的實業救國。而今，我們回望過去，試圖找到沉澱數百年的民族企業家精神。
文｜呂澄欣 發自北京
編輯｜悠米
“中國人必要先苦苦幹一番，至少自己要站得起才受得起人家的幫助”，近代知名民族企業家範旭東在籌辦永利堿廠時說道。
這句話的背後，是中國近代化學工業的艱苦進程。“唐人是了不起的，只要發憤圖強、後來居上，祖家的産品都能成爲世界名牌”，與範旭東同時期的張弼士，也持有這樣的看法。
張弼士爲廣東梅州大埔人。梅州，是享譽全球的“世界客都”、著名的華僑之鄉。這裏自古人傑地靈，孕育了以“客家八賢”張弼士、宋湘、丁日昌、黃遵憲、姚德勝、丘逢甲、李惠堂、羅香林爲代表的諸多志士賢達。
作爲客商傑出代表，張弼士秉承“誠信爲道、知識爲本、四海爲商、家國爲魂”的客商精神，畢生創辦四十余家企業，涉及葡萄釀酒、工業制造、鐵路交通、農牧墾殖、礦業開采、金融保險以及商業、鹽業、航運業等，成爲一代華人首富、愛國企業家典範。
始于1892年的張裕便是張弼士創建的品牌，一百多年後的今天仍被世人享用。類似的人、企業、品牌還有很多，在鴉片戰爭後的中國紛紛湧現。
他們有著近代中國的苦難底色，也有著對富強中國的畢生追求。而今的“國貨”崛起，似乎可以從這段曆史中，一探究竟。
苦難：時代浪潮下的實業救國
在位于重慶的建川博物館裏，抗戰文物博物館的首語，是若幹位抗戰老兵的血紅色手印。
▲建川博物館
每一個手印配著一位老兵的身份，記錄這些在世或故去的民族英雄。
再往裏面走，記錄社會各界抗戰的文物中，有一類文物有著共同的特點：在能刻字或者印刷的地方都寫著“實業救國”。
這些文字是一個民族探索工商業發展的印記，而這種探索，早在1840年前後便已經“嶄露頭角”。
“實際上是在同一個資本同時雇傭較多的工人，因而勞動過程擴大了自己的規模並提供了較大量的産品的時候才開始的。”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資本主義的起點如此論述。
學者張建民認爲，根據這個標准衡量，在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以前，中國封建社會的母胎裏早已孕育著資本主義的萌芽，並在有些地區和行業中有著突出和充分的表現。
他在《論我國近代民族企業家階層的産生及其企業家精神的形成——社會條件層面的分析》一文中舉例：如以南京、蘇州、杭州爲中心的江南手工絲織業，江西景德鎮制瓷業，廣東佛山的鐵器業，陝西漢中一帶的冶鐵業、木材業和造紙業，四川自貢的井鹽業，上海的沙船業等等。
這些正是中國民族工商業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和堅實基礎，是苦難時代下照亮方向的光亮。
順著光亮並創造光亮，一部分中國人得以覺醒。
“大丈夫若不能以文學致仕，揚名顯親，亦當破萬裏浪，建樹遐方，創興實業，爲國外華僑生色，爲祖國人種增輝，安能郁郁久居鄉裏耶？”，早年在鄉間抱負無法施展的張弼士感歎。
▲青年張弼士
此時的張弼士和家鄉同樣陷入困頓。1858年，張弼士成婚，也是在那一年，廣東東部遭遇一場災荒。不得已，張弼士同一批又一批同鄉一樣，孤身前往南洋謀生。
在荷屬巴達維亞（今印尼雅加達），張弼士先後在米店、紙行等華人商店當勤雜工。
關于張弼士的具體經曆，各類文獻衆說紛纭，但與其他早年前往南洋謀生的旅外華僑一樣，張弼士也經曆了諸多艱難曆程。此外，其過人的經商頭腦也多被記載。
根據《廣州文史資料》第十輯所錄、由李松庵所著的《“金獎白蘭地”創始人張弼士事略》記載，經同鄉輾轉介紹的張弼士前往福建幫陳姓紙行充當雜工，因爲早年當過竹器工人，他對蔑籠紙把的包裝工夫做得十分出色，大大減少損耗，因此被東家重視。相繼升爲買賣手、調充賬房、管理全店銀錢賬目工作後，東家又將獨女許與張弼士做偏房。
1866年，在來到南洋八年後，張弼士創辦裕和墾植公司，隨後又創辦了裕興、笠旺等墾植公司。在此期間，張弼士專門種植椰子、咖啡、橡膠、胡椒、茶葉，並在墾植區間種各種雜糧。
此後三十多年裏，張弼士的墾植事業不斷發展，“僅日裏笠墾植公司就投放了數百萬噸，先後建立膠園八所，直徑百余裏，擁有雇工數萬人。”李松庵用一個場景形容其發展規模，“其中一座膠園，其家人乘坐馬車往遊，從進園朝直線馳行，到出園時候花了四個鍾頭。”
值得注意的是，在開辦工廠、商業期間，張弼士會優先招聘來自國內的工人。其中有一部分工人來源是“原是被英荷殖民主義者從香港澳門誘騙來的契約勞工”，因滿期後不願再爲洋人賣命而跑來受雇。
“在這群人看來，與其在英荷資本家的皮鞭下討生活，不如在‘自己人’的腋下賣力討飯。”李松庵如此寫道。
這些來自故土的勞動力爲張弼士提供極大助力，另一方面，張弼士也爲這些“自己人”提供相對較好的工作環境和生活庇護。
在這三十余年裏，張弼士不僅將墾殖公司發展到馬來西亞、新加坡、文萊等地，還在中國香港、新加坡經營藥行生意。
▲1905年,張弼士在新加坡同濟醫院內籌組中華商務總會,主張“實業興邦、利不外溢”
學者闫恩虎在《張弼士與近代“客商”文化》一文中介紹：當時張弼士的資産已達白銀 8000萬兩，成爲當時南洋地區海外華人中屈指可數的巨富。1878年，他創辦了日裏銀行，涉足金融業務。1880年，他成立東興公司專門投資開辦錫礦開采加工業。此時，張弼士已是名副其實的海外華商首富。
然而，這些成功的背後，堆疊著一層又一層個人的艱辛與民族的苦難。
擊水：艱苦創業中的民族企業
逃過“移動地獄”的海上跋涉，落地移民不僅需要克服難以適應的自然環境差異，還要受到當地各種勢力的多重壓力，歧視華人、苛待華人，華僑在海外備受欺淩的情況屢見不鮮。
在如此艱難的環境中，張弼士同其他民族實業家們艱苦創業的難度更是不言而喻。
“清朝末年，清政府曾訓令各省大吏延攬南洋富商回國投資，興辦實業，”李松庵寫道，“早在1890年被清廷委爲槟榔嶼領事，越數年，調升新加坡總領事，並賞賜頭品頂戴。”
1900年，華北地區黃河決口，泛濫成災，張弼士應召歸國。
有網友在“張弼士紀念專題”內容的下面評論道，“張弼士在海外做的一切，似乎都是爲了回來。”
1939年《東方日報》評價：“在民族實業界，南通的張謇，煙台的張弼士，都是近百年來曆史上留有不朽地位的創造家。”
▲1915年10月1日農商部國貨展覽會開幕日，張弼士與張謇比肩而坐中心位。爲給國貨展覽會助威，張弼士還在開幕式現場出資1000元，購買了第一張入場券作爲紀念，引起轟動
對這位亦官亦商的民族實業家，當時的社會從不乏贊譽。《論張弼士在晚清發展民用工業中的曆史作用》一文中表示，“張弼士一生，對于南洋華僑社會和中國資本主義經濟早期的發展，起過推動作用，是一位具有一定曆史地位的華僑代表人物。”
張弼士在南洋發家致富後，爲實踐其振興祖國實業的願望，將大量資金先後轉移回國，投資于各類實業。
王貞虎所著《張弼士創辦張裕釀酒公司始末》一文寫道，張弼士早年在印尼巴達維亞時，有一天，與一叫拉轄的荷蘭友人到法國領事館做客，主人以葡萄酒款待，並炫耀此酒如何貴重難得。在微醺中，這位主人隨口透露，中國的煙台産的葡萄也可釀出此美酒。
獲知如此內幕的原因，則是此人在第二次鴉片戰爭時隨法軍侵入煙台、天津，曾采集過當地葡萄釀酒品飲。
1892年，張弼士懷著“實業興邦”的夢想，在山東煙台創辦張裕釀酒公司。
如今在北京中華世紀壇甬道銘文中，1892年記載著當年四件大事，其中之一，便是“華僑張弼士在山東煙台創辦張裕釀酒公司”。張弼士以及張裕釀酒公司成爲民族工業史上的旗幟。
三年後，張弼士禀請盛宣懷轉呈北洋大臣直隸總督部堂王文韶，奏准開辦張裕釀酒公司，專利15年，免稅3年。其中這位時任登萊青兵備道道台的盛宣懷，對張弼士可謂知無不言、事無不盡，大開便宜之門。
不過，即便如此，對于開啓中國葡萄酒工業化的先鋒來說，釀出這一杯酒依然不容易。
“中國人的第一瓶葡萄酒跨越了兩個朝代，耗死一位釀酒師，累死一位總經理”，有作者在回顧中國葡萄酒工業化發展曆程的文章中寫道。
投資買地之初，張弼士便開始物色能夠撐起300萬兩白銀投資的釀酒師。1893年，張弼士經人介紹結識了一位英籍釀酒師。
出師不利，這位高水平、有名氣的釀酒師，在欣然應允並帶上設備准備實地考察的路上，牙疼發作。上海看病遇到庸醫，拔牙時引發感染，還沒來得及抵達山東，這位釀酒師便在路上不治身亡。
酒廠不能沒有釀酒師，就像牙醫診所不能沒有專業牙醫。第二年，張弼士經其德國醫生推薦，認識了一位荷蘭籍釀酒師。
這位釀酒師確是科班出身，但似乎是除了釀酒什麽都會。當年成品送到新加坡請專家鑒定，結果令人哭笑不得，煙台的氣候條件確實可以釀酒，但這批次酒的品質卻令人難過，釀造用的葡萄不僅摘得有點早，發酵也不徹底。
得知被騙的張弼士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尋找下一位。
這次，他用上了中國的土辦法——刨根問底，“祖上須是釀酒師”。沒多久，出身奧地利釀酒世家的巴保毛遂自薦。
▲張裕首任釀酒師巴保男爵
在張裕酒文化博物館展出的一張照片裏，戴著帽子的巴保站在酒桶旁邊，在他前面，便是張弼士的侄子、因積勞成疾死于任上的張裕第一任總經理張成卿。
張弼士一邊解決釀酒師問題，一邊將種葡萄提上日程。在一系列的嘗試之後，張裕公司發現，要想釀好葡萄酒，勢必要引進歐洲葡萄。但有一個巨大的阻礙擺在他們面前：作爲首個在山東引入歐洲釀酒葡萄的公司，幾乎沒有任何經驗可以借鑒，很多人都在問張弼士怎麽辦？
答案很簡單：用錢砸。
“1896年冬，張弼士委托維也納朋友代購40萬株葡萄苗木，次年抵港，栽種成活率不到三成；當年再購50萬株，栽種出現不良現象；1901，再購3萬株”直到1903年，在技術人員的反複對比嘗試中，葡萄品種及栽培方法才正式成型。
耗巨資，排萬難，這瓶葡萄酒寄托了張弼士“實業救國”的偉大抱負。
張弼士在給清朝的奏折中就說到：“嘗考法蘭西國葡萄制酒之利，歲合華銀數萬萬兩，爲全國出口貨物之大宗。而法之國用，多資酒稅，歲入甚巨。如此大利，實堪驚駭。我國倘能仿而行之，講求種植制造之法，既塞漏卮，兼能富國，是亦開辟利源之一道乎！”
而從零開始建設一個前所未有的工業，張弼士也傾注了畢生的心血。
“勳先行自各資本，經已購齊。今再核定章程，招募股份，設立公司，以符奏案體制。將來大著成效，漸漸推廣，”張弼士在手記中寫道，“所以興本國自有之利益在此，所以挽曆年外溢之利權者，亦在此。其于國計民生豈有窮哉！”
底色：國家富強視爲畢生所求
1914年，曆經二十余年筚路藍縷的張裕葡萄酒，經民國政府注冊正式發售，首批産品爲“雙麒麟”紅白葡萄酒和可雅白蘭地。
第二年，張裕選送了四款産品參加巴拿馬太平洋萬國博覽會，“可雅白蘭地”“紅玫瑰葡萄酒”“瓊瑤漿（味美思）”和“雷司令白葡萄酒”一舉榮獲4枚甲等大獎章和最優等獎狀，大放異彩！
用當今的話來說就是，中國第一家葡萄酒企業首次在國際上亮相，便讓外國評委“破防”，《巴拿馬萬國博覽會會刊》和《舊金山報》稱此爲“最不可思議之事”。
在頒獎典禮上，年逾七十的張弼士健步上台領獎，滿含熱淚親吻獲獎的酒瓶。
“在這盛大的酒宴當中，一眼望去，錦繡華堂，全是令人自豪的東西，”張弼士在舊金山僑團慶功會上感慨道，“一件是早就世界馳名的中國大菜，一件是享譽環球的瓷器，擺滿整個大廳；還有一件是這新近獲得金牌的中國名酒，都是舉世無雙的東西。唐人是了不起的，只要發憤圖強，後來居上，祖家的産品都要成爲世界名牌！”
功不唐捐，玉汝于成。
早在1912年，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驅孫中山先生到訪張裕公司，就揮毫題贈“品重醴泉”，並贊曰：“張君以一人之力，而能成此偉業，可謂中國制造業之進步”。
有文獻記載，孫中山先生“莅張裕公司，茗談一小時”，並發表演說：“凡屬通商口岸，利權外溢，到處皆然。爲今之計，欲商業興旺，必從制造業下，如本埠張裕公司，設一大造酒場，制造葡萄酒，其工業不亞于法國之大廠，將來必可獲利。”
這是對張裕葡萄酒的肯定，也是對張弼士“實業救國”努力的肯定。據1962年《廣州文史資料選集》記載，張弼士回到新加坡之後，適值同盟會需款孔亟（張氏長子張秩君爲同盟會會員），他曾通過胡漢民暗中幫助孫中山30萬元（據張氏長媳婦林國英追憶，此款曾由胡漢民掣給收條），積極資助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事業。
在1916年赴南洋爲與美國銀行家合作的“中美銀行”招股期間，積勞成疾的張弼士病倒，最終在巴達維亞逝世。
爲何張弼士身體已多有不便的情況下，仍毅然決然遠渡重洋？爲何幾經波折，甚至耗費二十多年的時光只爲釀出一瓶葡萄酒？爲何張弼士在拿到金質獎章後滿含熱淚？
答案只有一個：近代民族企業家的底色，是視國家富強爲畢生所求。
據張氏家藏《先考弼士府君生平事略》記載：“時英荷政府以君興商辟地，增益稅務，有功地方，禮遇優隆，欲授以職，君婉詞謝之。人問故，君曰：‘生爲中華民族，當效力于中華民衆！’”
不僅如此，張弼士後期的大部分投資行爲都同“實業救國”的精神緊緊相連。
陳民在《論張弼士在晚清發展民用工業中的曆史作用》一文中載到：1886年，爲抵制德國郵船公司不准華人乘搭官艙的歧視性規定，又聯合張煜南兄弟開辦了萬裕輪船公司，購客貨船數艘，航行于蘇門答臘與馬來亞以及中國華南各口岸，這是第一家華僑開辦的遠洋輪船公司。不久，他又獨資在亞齊開辦了廣福遠洋輪船公司，公開聲明爲華人服務，與德國郵船公司對抗，終于迫使對方取消華人不得購買官艙票的歧視性規定。
這一時代，如他一般的民族實業家，還有很多人。
出身狀元的張謇，高官、厚祿垂手可得，但甲午戰敗之辱，使他改弦易撤，投身于實業，創辦大生紗廠；爲了“免令外商以紙煙之微，每歲攆我巨款于海外”，簡照南兄弟創辦南洋兄弟煙草公司；盧作孚創辦民生公司，將它作爲實業救國、建設現代化國家的實驗……
在這樣的理念指導下，近代民族企業家推動中國商業文明發展，試圖通過實業發展來挽救尚在苦難中掙紮的民族。
李紀明在《中國近代民族企業家精神探微》一文中寫道：此後的20至40年代，一大批在西方受過社會化大生産教育的留學生回到中國，使得西方管理理論得到了比較廣泛的傳播。難能可貴的是他們還注意到了洋爲中用的問題。
“我對歐美，尤其是美國盛行的工商管理，雖甚贊同其原則，卻不願整個接受其方法。因一國有一國的工商背景，一國亦有一國的社會特點，善學者當師其精神，不必拘于形式。”原商務印書館的總經理王雲五表示。
以張弼士爲代表的一代中國民族企業家，好學不畏難，將先進的生産經驗和能力帶回祖國。
從大衆福祉角度出發，張弼士歸國後帶頭投資興業，並將重點放在農業與水利的發展，先後興辦了從事開墾種植業的惠州實業公司、普生農牧公司和雷州機械火犁墾牧公司，並引進了拖拉機等農業機械。
他多次強調:“目前，在中國貧困與不幸的情況下，如果我們不能發展商貿，人民就無法維持生計。但是，如果在發展商貿時而忽略了農業這一基礎，我們就將沒有糧食，人民也將無以爲生。”
在振興實業的同時，他還致力于教育的普及和人才的培養。捐款支持國內教育事業、創辦華僑學校、開辦專門服務當地居民的“育善堂”……張弼士捐款文教福利事業，“總數不下百數十萬元”。
回望張弼士的國內創業史，幾乎就是近代民族企業家的“實業救國”的探索史。
從新：民族企業精神百年傳承
事實上，由于當時特殊的現實國情，以及外憂內患、民族企業夾縫求生的客觀情況，除張裕釀酒公司這唯一保存的成果以外，張弼士在國內投資的一系列企業，多以失敗而告終。
▲張裕公司老門頭
但不可否認的是，這些社會實踐在一定程度上催化了當時中國社會經濟和新生産力的發展。
不止于“實業救國”的商業探索，張弼士一直沒有放棄在政治上影響決策方。
“當革命黨人在海外從事革命活動的年月，張弼士曾暗示南洋所屬分支公司對海外革命黨予以經濟上不公開的援助，”李松庵撰文寫道。
在張弼士看來，“天下沒有辦不成的事”。即使年邁體衰，爲了向海外募集資金，他仍四處奔走呼號。王貞虎撰文評價道，“張弼士先生一生幾乎經曆了中國近代史的全期。”
從這群人的身上，我們可以看到中國近代民族企業家的慷慨悲歌，也不禁追問：而今的我們，應該怎樣從前人的身上繼承精神？
學者李金铮在《中國近代民族企業家精神論綱》一文中總結民族企業家精神：一是憂國憂民的愛國主義精神；二是艱苦創業、百折不撓的精神；三是不安現狀、開拓進取的精神；四是屏棄落後、勇于革新的精神；五是勤懇敬業、嚴于律己的精神。
百余年後的今天，一代又一代中國人繼承了這樣的遺志和精神。
秉承“愛國、敬業、優質、爭雄”的企業精神，一代代張裕人矢志不渝地推動著中國葡萄酒産業的發展，持續爲中國葡萄酒贏得世界席位。
這勇氣和毅力來自張裕公司的底色：自“實業救國”走來，肩負著民族發展和愛國爲國的使命。
在曆史的大潮中，張裕葡萄酒同時代幾經沉浮：日本侵華戰爭打響後，它曾慘遭踐踏；在戰火紛飛中，它曾陷入嚴重虧損即將倒閉的險境。
新中國成立之後，它在安定和諧的時代氛圍下，回歸重視生産與質量的敬業精神，恢複原有水平，其生産的金獎白蘭地、紅玫瑰葡萄酒及味美思三款産品在1952年、1963年及1979年連續三屆國家名酒評比中獲得“國家名酒”稱號。
改革開放之後，曆經百年的張裕公司進一步繼承張弼士精神和遺志。特別值得一提的是，1987年，因爲張裕對中國乃至亞洲葡萄釀酒業的貢獻，煙台被國際葡萄與葡萄酒組織（OIV）命名爲“國際葡萄·葡萄酒城”。
進入新時代，張裕公司遵循“一帶一路”國家倡議的指引，從2013年開始，先後在法國、西班牙、智利、澳大利亞等地控股收購六家酒莊，國際布局初見規模。至此，張裕公司完成了4大洲、14座專業化酒莊的布局，成爲全球布局最廣最深的葡萄酒企業。
從無到有，從追趕到超越，以張裕爲代表的中國葡萄酒譜寫了一段蕩氣回腸的百年逆襲征程。
近日，世界知名品牌價值評估機構Brand Finance在倫敦發布2021年度“全球最具價值葡萄酒及香槟酒品牌十強”排行榜，中國張裕(Changyu)以11.74億美元蟬聯全球葡萄酒第二。
值得指出的是，由于排名第一的法國酩悅是香槟酒品牌，張裕亦即2021年度“全球最具價值葡萄酒及香槟酒品牌十強”排行榜上排名第一的葡萄酒品牌。
不忘初心，方得始終。如今，張弼士老先生當年“祖家的産品都能成爲世界名牌”的夢想已然成爲現實。張裕旗下的葡萄酒、白蘭地都擁有了比肩世界名牌的産品。如張裕葡萄酒板塊的高端酒龍谕，近年來就累計獲得88項世界葡萄酒大賽金獎，並斬獲“最佳中國葡萄酒”稱號；誕生于1931年的張裕解百納，在去年斬獲“全球葡萄酒品牌盲品賽”冠軍。在白蘭地板塊，曆經百年積澱的可雅，在2019年就拿下“全球XO盲品賽”冠軍，領先于法國幹邑産區的人頭馬XO、法拉賓XO、馬爹利XO、拿破侖XO、軒尼詩XO等名酒。
今年恰逢張弼士先生誕辰180周年。爲了紀念先輩功績，傳承先輩精神，在梅州市委市政府及大埔縣委縣政府的感召與支持下，張裕公司鼎力資助，在張弼士家鄉專門修建了張弼士博物館。
“梅州大埔是張弼士先生的故裏，也是張裕人的精神故鄉。今天我們回到家鄉，深切緬懷張弼士先生實業救國之情懷，深深致敬張弼士先生敢爲人先之創舉。”張裕公司董事長周洪江在開館儀式的致辭中表示。 
梅州市委書記陳敏在張弼士博物館籌建調度會上曾有過這樣感慨：“張弼士博物館的建設與運營是梅州市的一件大事，也是大埔縣的‘一號工程’，張弼士代表的客家先驅精神既是梅州的、中國的，也是世界的。”
回望一個人，傳承一種精神，笃定一條前行的道路。
過去一百多年的波瀾壯闊曆程中，中國人民對美好、富強生活的探索從未停止，而與中國民族工業一起崛起的百年張裕，必將以更加昂揚的姿態屹立于世界品牌之林。
（專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