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美兩國對中概股信息披露要求存在矛盾的情況下，美股中概退市已“箭在弦上”。
監管風暴來襲，中概股再次進入至暗時刻。
12月2日，美國證監會（SEC）通過《外國公司問責法案》修正案（HFCAA）細則。根據法案內容，所有外國公司及上市公司會計監督委員會（PCAOB）無法審計財務報告的公司需向委員會提供材料說明其不受外國政府擁有或控制；從2022年起，如果PCAOB連續三年無法審查發行人的會計師事務所，則該股票將被禁止在全美交易所交易，並強制在美股市場退市（即2025年）。
中信證券表示，近年來中美摩擦日益加深的背景下，美方對中概股信息披露要求愈發嚴格。早在2018年底，SEC就曾聯合PCAOB針對中概股發布公告，導致中國企業在美融資時遭遇更多風險定價補償要求。2020年12月，HFCAA獲總統簽署通過。而本次法案細則經SEC確認落地，預示著美國監管機構將有權啓動強制退市權限。
12月3日，滴滴發布微博稱“公司即日起啓動在紐交所退市的工作，並啓動在香港上市的准備工作”。盡管公司尚未發布正式公告，但滴滴宣稱退市也是網安監管落地的體現。
這一消息恰逢《外國公司問責法案》公布之後，市場投資氣氛幾乎頃刻間逆轉，對在美上市中概股的除牌風險擔憂陡然上升，最終滴滴當日收盤重挫22％，中概股出現了“小型股災”。Choice數據統計顯示，目前已上市的324只中概股中，有多達187只在12月3日的跌幅超過5％，其中有89只中概股的跌幅超過了10％。
中信證券認爲，在國內外對中概股信息披露要求存在矛盾的情況下，美股中概退市已“箭在弦上”。國內反壟斷等政策趨嚴雖然也早有體現，但國內監管加碼主要集中在産業問題上，並非針對全部VIE架構企業。不存在産業政策風險的VIE架構企業或由于投資者的過度恐慌而被“錯殺”。
在美股市場對中概股監管政策日漸收緊的同時，港股市場卻對中概股敞開了懷抱。11月19日，港交所發布了2021年3月優化海外發行人上市制度的咨詢總結，並給出上市制度修訂的指引，放寬了二次上市和雙重主要上市的限制。
根據中信證券的測算，當前符合優化後的港交所二次上市條件的美股中資企業多達77家，較此前多出43家，市值約2.4萬億港元。且在新制度下，不乏如每日優鮮、老虎證券等細分賽道龍頭將有機會回港上市。而對于這些有條件回港上市的企業來說，由于持有美股的投資者可以轉股到港股市場，因此預計在美退市對其影響相對較小。而愈發包容開放的港股市場將承接更多具備稀缺性中資企業的回歸，融資平台的地位不斷提升。
風暴來襲
美東時間12月2日，SEC發布公告稱，已修訂完善《外國公司問責法案》相關的信息提交與披露實施細則。這意味著針對中概股的監管政策將進入實質性執行階段。修訂後的HFCAA細則要求，在美國上市的外國企業必須向PCAOB公開會計師事務所的審計底稿，證明是否由政府實體擁有或控制。同時還需在年度報告中爲其自身或外國運營實體提供額外的披露。
需要指出的是，審計底稿不僅涉及一些商業機密，更涉及一些內部、地方和政企間的郵件往來。大數據企業的數據信息經過再編譯，更能一定程度上深遠地影響國家安全。
路透社報道稱，《外國公司問責法案》的通過爲該法案的實施建立了一個清晰的框架，可能導致200多家在美上市公司被SEC退市，並可能降低一些中國公司對投資者的吸引力。
HFCAA最早于2019年3月被提出，旨在要求外國證券發行人確定其不受外國政府擁有或掌控，並要求在美國上市的外國企業遵守美國上市公司會計師監督委員會的審計標准，否則面臨潛在的退市後果。
2020年5月，美國國會參議院通過了《外國公司問責法案》，2020年12月，該法案又進一步在衆議院通過，並由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後正式生效；2021年3月，SEC出台修正案，開始逐步推動《外國公司問責法案》中措施的落地；11月-12月，SEC又相繼批准了6100新規監管框架，並公布其實施細則——這意味著，最早到2022年3-4月中概股提交2021年年報之時，這一法規就會開始發揮作用，即3年的除牌期限“倒計時”將開始。另外，美國參議院已經通過了“加速版”法案，一旦走完所有立法程序，除牌時間甚至有可能被縮短至2年。
12月2日，SEC主席根斯勒（Gary Gensler）在公告中稱，“如果你想在美國發行公開證券，審計賬本的公司必須接受PCAOB的檢查。”根斯勒說：“雖然有超過50個司法轄區與PCAOB合作，允許進行必要的檢查，但有兩個司法轄區一直沒有：中國內地和香港。”
PCAOB是由美國國會設立的非營利性公司，負責監督美國所有上市公司的審計工作，即監管那些編制審計報告的會計師事務所。SEC在對某上市公司做出“退市”或是其他決定之前，必須先拿到PCAOB的決定，確認PCAOB在審查該上市公司的審計工作時，受到了當地政府或監管機構的幹擾而無法完成任務。而PCAOB要做出這個“受幹擾決定”，又必須通過一系列合理的流程才行，不能憑空做出這個決定。這就是PCAOB制定6100規則的背景。也就是說，PCAOB必須根據“HFCAA法案”制訂的6100新規，對自己“受到外國監管機構的阻礙而無法對外國的會計師事務所進行審查”做出認定。從2021年11月5日起，隨著6100規則的落地，SEC和PCAOB的行動變得“有法可依”。
而根據中國證券法的相關規定，包括PCAOB在內的境外監管機構無權在中國境內進行調查取證活動；上市公司和審計機構未經主管部門批准，不得向境外提供證券業務活動有關的文件和資料。
對于美方提出的審查中國公司審計底稿的要求，中國證監會有關部門負責人早在2020年12月時就表示，“美國監管機構暫時不能檢查爲在美上市中國公司提供審計服務的中國會計師事務所，是跨境監管合作領域的問題，應當通過加強雙邊監管合作加以解決。中方對通過對話和合作解決美方關切始終秉持開放態度。我們期待雙方監管機構本著相互尊重的原則，就具體方案開展磋商，通過對話解決分歧，切實推進中美審計監管合作，共同爲跨境上市企業營造良好的監管環境。”
SEC發布修訂完善《外國公司問責法案》的公告後，12月5日，中國證監會新聞發言人在答記者問時表示，在中美審計監管合作方面，近期，中國證監會與美國SEC、PCAOB等監管機構就解決合作中存在的問題進行了坦誠、有建設性的溝通，對一些重點事項推進合作方面取得了積極進展。
該發言人稱，“事實上，中美雙方在中概股審計監管領域一直在開展合作，也曾通過試點檢查探索有效的合作方式，爲雙方打下了較好的合作基礎。但是，美國一些政治勢力近年來把資本市場監管政治化，無端打壓在美上市的中國企業，脅迫中國企業退市，這不僅有悖于市場經濟的基本原則和法治理念，也損害了全球投資者利益和美國資本市場的國際地位，是一種‘多輸’的做法，對誰都沒有好處。在資本市場高度全球化的今天，更需要監管部門以務實、理性、專業的方式處理審計監管合作問題，迫使在美上市的中國企業退市不應成爲一個負責任的政策選項。”
廣發香港表示，在當前的時點來看，《外國公司問責法案》帶來的最直接影響是中概股投資不確定性的增加，進而導致其風險溢價上升，股價顯著承壓；結合中國收緊跨境數據流動、保障數據安全等相關規定的出台，中國企業赴美上市的難度也大幅增加。
資料顯示，在過去的10年間，美股一直是中國企業最重要的離岸融資渠道，10年裏共有265家中概股在美國完成IPO，募資總規模超過730億美元，而2021年是近10年來融資第二多的年份（集中于上半年），共募資140億美元，僅次于阿裏巴巴上市的2014年。
肇始滴滴
滴滴的上市無疑成爲中美雙方加強對中概股監管的導火索。
2021年6月30日，滴滴出行悄然在紐交所挂牌上市，發行價爲每股14美元，上市首日，滴滴市值一路飙升至800億美元。
不過僅隔2天，7月2日國家網信辦發布通報，對其展開網絡安全審查，並在審查期間停止新用戶注冊。7月4日，網信辦宣布根據舉報，經檢測核實，“滴滴出行”App存在嚴重違法違規收集使用個人信息問題，並要求滴滴參照國家有關標准進行整改。隨後，網信辦發布通報，要求滴滴旗下25款App下架。
隨後在2021年7月6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依法從嚴打擊證券違法活動的意見》（下稱“《意見》”）。根據《意見》中關于“加強跨境監管合作”和“加強中概股監管”部分的內容，招商證券認爲，監管機構關注的潛在風險主要包括：一是中概股可能在境外監管機構的壓力下，違規跨境傳輸重要經濟數據和個人信息，威脅國家安全；二是中國證監會對采取紅籌架構（即進行融資上市的控股公司在境外注冊，而其控股的子公司或可變利益實體在境內運營）的民營企業在境外上市的事前審批職能缺失。
招商證券表示，盡管2020年下半年叫停螞蟻集團上市以來，中國政府針對科技和互聯網行業的監管持續不斷，但主要針對壟斷行爲、金融科技及社區團購等，並不直接影響企業在境外上市集資活動和上市地位。然而此次針對滴滴的網絡安全審查反射出的監管機構對數據安全的憂慮，源自中概股上市地位本身所帶來的監管和披露要求，因而可能會導致中概股中掌握較多個人信息數據的互聯網和平台企業面臨盡快“回歸”的壓力。
7月10日，網信辦發布《網絡安全審查辦法》修訂草案征求意見稿，與現行辦法相比有多處修改，多數涉及防範數據跨境的潛在風險，及境外上市的數據安全性。
新增添的第六條顯示，“掌握超過100萬用戶個人信息的運營者赴國外上市，必須向網絡安全審查辦公室申報網絡安全審查”；第八條顯示，運營者申報網絡安全審查時應當提交的材料除申報書、關于影響或可能影響國家安全的分析報告、采購文件、協議、擬簽訂的合同，還新增了“擬提交的IPO材料”等；第十條顯示，網絡安全審查主要考慮的因素中，新增了“國外上市後關鍵信息基礎設施，核心數據、重要數據或大量個人信息被國外政府影響、控制、惡意利用的風險”。
中信證券認爲，雖然2021年以來，中國各項産業監管政策頻出，互聯網産業“壟斷”行爲亦受處罰。但總體看，中國監管的加碼主要集中在教育和互聯網兩大行業上，其他如醫美、白酒等産業暫未出台更爲嚴格的監管制度，此前具有監管風險的行業均大幅下跌體現出投資者情緒或“過度恐慌”。
一直以來，中國對企業赴境外上市始終持開放態度，支持企業依法合規的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融資發展。當前産業監管政策的趨嚴並非是針對全部境外上市（VIE架構）的企業，預計未來企業境外上市制度的完善也不會影響合規企業境外上市的步伐。
12月5日，中國證監會新聞發言人也回應稱，中國證監會和相關監管部門始終對企業選擇境外上市地持開放態度，充分尊重企業依法合規自主選擇上市地。近期，個別媒體報道中國監管部門將禁止VIE架構企業赴境外上市，推動在美上市中國企業退市，這完全是誤解誤讀。據證監會了解，一些境內企業正在積極與境內外監管機構溝通，推進赴美上市事宜。
與此同時，滴滴事件也進一步刺激了美國采取行動加快收緊對中概股的監管。7月7日，以對華鷹派著稱的共和黨參議員Marco Rubio在接受采訪時表示，讓滴滴在紐交所挂牌是“不負責任的行爲”，中國監管部門對滴滴采取監管行動導致的上市後股價大幅下挫“進一步證實了投資中國公司的風險”。7月8日，民主黨參議員Chris Van Hollen表示，SEC應當就該事件開展徹底調查，以發現“投資者是否被滴滴的公開披露有意誤導”。
受此影響，滴滴在上市後第4個交易日跌破發行價，隨後開始了5個月的震蕩下跌。
12月2日，滴滴出行官微發微博稱，“經認真研究，公司即日起啓動在紐交所退市的工作，並啓動在香港上市的准備工作。”瞬間成爲市場關注的焦點。而這距離滴滴在美股上市，僅過去156天。而截至12月3日收盤，滴滴收盤價爲6.07美元/股，總市值已不足300億美元。按照滴滴最高價18.01美元/股來算，滴滴股價下跌66％，總市值蒸發576億美元。
在滴滴宣布退市及《外國公司問責法案》雙重打擊下，中概股慘遭“血洗”，衡量中概股整體表現的納斯達克中國金龍指數暴跌超過9％，中概互聯指數大跌近7％，中國科技ETF下跌超過3％。
另外，在當前更爲嚴峻的中概信息披露制度及滴滴事件影響下，7月16日以來美股中概IPO市場處于持續“停滯”狀態。
對此，花旗集團表示，滴滴宣布在紐交所退市只是一個“孤立的案例”。花旗集團分析師Alicia Yap在最新的一份報告中寫道，市場對于中國其他企業的美國存托憑證（ADR）將立即退市的擔憂“過頭了”。
她表示，“要到2025年，其他ADR被摘牌的風險才可能會成爲現實。”她指出，這一風險將從2022年年度報告開始連續3年未披露強制性信息之後才會發生。她認爲，對于那些已經在美國、中國香港兩地上市的大型中國互聯網企業的美國存托憑證（ADR）來說，我們將這次抛售視爲買入良機。
前世今生
中概股通常指那些上市地點位于海外地區但實控人或主要業務運營處于內地的企業。海外上市分爲直接上市和間接上市兩種：直接上市多爲國有企業，在獲得中國證監會等監管部門審批後，直接以國內主體作爲發行人在海外證券交易所申請挂牌上市交易，發行H股（香港）、N股（紐約）、S股（新加坡）、D股（德國）等。間接上市多爲民營企業，是通過搭建特殊的紅籌架構，在境外注冊成立殼公司股權控制或協議控制國內經營主體，並以殼公司作爲發行人在海外申請挂牌上市交易，間接上市是大多數中概股選擇的方式。
粵開證券表示，從發展曆史來看，海外上市是中國資本市場發展特殊時期的産物，發揮了擴大融資渠道、提升上市公司質量、促進科技發展的三大作用。
第一，企業赴海外上市便利了企業融資，利用國際資本參與經濟全球化合作。國內資本市場發展初期，監管對發行人條件要求嚴格，上市覆蓋面較窄，金融地産、工業傳統行業主導市場結構。
第二，國內市場也間接受益于海外市場的先進制度，反過來促進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完善、會計質量提升、公司治理結構改善。
第三，國內資本市場發展初期，缺乏培育初創科技型企業的土壤，而發達國家多層次資本市場與實體經濟科技發展形成了良性循環。海外上市融資爲中國一大批互聯網科技類企業做大做強提供了基礎，促進了新經濟的發展。當前海外上市企業的中概股中，可選消費、信息技術類企業市值占比超過三分之二，特別是互聯網零售、互聯網軟件企業市值占比超60％，前3大互聯網企業市值均超過千億美元。
目前，中概股主要集中在美國上市，這是因爲美國傳統上倡導投資自由，金融市場容量與機構投資者規模全球第一，是企業海外上市首選。2014年，阿裏巴巴在紐交所上市，合計募集250億美元，系中概股最大規模IPO也是美股曆史最大的IPO。2015年以來中國公司赴美上市數量與融資金額呈現穩步提升趨勢，但2019年融資放緩主要由于中美摩擦以及美國交易所監管影響。目前中國企業赴美融資在受到中美摩擦與疫情影響後迅速複蘇。2021年1-7月，赴美上市中國企業合計38家，已超過2020年全年總數。
然而，中概股股價2021年以來表現不佳，近四成中概股年內跌幅超50％。粵開證券認爲，中概股2021年以來大幅下挫，遭到集中抛售，主要是海外投資者風險偏好下行所致，可以從表面和深層次兩個維度分析。
表層原因在于嚴厲的行業監管政策和中美關系的事件性沖擊。一方面，滴滴赴美上市後，監管部門首次依據《網絡安全法》進行審查，標志著互聯網企業數據安全步入強監管時代。隨後教育“雙減”政策出台，不僅顛覆了中國課外培訓企業的經營和盈利模式，課外培訓中概股還存在上市地位不保的風險。海外投資者對中國監管擴大化的擔憂，還拖累了遊戲等其他行業中概股的表現。另一方面，中美博弈從貿易向金融、科技等領域縱深發展，短期擾動更加頻繁，投資者風險偏好下降，中概股均首當其沖，成爲受不確定性壓制的資産，出現較大跌幅。
深層次的原因在于海外投資者對中國當前發展的邏輯的再認識。中國發展的邏輯正發生明顯變化，即從效率轉向公平、從速度轉向安全、從先富到共富，全面小康實現後共同富裕成爲主要的主導邏輯。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要強化反壟斷和防止資本無序擴張。要建立健全平台經濟治理體系，目的是推動平台經濟長期健康持續發展。國內規範教育行業的出發點也並非在于打壓個別行業和企業，對教育行業的規範是促進教育資源有效配置和保障民生需求，不會隨意擴大遏制其他行業。海外投資者對政策預期需要時間調整，而在形成共識之前容易誤讀，風險偏好驟然下降，恐慌容易擴散引起大跌。市場短期過度反應放大了負面影響，但忽視了中國經濟穩中向好的基本面，中國資本市場的發展基礎依然穩固。
而對于中美兩國對中概股的監管，粵開證券認爲，中國部署加強中概股監管的態度基調與美方不同。中美兩國法律體系的差別，加上資本市場發展階段的錯位，給中美上市公司監管實踐帶來了諸多不便。對此，中方態度更加務實，堅持問題導向，推進監管合作。而美方越來越將金融監管賦予政治博弈色彩，動辄揮起強制退市大棒威脅，不僅無助于監管問題的解決，還將損害國際投資者的利益。隨著中國資本賬戶開放的有序推進，中美兩國資本市場聯系更加緊密，越來越多的企業、投資者、金融機構相互參與對方市場，加強監管合作是必然的選擇。
國泰君安認爲，在外部環境持續緊張背景下，國家信息安全重要性持續提升，對于個人信息安全保護的力度也持續增強，《國家安全法》、《網絡安全法》、《數據安全法》、《網絡安全審查辦法》等相關法律不斷完善，對于企業在運營過程中的信息采集，境外上市過程中的數據上報等環節進行全方位監管。預計“小紅籌”企業出海上市監管將大幅趨嚴，境外上市難度顯著增加。
而對于來自美國的監管，廣發香港認爲，在《外國公司問責法案》這個過于嚴苛的法案真正推行之後，也會對美國證券市場産生一定的“反噬”作用：一方面，美股投資者投資優質中國標的、分享中國經濟發展紅利的難度將大幅上升；另一方面，將金融監管問題“政治化”的行爲有悖于美國長期標榜的自由市場原則，且《外國公司問責法案》實際上面對的是所有在美上市的外國公司，因此後續美國作爲全球最重要融資市場的地位也將遭受沖擊。
因此，中美雙方在客觀上都存在著通過合作來妥善解決這一事宜的需求，避免中概股走到全部退市的極端局面。事實上，中方已經屢次釋出善意。廣發香港認爲，中美雙方最終能夠達成某種形式的一致和共識，解決目前的審計和監管問題，但部分涉及敏感數據和核心技術的企業或仍需退市。
何去何從
在漸行漸近的退市陰霾籠罩下，中概股面臨何去何從的選擇。統計顯示，目前紐交所和納斯達克交易所上市的中概股共278家，市值合計2.2萬億美元。其中有39家公司市值大于100億美元，另有51家公司市值介于10億與100億美元之間。
中信證券認爲，海外監管趨嚴疊加港股市場上市規則及指數納入的逐漸放開，將加速有資格在港上市的中概龍頭回歸港股市場。而對于不滿足港股二次上市的企業來看，大概率在2025年前便將面臨私有化退市的風險。
對于即將赴美IPO的企業來說，當前中美之間信息披露制度的爭端或將導致大多企業上市進程受阻。曆史上就曾出現因中概股信任危機，企業赴美上市數量大幅減少的時期。如，2010年曾爆發一輪中概股“做空潮”，2010-2012年，中資企業赴美上市數量從63家銳減到5家。
粵開證券認爲，中美博弈趨于複雜化與長期化，或將加快中概股回歸進程。目前中概股回歸主要有三大出路：私有化退市後直接上市、境外不退市同時在港二次上市、紅籌股回歸A股上市。
由于直接私有化退市所需回購公衆股份消耗資金規模大，同時拆除紅籌股權架構的合規成本較高、耗時較長、難度較大，不會成爲主流選擇。而在港二次上市只需要滿足兩個市場監管要求，符合條件的中概股回歸港股二次上市逐漸成爲主流。2018年以來，A股加快推進完善資本市場制度，科創板和創業板注冊制落地後，新經濟公司上市門檻降低，同時對紅籌股上市限制放松，使得中概股未來便捷回歸成爲可能。
出路一：尋求在港二次上市分散風險。
粵開證券表示，近年來香港市場推動上市制度改革，逐漸成爲中概股回歸作爲二次上市的首選。過去，香港經濟長期依賴轉口貿易與金融服務業，香港資本市場則以金融房地産企業主導，科技創新企業占比遠低于其他發達市場。2018年4月，港交所修訂上市規則，允許尚未盈利的生物科技類企業、同股不同權的創新企業在港上市、設立綠色通道接納中概股在港二次上市。
2021年11月19日，港交所發布了優化海外發行人上市制度的咨詢總結，並放寬了二次上市和雙重主要上市的限制——二次上市：對于同股同權的大中華發行人，無需證明是“創新産業公司”，且最低市值要求降低至30億港元；雙重主要上市：允許符合條件的同股不同權及VIE架構企業直接申請雙重主要上市，且若這部分企業未來被海外交易所除牌，其現有股權結構及VIE架構得以保留。
新的制度將于2022年1月1日生效。港交所再度放寬上市制度，將輔助更多中概股回港上市，爲未來將遭在美退市風險的中資企業提供“保護方案”。
而自2019年11月阿裏巴巴二次上市以來，已經有14家美國中概股企業回港二次上市，引領了中概股企業回歸的潮流。對于符合條件的中概股企業而言，香港自由市場地位、聯系彙率制度保證了資本的自由流動，赴港二次上市成爲低成本的回歸選擇。未來更多新經濟的中概股企業選擇香港二次上市，將繼續增強香港市場的競爭力，提升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
根據中金公司的分析，依據2022年1月1日生效的港交所上市規則新規則，預計有37家美股中概股適合赴港二次上市，對應總市值約爲2302億美元（約爲1.79萬億港元）。
廣發香港也認爲，中概股在美退市、在港重新上市，或許是破局之道。然而，該方法的使用也需要關注以下三個要點：
第一，根據港交所對第二次上市和同股不同權企業上市的最新規定，綜合考慮市值規模、收入、淨利潤、公司架構等因素之後，在目前美股市場尚未回歸的253只中概股中，只有約100只符合在港挂牌的要求，而且這些公司絕大多數采用VIE架構，意味著它們的回歸需要監管當局的逐一審批——這或將引發類似于A股的“IPO堰塞湖”現象。
第二，即便企業滿足了回歸要求，香港市場一時間可能也難以承受如此巨量的企業回歸上市。截至12月3日，中概股的總市值約爲10069億美元，還有31只香港市場大型藍籌股的ADR在美股交易，包括騰訊、金融地産股以及港資公用事業股等，它們的回歸將産生規模龐大的融資需求，形成較強的抽血效應，香港市場的流動性將迎來較大的挑戰。
以中移動爲例，在1月初遭遇美國制裁、ADR退市來港之時，單日成交量曾顯著放大至440億港元，約占總成交的兩成——由于當時港股正值成交活躍期，市場方能勉強將其“吃下”而不造成外溢影響。近半年來，在市況低迷、成交萎縮、美聯儲收水預期升溫的影響下，香港市場已經開始出現一定的流動性壓力，如新股的融資能力及上市表現顯著轉差，港幣兌美元的彙價一路下行至2019年底的位置等。
此外，從目前市場的交易水平中，也可以看出港美兩個市場的差距：以阿裏巴巴爲例，其在港股的日成交額排名全市場前二，但卻也僅有美股日均水平的15％-20％（如12月3日美股成交617億港元，港股101億港元，兩個市場的股本數量差距不大）；若從全市場層面來看，港美股成交額的差距就更爲誇張——2020年二季度至今，標普500單季度的成交額爲港股的25-35倍。
第三，南向資金是目前港股市場最重要的增量資金來源，但目前二次上市公司尚未被納入互聯互通的範圍之內，“北水解不了近渴”。中概股要想納入港股通交易，需要如理想汽車、小鵬汽車與百濟神州一樣，采用將香港作爲“第一上市”（primary listing）的方式完成回歸。然而，“第一上市”的方式也意味著要求更高，准備工作更複雜，又將擡升回歸成本。
出路二：擁抱監管回歸國內A股上市。
中美博弈長期化的大背景下，金融領域特別是中概股的監管風險可能加劇。國內A股市場制度的包容性不斷增強、改革措施不斷落地，爲中概股提供新的規避風險。
2018年3月，國辦轉發證監會發布《存托憑證發行與交易管理辦法（試行）》，紅籌架構的境外上市企業可以通過發行CDR在A股上市。隨著科創板、創業板注冊制試點的推出，中概股也可以選擇直接發行股票的渠道在國內A股上市。2020年4月，證監會發布公告大幅降低在境外上市紅籌企業的市值要求，未來更多科技類紅籌企業可以選擇在創業板或科創板上市。
粵開證券認爲，由于A股市場硬科技標的稀缺性，回歸後的中概股將獲取更高的估值溢價，更容易受到獲得市場交易的追逐，這將帶動股票市值與流動性的擡升。上市公司與投資者形成良性互動，是促進未來中概股回歸A股的關鍵。
國泰君安表示，隨著中國經濟快速發展，越來越多的新業態、新經濟企業湧現，其中包含著大量涉及金融、交通、信息服務等關鍵信息基礎設施的企業，其信息安全性至關重要。同時，資本市場融資對于這些處于初創期的企業發展壯大也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但業務模式不成熟、盈利水平不佳、股權結構複雜等衆多因素可能制約其在A股成功上市的機會。注冊制改革後，A股上市條件已有所放松，但較港股與美股而言仍較爲嚴格，預計在紅籌企業出海上市監管趨嚴的同時，A股資本市場也將積極提升企業上市包容性以使得更多真正質優的新經濟企業獲得在國內融資發展的機會。
否極泰來
那麽，以互聯網爲主的中概股經曆風雨之後能否迎來彩虹呢？
自2021年2月中旬以來，政策措施不斷加碼，互聯網巨頭遭受巨挫，高度不確定性預期下市場情緒恐慌蔓延。在政策收緊背景下，恒生科技指數盡數回吐2月中旬前流動性寬松漲幅，跌幅高達40％，同期，恒生指數則下跌17.48％。
上海證券認爲，距離首提反壟斷時間已近一年，基于政策出發點在于促使行業向好而非抹殺龍頭，市場後期將逐步趨于理智，對監管政策的反應會逐漸鈍化，預計四季度政策影響將邊際減弱，港股互聯網行業走向觸底企穩。此外，參考美國互聯網反壟斷經驗，措施對于互聯網龍頭的負作用往往是暫時性的，影響有限。前期市場極端情緒跟隨團購、外賣等相應監管落地已然出現緩和，科技指數漸有震蕩回升趨勢，市場仍然具有投資熱情。在中國經濟轉型、科技強國的大背景下，互聯網行業長期向好趨勢不變、高景氣依舊，伴隨監管常態化，市場或將目光移回公司業績，關注行業內的優質潛力派。
從港股互聯網公司估值情況看，當前阿裏巴巴和騰訊控股的估值均處于5年內低點。從中長期來看，互聯網龍頭企業在中國構建“雙循環”的戰略背景下，順應了消費升級和科技創新的時代潮流，極具成長性，疊加在數字化浪中難以撼動的角色位置，上海證券認爲現階段估值存在一定的低估，估值底部基本確認，估值上限則具有較大的想象空間。
中金公司研報指出，雖然當下港股市場存在不確定性或可能持續波動，但市場悲觀和恐慌性情緒可能有些過度，這從處于高位的港股賣空成交比率也可以得到印證。再者降准和國內政策持續放松、美國上市中概股政策變化、監管政策以及此次疫情對全球供應鏈與通脹的影響等因素可能會主導短期市場表現，值得密切關注。
中金公司還指出，互聯網政策監管最密集出台的階段不排除可能已經過去，雖然不排除未來仍可能有變化，但後續可能更多是落地期。
中信證券表示，雖然美國證監會監管加碼，但港交所近期優化海外發行人上市制度，放寬二次上市及雙重主要上市條件限制，爲將在美強制退市的中資企業提供了 “保護方案”。而對于這些有條件回港上市的企業來說，由于持有美股的投資者可以轉股到港股市場，因此預計在美退市對其影響相對較小。而愈發包容開放的港股市場將承接更多具備稀缺性中資企業的回歸，融資平台的地位不斷提升。
天風證券也認爲，監管措施的推進情況仍是互聯網板塊的核心矛盾，考慮前期政策的悲觀預期和曆史估值下限，不必悲觀，而是觀察邊際變化，催化劑可能來自政策靴子落地。
部分賣方機構認爲，滴滴宣布退市僅是個例，對其他中概股的影響僅限于情緒面。即使在悲觀情形下，趨嚴的披露要求導致部分中概股退市，中概股也存在赴港二次上市的機會。
如，開源證券表示，滴滴擬紐交所退市或許市場過于擔憂，但隨著國內資本市場對于新經濟的支持力度不斷加強、港交所等替代性融資平台的存在，對于那些需要融資而加快發展的互聯網平台而言，依然具備較好的融資條件。
在監管影響或已被市場充分預期、板塊估值已大幅回調的當下，已到了長期配置優質互聯網公司的良好時機，建議積極關注擁有內容或技術壁壘、運營效率突出的垂類互聯網頭部平台，以及估值性價比已較高的綜合性頭部平台。
本文源自證券市場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