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近日,隨著數字人民幣的試點消息日益密集,外界對于央行數字貨幣(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 CBDC)的關注與好奇也日漸增多。究竟什麽是央行數字貨幣?爲什麽要有,有什麽用?會對我們的生産生活帶來什麽根本性的改變麽?
1、什麽是央行數字貨幣
如果要以一種簡單的定義來闡釋CBDC,它其實就是一種主權貨幣的數字化表示。雖然芬蘭央行早在1993年就發行過預付儲值卡Avant卡,使用者將電子貨幣存儲至Avant卡上,可以用于電話亭、自動販賣機、商店等場景,但效果並不好,最終不敵銀行卡和信用卡,以失敗收場。
這個折戟的例子其實也是一個很好的預警。雖然央行是權威金融監管部門,掌握一國貨幣發行大權,但也不意味著心想事成。事實上,對于支付這樣具有明顯網絡效應的基礎設施,並不是只靠央行權威或行政手段就可以推廣開來的,如果沒有足夠好的使用便利性和互聯互通性,央行數字貨幣未必能夠和私營企業甚至商業銀行主導的支付手段競爭。
以比特幣爲代表的私人數字貨幣起源于2009年,這一波CBDC的研究則普遍開始于2014年以後,很難說沒有受到前者的啓發和觸動。類型上看,CBDC分爲“零售型”和“批發型”。顧名思義,零售型面向普通公衆發行和流通,批發型則僅限于中央銀行和金融機構之間。
根據國際清算銀行8月24日發布的報告,截至2020年7月中旬,全球至少有36家中央銀行發布了零售型或批發型的央行數字貨幣工作。至少有厄瓜多爾、烏克蘭和烏拉圭三個國家完成了零售型試點,六個零售試點正在進行中,包括巴哈馬、柬埔寨、中國、東加勒比貨幣聯盟、韓國和瑞典。有18個中央銀行發表了關于零售型央行數字貨幣的研究,另有13家銀行宣布正在進行批發型數字貨幣的研發工作。
先說零售型。與我們日常適用的電子支付手段相比,零售型CBDC最大的不同在于脫離了原有的銀行賬戶體系。換言之,無論是存折、銀行卡、微信、支付寶,都是我們開立在銀行的賬戶或賬戶的映射,央行數字貨幣則跳過了這一體系,實質是允許個人用戶直接在央行開立賬戶。與這一本質最爲接近的其實是現金。觀察我們手中的人民幣現鈔就會發現,現鈔上只會注明“中國人民銀行”,不會出現其他銀行的名稱,在使用現鈔購買物品時我們也不需要依賴任何銀行的賬戶體系,只要鈔票驗真,即可錢貨兩訖。
但這也是央行發行數字貨幣最大的擔憂之一,即“存款搬家”問題:由于央行背書的央行數字貨幣信用等級高于商業銀行,會對商業銀行存款産生擠出效應,進而影響商業銀行的貸款投放能力。此外,商業銀行吸納存款能力降低會增加其對同業市場的依賴,擡高資金價格,增加社會融資成本,損害實體經濟,引發“金融脫媒”。
既然有擔憂,那麽發行CBDC究竟有什麽好處,能夠讓各國中央銀行潛心研究這麽多年呢?總結下來主要是幾點:一是增強支付系統的競爭力、效率和彈性,以應對支付體系日益集中在少數互聯網巨頭手中的情況;二是提高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可以實施更有針對性的政策,甚至是一些超常規政策如負利率,也可以利用更詳細的支付流數據來增強宏觀經濟預測;三是有助于減少私人發行的貨幣的應用,例如比特幣等,尤其是去年6月Facebook主導發布的Libra白皮書,更是引起了各國央行的警覺;四是提升跨境支付的便利性,同時對抗美元化;五是普惠金融,尤其是對于傳統金融賬戶無法觸及的人群,以及有助于將財政激勵傳導至銀行服務不到的人群。
但是,必須誠實地說,這些好處還沒有好到央行需要大動幹戈的地步。這也部分解釋了爲什麽數年來央行雖然持續進行研究,也並沒有急于推出。
再說到批發型央行數字貨幣。由于不面向公衆,這一類型的央行數字貨幣影響會小的多,其主要目的是提高對公業務尤其是跨境業務的效率,代表項目包括加拿大央行的Jasper、新加坡的Ubin、英國央行Stella等。
以Ubin爲例,該項目由新加坡金管局主導,已經于今年完成了第五階段也是最後一階段的測試。這個從2016年開始的項目,階段一與區塊鏈聯盟R3等合作,完成了銀行間支付的概念驗證,階段二開發了引入流動性節約機制的三種去中心化銀行間清算模式,階段三與新加坡交易所合作,以交易即結算的方式測試了代幣化資産在不同區塊鏈平台之間的交割。階段四與加拿大央行、英國央行合作,完成了一次基于分布式賬本技術、使用央行數字貨幣進行跨境和跨貨幣支付的實驗。階段五與JP摩根和淡馬錫合作,爲其他區塊鏈網絡提供無縫連接和集成接口,以及試圖確定基于區塊鏈的支付網絡的商業可行性和價值,並與JP摩根一起搭建基于區塊鏈的多種貨幣支付網絡。根據其第五階段報告,隨著這一項目實驗結束,未來將會逐步進入到商業化階段。
中國央行其實也做過批發型的實驗,2017年,由央行推動的數字票據平台、數字貨幣系統模擬運行環境的上線部署完成,並與包括工商銀行在內的數家試點銀行進行了網絡試聯通。不過,此後中國版央行數字貨幣的研發對外表態還是更聚焦于零售型和替代M0,並未在批發型央行數字貨幣方面有過更進一步的公開探索。
2、數字人民幣的前世今生
根據前任央行數字貨幣研究所所長姚前撰寫的回憶文章,促使中國央行研究法定數字貨幣的直接動因並非比特幣,而是由一家位于瑞士的傳統印鈔公司Giori倡導的焦裏幣。姚前在文中回憶到,Giori公司提出建立一個基于現有紙幣系統模式的電子網絡,從而推出由中央銀行設立和發行的法定數字貨幣GDM,並去包括中國央行在內的多家中央銀行布道。
綜合公開信息,從2014年即開始研究的數字人民幣目前正在雄安、蘇州、成都、深圳和北京冬奧會場景封閉測試,雖然各種小道消息不斷,短期內我們應當還是不會看到數字人民幣大面積鋪開的可能性。在現階段,強調替代M0、不付息,也不會對信貸端産生沖擊。
爲了避免金融脫媒問題,數字人民幣采用雙層運營體系,也就是雖然離開了原有的銀行賬戶體系,但還是將開立數字錢包的特權交給了四大國有銀行和阿裏、騰訊兩家商業機構。因此,一些市場觀點認爲數字人民幣的推廣將帶來銀行IT和支付系統的革命,短期來看也很難,畢竟4+2以外的銀行或商業機構可能更多是承擔引流功能,未必需要系統上的大動幹戈。
數字人民幣真正推出,除了節省傳統的印鈔成本,一個可見的變化可能還是對于用戶數據隱私的控制主體會發生變化。根據設計,數字人民幣“前台自願,後台實名”、只對央行這一第三方披露交易數據的可控匿名功能,意味著央行事實上可以追蹤這筆錢款的流向,經手的第三方支付機構反而很難拿到相關信息。
在某些特定的場景,如扶貧、赈災、拆遷款等,數字人民幣也許可以發揮追蹤效果。而對于其他零售場景,例如日常商品的購買、搭乘交通工具等等,數字人民幣在使用體驗上應當很難超越目前已有的移動支付手段,更多是拿著錘子找釘子,在推廣使用上可能會遇到阻力,或者至少很難像當年的支付寶或微信二維碼一樣産生顛覆性效應,一如17年前芬蘭央行的嘗試遇阻,筆者認爲不必抱有太大的期望。
而針對外界熱切盼望的以數字人民幣助推人民幣國際化,對抗美元化,筆者認爲還爲時尚早。一方面人民幣國際化很大程度上不是指零售,還包括大宗商品以什麽貨幣來計價等等;二是中國並不具備一個像Facebook這樣覆蓋全球20多億人的觸角,技術或許可以進一步減少人民幣在跨境流通中的交易摩擦,但並不能天然地保證它可以爲國際用戶和商家所接受。它的國際化之旅可能和支付寶與微信支付一樣,更多是服務于中國人的出境旅遊和電商,而不能真正成爲一種被普遍接受的國際貨幣。
未來,全球央行數字貨幣會呈現一種怎樣的格局,是一件非常難以預判的事情。央行的試水探索能在多大程度上變革原有的支付體系尤其是跨境支付體系,各國央行能在多大程度上展開合作或是對抗,私營部門發行的數字貨幣與央行發行的數字貨幣誰會更受歡迎,或者說公衆有可能不願意接受任何一種支付方式,原有的跨境支付體系如SWIFT能否自我革新,防止被後來者趕超,都是懸而未決的問題。畢竟,貨幣背後是主權與國家實力的博弈,技術只能錦上添花,並不能雪中送炭。
THE END
CAFI公衆號部分文章亦發布于以上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