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中國—東盟自貿區建立以來，雙方的經濟互補性正在不斷加強。在新冠疫情的背景下，本地區經濟合作日益加深。
據中國海關總署數據，今年前5個月，我國與東盟進出口總額達1.7萬億元，同比增長4.2%，占中國外貿總值的14.7%。其中，我國對東盟出口9366.2億元，增長2.8%；自東盟進口7598.6億元，增長6%，均高于同期我國外貿進出口整體增速。
據了解，中國連續10年穩居東盟最大貿易夥伴，2019年，東盟成爲中國第二大貿易夥伴。今年前2個月，盡管受到疫情的沖擊，中國與東盟貿易總值達5941.1億元，東盟超過歐盟，曆史性地成爲中國第一大貿易夥伴。
“在疫情嚴重制約貿易往來的情況下，中國與東盟進出口貿易提速實屬不易。”中國國際商會副秘書長張屹在6月12日的一場論壇上指出，東盟和中國一季度貿易的種類和規模都在不斷擴大，表明中國和東盟産業鏈價值鏈相互融合，取長補短，互利共贏。“當前，中國與東盟都面臨産業鏈供應鏈穩定等方面的挑戰，這也反過來加強了雙方尋求合作共贏的意願和動力。”
東盟將仍是中企投資熱土
近年來，中國和東盟在經貿領域簽訂多份協定，也爲雙方貿易不斷增長提供制度紅利。例如，2019年10月，作爲中國—東盟自貿區升級談判的成果文件，《中國—東盟自貿區升級議定書》全面生效。在中國—東盟自貿區框架內，中國和東盟90%以上的商品實現零關稅。
張屹表示，中國—東盟自貿區升級議定書全面生效，在原産地規則、貿易通關規定、服務貿易投資領域等方面都降低了門檻，進一步釋放自貿區實施的紅利，有力促進了農産品貿易的發展。數據顯示，今年前5個月，中國自東盟進口7598.6億元，增長6%。
在投資領域，東南亞將繼續吸引中國企業的目光。今年1-4月，我國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對53個國家非金融類直接投資52.3億美元，同比增長13.4%。其中，對東盟非金融類直接投資達39.4億美元，同比增長43.3%。
大華銀行集團外國直接投資咨詢部高級副總裁戴麗彥指出，由疫情而暴露出來的全球供應鏈脆弱性和政治因素的介入，將促使各國企業重新審視既有的采購和供應戰略。“供應鏈格局預計在疫情過後重新洗牌，但中國仍是銷售和供應鏈網絡的重要市場。這促使企業采取中國+1、+2甚至+3的供應鏈/制造戰略，以實現效率和韌性的平衡。”
在這樣的背景下，東盟有望在疫情之後繼續成爲中國企業的投資熱土。戴麗彥指出，東盟早已成爲中國第二大的投資目的地，僅2018年一年期間，中國在東南亞國家就設立了5200家公司，解決了當地43萬的就業人口。“疫情和旅行限制給企業帶來了很多的不便和新的挑戰，但對外投資計劃通常爲長期的，會逐漸回歸正常。”
2020年是中國—東盟數字經濟合作年。張屹指出，中國和東盟可以抓住這一契機，在5G、電子商務、遠程教育、遠程醫療等領域打造雙方合作的新亮點。雙方企業可以依托彼此的資金、技術、人才、市場等優勢，挖掘本國市場機遇，也可強強聯手，探討在東盟國家開展第三方合作，推動地區和世界經濟發展。
泰國：旅遊業縮水，數字經濟有潛力
在新冠疫情暴發之後，許多國家開始限制旅遊出行，這對旅遊業占經濟總量五分之一的泰國來說，無疑是一記重擊。
大華銀行外國直接投資咨詢中國業務部負責人（泰國）徐慶鋒指出，按照泰國國家旅遊局的數據，今年第一季度遊客數量較去年同期減少38%，帶來的收入同比減少63%，預計二季度遊客數量下降50%，損失約爲1.3萬億泰铢。
泰國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委員會最新公布的數據顯示，今年一季度泰國國內生産總值GDP較去年同期下降1.8%，這是自2014年一季度以來，該國經濟首次出現萎縮。本地和外國投資速度放緩，民間投資趨向顯著減緩。
爲了應對疫情影響，泰國已批准規模1.9萬億泰铢（約合580億美金）的經濟纾困計劃。“目前，泰國新增病例的增速保持在個位數，說明泰國的疫情得到有效控制。泰國政府也會進一步出台相關的緊急措施。此外，國際航班也將在六七月逐漸恢複。疫情對泰國經濟的影響是暫時的，在多方面的刺激措施下，預計泰國經濟將在疫情過後迅速恢複。”徐慶鋒說。
對于外國投資者來說，泰國不僅擁有位居東南亞中心的地理優勢，而且制造業基礎紮實，勞動力素質較高，基礎設施較爲完善。在世界銀行2020年發布的營商環境報告中，泰國在190個國家排名中位列第21位，在東盟僅次于新加坡和馬來西亞。
“近年來，泰國政府通過各種渠道鼓勵和吸引外國投資。比如，如果在東部經濟走廊或投資促進委員會確定的十大目標産業進行投資，就可享受稅收和非稅收的政策。” 徐慶鋒說，“新冠疫情不可避免地對生産帶來影響，但是對泰國十大目標産業的投資決策影響甚微。”
這十大目標産業包括：新一代汽車制造、智能電子、農業與生物技術、高端旅遊與健康旅遊、食品加工、工業機器人、航空與物流、生物能源與生物化工、數字經濟、綜合醫療。
“這些都是泰國經濟未來的發展力量。其中，數字經濟、綜合醫療領域在疫情過後將會迎來快速增長。在數字經濟領域，泰國與中國是很好的合作夥伴，很多中國企業已經與泰國展開合作項目。” 徐慶鋒稱，比如阿裏巴巴在泰國投建智能數字物流中心，打造泰國數字旅遊平台，培訓電商人才。
印尼：稅收優惠多，但中間成本高
“印尼有年輕的人口結構，龐大的市場和豐富的自然資源，中資企業在印尼的基建、礦業、制造業、金融科技等領域有巨大的投入。”大華銀行外國直接投資咨詢中國業務部負責人（印尼）陳洪勳說道。
疫情暴發後，印尼在2月5日暫停了同中國的直航。首都雅加達自4月10日起實施大規模社交隔離政策，這對中資企業的投資經營都産生了一定的影響。但隨著雅加達防禦政策取得一定成效，目前行動管制已被逐步放寬。
在疫情期間，印尼政府發布了一系列激勵政策，包括企業稅收減免、減免部分物資的進口關稅等。並針對勞動密集型産業提供了稅收的優惠等。另外還劃撥了405萬億印尼盾的預算刺激。
陳洪勳指出，印尼正爲外國投資者進一步改善投資環境。亮點之一是逐步完善的OSS一站式許可證申請系統，簡化了外國直接投資審批流程。外資企業之前需要一個半到兩個月才能完成公司注冊，現在只需要2到3周就可以完成。
另一亮點是印尼經濟特區KEKs稅收優惠。“例如，在某些區域，重點發展的産業是特種大宗商品的上下遊加工，從事這一業務的企業就可以享受政策優惠。”陳洪勳說，目前，印尼有13項産業是經濟特區重點發展的，企業可以根據自己所在的行業選擇特定的經濟特區。
實際上，早在2011年，印尼就提出了六大經濟走廊的概念，分別對應不同的産業，“經過近10年的發展，這6大經濟走廊已經形成了一定的規模，也形成了一些特色産業。企業投資之前一定要了解一下各個經濟走廊的産業優惠政策，以享受稅收優惠政策。”
盡管有各種誘人的優惠政策，印尼市場也暗藏許多投資風險。陳洪勳說，這個國家政策相對來說比較多變，每個總統上台後都會頒布新政策，如果在臨近大選的年份投資印尼的話，一定要非常小心政策的風險。礦企尤其要提防能礦部的政策風險。
除了政策風險，陳洪勳提醒，印尼法與國際法的差異、印尼盾的彙率波動也是較大的風險。另外，在印尼並不是所有行業都允許100%的外資持股，對于在那些進入負面清單的投資，企業需要選擇合理的股權結構，以降低運營風險。
此外，陳洪勳強調，還要尤其注意到中間成本的問題。“很多外國朋友來到印尼看到商品售價偏高，就認爲印尼的銷售利潤偏高，忽略了中間成本的問題。從中國海運一個集裝箱的貨物到印尼大概需要1000美元，但是從雅達運輸一個集裝箱的貨物到印尼的巴布亞，可能就需要2000到3000美元。”
此外，馬來西亞投資發展局的數據顯示，2019年，中國大陸對馬來西亞的投資額爲157億馬幣，僅次于美國，超過日本，中國大陸、美國和日本總計占外商投資總額的66.3%。而在制造業領域，2019年中國的投資額爲153億馬幣，連續四年成爲最大制造業投資來源地。大華銀行外國直接投資咨詢中國業務部負責人（馬來西亞）初俊嘯說，“這個勢頭我們相信將持續保持。”
值得注意的是，根據經濟學人雜志的報告，在中美貿易摩擦期間，在信息技術、汽車制造和維修領域，馬來西亞同時上榜成爲最大的受益國。吉利收購馬來西亞寶騰汽車，並把汽車産業鏈帶來大馬就是成功的案例。越南也有類似特點。大華銀行外國直接投資咨詢中國業務部負責人（越南）何世銘指出，越南政府與其他國家簽署的自由貿易協定，如歐盟-越南自由貿易協定（EVFTA）、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CPTPP），將有助于增加越南吸引外國企業的投資，特別是電子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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