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傑弗裏·薩克斯
盡管2019冠狀病毒疾病疫情始發于中國，且東亞其他地區都與該國有著密切的貿易和人員往來，但這片地區應對疫病大流行的表現，卻要優于美國和歐洲。歐美應該盡快掌握東亞國家的抗疫方法，才有機會挽救西方和世界其他地區的無數生命。
比較兩者的一個重要起步點，是每百萬人口冠病確診病例數和死亡數。東西方在這方面的數字簡直是天差地別。歐洲和美國已經被疫情所吞沒：每百萬人確診病例數從814（英國）到3036（西班牙），每百萬人死亡數的區間範圍是24到300；而在東亞各地，每百萬人確診病例數位于3（越南）到253（新加坡）之間，每百萬人死亡人數則在0到4之間（所有數據截至4月7日）。
相對于西方國家來說，東亞各國並未系統性地壓低感染病例或死亡人數。兩個地區都對近似比例的人口進行了檢測。
隨著疫情趨緩，韓國首爾著名夜生活區梨泰院重現人潮。不過民衆依然謹遵防疫措施，佩戴口罩外出。（彭博社）
重要的是，兩地之間的差異並不是因爲東亞地區的經濟封鎖更爲嚴格所致。谷歌最近根據各經濟體中各領域的活動減少狀況，發布了一組引人注目的數據。谷歌關于消費領域的數據顯示，在東亞地區，人們日常生活的受破壞程度（以1月3日至2月6日爲基准對比3月末）並沒有那麽嚴重。
東亞和西方國家在公共衛生和經濟狀況上的分野，反映了兩個地區之間的三個主要差異。首先，東亞國家爲新型疾病暴發所做的准備更爲充足。2003年的沙斯疫情如同一記警鍾，而在一些東亞國家和地區頻繁出現的骨痛熱症疫情，則強化了這一信息。
相反，歐美地區的人們似乎認爲沙斯、伊波拉病毒、茲卡病毒和骨痛熱症離他們很遙遠，感覺抽象，並覺得這些（沙斯除外）主要都是些“熱帶”病。前者意識強化的結果，就是當中國于去年12月31日首次公開報道武漢出現異常肺炎病例時，整個東亞地區的國家的戒備程度都比歐美高得多。
在疫情控制方面，早期行動對于遏制傳播至關重要。從1月初開始，中國的大多數鄰國都開始減少與前者的人員往來，並立即加強了病例檢測和追蹤的行動。東亞各國也部署了多種新型數碼科技來監測病毒的傳播。
西方國家在冠狀病毒首次在當地出現時，卻顯得漫不經心。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在1月3日，就已經從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處得到了信息，而美國的第一起病例于1月20日確診，但直到1月31日，美國總統特朗普才宣布對中國采取旅行禁令。可就算到了那個時候，這些關鍵的限制措施也並未得到認真對待。最新估算顯示，疫情披露後，有43萬人從中國抵達美國，其中約有4萬人是特朗普所謂的旅行禁令頒布後抵達的。
美國加州實施“居家令”期間，橙縣和文圖拉縣的海灘仍照常開放。（法新社）
東亞民衆也更加了解應該采取何種預防措施。口罩得到廣泛使用，至少自沙斯以來就是如此。相比之下，西方當局卻告訴公衆不要戴口罩，一部分原因是爲了把有限的口罩留給醫護人員，另一部分則是官員低估了口罩在減少新發感染方面的好處。同樣，洗手液、人與人之間更大的安全距離及更少的握手禮儀，都已經成爲東亞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最後，由于人們在公共場所、辦公室和其他擁擠場所四處走動，東亞當局已大大加強了對感染症狀的篩查。在許多企業，員工進入工作場所時量體溫成了慣例，機場和火車站等交通樞紐也安裝了體溫監測設備；但在歐美地區，這種做法至今都不太存在。
中國的疫情在東亞是最嚴重的，因此在某種意義上，也對美國和歐洲最具啓發性。與鄰國不同，從去年12月中旬到今年1月中旬之間，中國經曆了數周的疫病全面流行。截至1月23日武漢封城時，該市所在的湖北省已有375例確診病例，而且可能還存在更多未經證實的病例（有症狀但未經檢測或無症狀感染者）。該病毒也已開始在全中國傳播開來，其他地區合共報告了196起確診病例。
武漢封城後，當地許多小區都放置了隔離欄。（路透社）
在那個階段，中國采取了極爲嚴厲的舉措：禁止所有旅行和公衆場所活動；快速部署可以追蹤個人行蹤並執行隔離令的在線系統；實施了大範圍測試並全面監控疑似症狀。這些措施確實相當極端，且招致了外界的廣泛批評，但也非常有效。中國在短短幾周內就控制了這場全面暴發且迅速蔓延的疫情，在許多專家眼中，這可是一項近乎不可能實現的壯舉。
許多人都質疑中國的嚴格管制措施，能否在美國奏效或是爲美國人所接受，但美國必須從中國的成功中吸取教訓，並在更廣泛意義上學習東亞地區的成功經驗。正如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院長柯林斯（Francis Collins）對此發表的中肯評論：“大多數人會覺得我們現在應當采取的手段過于嚴苛，但這只是因爲其他手段都不夠嚴苛（以控制疫情）而已。”
歐美未能控制住疫情，而呼吸機等救命設備的短缺和醫護人員因缺乏基本防護裝備染病殉職，則加劇了這一悲劇。公共衛生應對措施將在阻止冠病蹂躏西方以及世界各地的所有人口方面，起到決定性作用。而在西方，正確的應對手段則要求我們盡快向東亞學習所能學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