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巧合，還是天意？星露閣真是一面穿越曆史長河的“江心鏡”，將海上絲綢之路的古往今來囊括其中，栩栩如生，不同凡響！使命如炬，初心如虹。汝爲此生，南園公主。穿越千年，縱橫四海，曆史交織，時空交錯，星露閣國際文化交流中心成了海絲文化的發祥地，意義長遠！星露閣在南園原敦敘堂泉漳會館西側建設。其深厚的曆史底蘊和世外桃源般的景象，奏出悠長而曼妙的一段海上絲綢之路旋律。感謝上海市地方志辦公室的大量翔實資料與考證！
打浦路最南端，有一片靠近黃浦江岸線的綠地，幾棟造型各異的建築隱約其間，這裏被稱爲“南園”。如果不是龍華東路800號正門處兩個蒼勁有力的大字，很多路人可能不太會注意到它的存在。這片區域在2010年之前，爲配合上海世博會的舉行進行了較大規模的改造，其後在黃浦江45公裏公共岸線貫通工程中又得到進一步升級，昔日雜亂的日晖港、沿岸碼頭和倉庫已更新爲現代化的商業綜合體和市民休憩的公共空間。上海第一條越江隧道——打浦路隧道正巧從南園之下穿越。然而，這片蒼翠之下還隱含著另一段鮮爲人知的曆史細節，南園的前身是旅滬閩商建立的泉漳會館，它將我們的思緒引向浩瀚大洋，引向數百年前的海上商路。滬閩交往由來已久在上海城市化的進程中，閩商和粵商一度雙峰並峙，在航運、蔗糖、棉花、紙業、果橘、炒貨、檀香、藍靛、木材等諸多行業中，閩商甚至獨占鳌頭。閩商群體形成的曆史可追溯至唐宋。當時福州造船業發達，商貿頻繁。有文獻記載：“漳、泉、福、興化，凡濱海之民所造舟船，乃自備財力，興販牟利而已”。“占城、大食之民，歲航海而來，賈于中國者多矣，有父子同載至福州”。
《宋會要輯稿》刑法二之一三七頁中關于泉漳沿海居民行船謀生的記載乾隆《福州府志》也記載，這裏的荔枝“水陸浮轉以入京師，外至北戎、西夏，其東南舟行新羅、日本、大食之屬，莫不愛好，重利以酬之，故商人販益廣”。泉州港與50多個國家或地區有商貿往來，成爲國內有名的商業貿易港口———刺桐港。即使在明朝實施嚴格的海禁政策之下，福建沿海居民仍然沖破海禁，“往往交通外番，私易貨物”。月港又名月泉港，在漳州城東南50裏，是明朝時興起的一個重要走私貿易港口。顧炎武在他的《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九十六）中寫道“漳泉二郡商民，販東西二洋，代農賈之利，比比皆然……”上海與福建的交往史可謂是源遠流長。唐天寶五年（746年）的青龍鎮（現今上海市青浦區白鶴鎮境內）是當時江南重要的港口，被稱爲青龍港。它踞江瞰海的地理位置決定了港口的曆史地位。在唐朝，古吳淞江是一條最寬處達二十裏的浩瀚江河，杜甫曾有“剪取吳淞半江水”之句。青龍鎮位于古吳淞江南岸，東至大海，西通蘇州，南另有水路達秀州。蘇州與秀州物産豐富但沒有出海口，這促使青龍鎮成爲吳地的出海河口港，從而可與沿海港口通商，江浙的絲綢等物産也可經青龍鎮輸出各地。此後，北宋朝廷曾在青龍鎮區域設立市舶司。市舶司是古代設立于重要港口，管理海上貿易的官府，是處理對外貿易的機構，功能類似現今的海關。正因爲青龍港有海外貿易，官方在此設立市舶司。北宋陳林的《隆平寺藏經記》中這樣寫道：“青龍鎮瞰松江之上，據滬渎之口，島夷閩粵交廣之途所自出，風樯浪揖，朝夕上下，富商巨賈豪宗右姓之所會。”
北宋陳林的《隆平寺藏經記》中對青龍鎮港口的描寫《全宋書》第三十一冊（卷六六一）又記“自杭、蘇、湖、常等州月日而至，福、建、漳、泉、明、越、溫、台等州歲二三至，廣南、日本、新羅歲或一至……”這短短幾十字的記述透露出一個很重要的信息，青龍港與福建、廣東乃至越南、日本、朝鮮等地已建立起較爲成熟和穩定的海上貿易路線，也可視爲“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環節。
《世界曆史地圖集》P51“中國唐代中外交通”（局部）中標注的沿海各港口中國地圖出版社 2002年4月第1版
1636年皇明職方大一統總圖（局部）。此圖作者陳組绶（卒于1637年）。是一位明末文人，延陵人（今江蘇省常州市）。明崇禎七年（1634年）進士，次年授兵部職方司主事。他任職時參考大量早期文獻及當時地方記錄，編成此圖。其中對沿海各港口標注清晰，可見蘇、松、泉、漳等資料來源 | 美國國會圖書館 地圖部福建與上海都面臨大海，福建是華南的重要省份，福建的良港有福州、泉州、廈門等，這些港口在古代已是世界聞名的貿易都市。上海是江南區域市場的中心，同時又是襟江帶海的樞紐。因此，自古代起就有相對成熟的帆船運輸航線，秋冬盛行東北風，春夏盛行東南風，帆船順風而行，一年至少可以往返一趟。在福建地方志的記載中，有著福建與上海貿易的航線與物品的豐富記載。《馬尾區志》記載：“清代和民國時期，馬尾港沿海木帆船運輸分‘三北’航線、南方航線和台灣航線。‘三北’航線有上北、中北、下北之分，上北航線指福州(馬尾)至天津、大連、營口等地航線，中北航線是福州(馬尾)至青島、煙台等地航線，下北航線是由福州(馬尾)至甯波、上海等地航線。清道光二年(1822年)，開往上海的木帆船每年達300艘次……”而上海的閩商，以漳州、泉州兩府商民爲多，所涉之縣有龍溪、同安、海澄等。這些閩商于二三月載糖霜來賣，秋則不買布而止買花衣以歸，樓船千百，來時把糖、煙、染料、中藥材等具有南國特色的土産帶到上海，去時把江南的布匹、紗綢、棉花等運走，每年來往物流量都相當大。近代以前，上海的客幫除個別來自內陸省份，其余大多數爲沿海地區的商人。福建等沿海府縣的商民，則是“樯帆往來”，揚帆遠航直抵上海。上海這個在元代立縣的後起城市，在明清兩代發展迅速，到開埠以前，已跻身中國沿海重要商埠之一。考其原因，航運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嘉慶道光年間有文載：“上海有沙船三千多號，大者載官斛三千石，小者五六百石，船主皆崇明、通州、海門、南彙、寶山與上海本地富民，多者一主有船四五十號。福建的三不像船或駛關東，或駛南洋，連牆接帆，川流不息。”
20世紀初停泊在外灘水域的沙船圖片來源 | University of Bristol – Historical Photographs of China
上海市市標是1990年經上海市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市標以白玉蘭、沙船和螺旋槳組成三角形圖案。三角形形式螺旋槳，象征著上海是一座不斷前進的城市；圖案中心揚帆出海的沙船，象征著上海是一個曆史悠久的港口城市；沙船的背景是迎著早春盛開的白玉蘭，展示城市的勃勃生機
明《籌海圖編》中關于沙船的記載1684年，清廷在收複台灣及平息東南沿海的抗清勢力後，“弛海禁”，允許商民出洋貿易。沿海商船紛紛進入上海，其中，福建泉州、漳州與廣東潮州的商船最多。同治年間毛祥麟所著《墨余錄》中載：“邑小東門外，沿濠負廓，皆閩廣人僦居。”洋行街因多爲閩粵商人的批發代理行即“洋行”而得名。這裏的“洋”並非指“西洋”，而是指“南洋”。（注：清包世臣《海運南漕議》中有記“出吳淞口，迤南由浙至閩粵，皆爲南洋，迤南由浙及閩粵，皆爲南洋;迤北由通海、山東、直隸及關東，皆爲北洋”。）那時，所謂“洋行”是指經營南洋進口貨物的閩粵商號。凡由南洋販運而來的胡椒、燕窩、海參、樟腦、檀香、蘇木等，上海人稱爲洋貨”。乾嘉年間的《上洋竹枝詞》中有“洋行街上持籌者多學泉漳鸠舌聲”的說法，閩商在這條街上的影響可見一斑。
《清經世文編》卷四十八“海運南槽議”一文中關于海運及“北洋”“南洋”的記述隨著閩商在上海的勢力日益壯大，泉漳等地的商幫很早就意識到要在黃浦江邊立足發展，必須“設鋪列肆，買房置地”，于是設立同鄉社團，以圖長遠打算，就擺上了議事日程。泉漳會館的設立明清時期，在以泉漳人士爲主的閩商中出現一批擁有雄厚資本的富商大賈。其間，福建商人不但控制海外貿易，而且在近海貿易和船運中也發揮重要作用。客居他鄉，在競爭激烈的市場環境和變幻無常的社會氛圍中，福建同鄉需要借助各種關系來維系內部團結，應對陌生的環境，求得生存和發展。因此，成立會館或者商會已是閩商的共識。清乾隆四年（1739年），在北京的福建商人于北京崇門外纓子胡同成立閩商會館。它是最早成立的閩商會館。此後，世界各地成立的閩商會館都是受到它的影響陸續成立的。明以後，上海地區的主流航道吳淞江淤塞嚴重，已不堪航運。永樂時期，戶部尚書夏原吉疏浚吳淞江支流之黃浦以泄太湖之水，黃浦成江，成爲上海最重要的水道。清初，大量商船長期停泊東門外十六鋪碼頭一帶，形成一個依托水域的商業港區聚落，大量外省商旅大多聚居于此，其中就不乏閩籍大商戶。
王韬所著《瀛壖雜志》（光緒元年刻本）（卷二）中關于上海縣城閩粵商人的內容，其中有很多詳實的描述在上海老城廂一帶，不少具有同鄉會性質的福建會館由此興起，如今我們所能見到的保存最完整的會館遺址，就是距離南園不遠處，靠近半淞園路的三山會館（因福州城內三座山得名），從中仍可一窺當年福建商人的殷實。事實上，三山會館並不是當年的福建會館中最老、最繁盛的一個。根據相關資料顯示（上海博物館編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碑刻資料選輯》1980年出版），最早出現的閩商人會館，當屬福建泉州和漳州商人集資設立的泉漳會館，時間爲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地址位于靠近十六鋪的外鹹瓜街（此路現仍存）。
刊于1947年《泉漳特刊》中的“泉漳會館興修碑記”。1980年，上海博物館編，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上海碑刻資料選輯》將其點校收入
然而，根據泉漳後人口述曆史，會館的創設日期還要更早。據黃則盤先生《上海泉漳會館沿革及抗戰時期活動》（此篇收入泉州市政協委員會編《泉州文史資料》第13輯 封面如上圖）一文中所記：在明末，泉漳兩屬中龍溪（今龍海市，1960年由龍溪和海澄兩縣合並而成）、同安（今廈門市轄區）和海澄三邑海商已經在上海成立會館組織，至清初始建館。原名“龍同海會館”，主要作爲這三地捕魚者的“遠程住宿站。”館舍所在位置也不是外鹹瓜街，而是位于十六鋪上遊處的日晖橋（港），也就是現今南園的位置。據此文記述，早年從泉漳來的船只靠泊在日晖港，會館便臨港而設，占地約三畝，主要作祭祀、寄柩、住宿之用。這裏有必要簡單介紹一下日晖港。日晖港，原連黃浦江、肇嘉浜，可經李漎泾、蒲彙塘，西南通松江城，西北連吳淞江。港內隨黃浦潮汛漲落，中小型貨船通暢無阻。清代，漸爲上海西片物資集散地之一，沿港形成內日晖市、外日晖市，並在外日晖市設有厘金局，對過往貨船征收厘稅。
盧灣區境曆史河道、橋梁、集市、村落分布示意圖中有關日晖港、南園及周邊地區都有較爲詳細的標注資料來源 | 《盧灣區志》此後，隨著泉漳旅滬人士産業的不斷發展，當時遠離上海縣城的日晖港已顯出多種不便，于是由泉漳舊屬龍同海三縣在滬的五十一家商號和船主集資，在大東門外的外鹹瓜街重新建造一所會館，正式取名“泉漳會館”，這就是前文“泉漳會館興修碑記”中所涉及的內容。而日晖港的舊館舍仍然保留，改稱“泉漳別墅”。19世紀40年代前後，泉漳來滬經營謀生者仍然絡繹不絕，其中有一些落腳在上海縣城外的“石路”（今福建中路），他們大多經營南貨和水果商鋪，于是泉漳會館又在縣城北門外二十五保五圖圩地建造“泉漳北館”一所，供奉觀音大士神位。1861年，法租界第一次擴張，泉漳北館所在區域被法方霸占。小刀會起義爆發後，法方借口會館中停放的靈柩有疫病之患，而且也忌憚強悍團結的閩幫，故脅迫清朝地方政府勒令會館搬遷，泉漳會館方面雖然極力抗爭，但于事無補，只得放棄這數十畝土地，這片區域此後建成法租界巡捕房，現今爲上海公安局黃浦分局使用。
刊于1947年《泉漳特刊》中的“本會館小史”，錄自1918年編纂的《上海縣續志》。其中的內容基本與前文吻合。現今很多關于泉漳會館的記述都源自此處從上述史料中可以基本確定，曆史上泉漳會館至少有三處規模較大的館舍。日晖橋邊的南園之所以稱之爲“南”，也是由這三地所處方位而決定的。至于南園設立的准確時間，除去口述回憶之外，並無確鑿證據，但從現有文獻資料看，19世紀後期日晖港邊的泉漳會館（別墅）已經頗具規模，其後至20世紀二三十年代又有新的發展。
上海最早，也是中國內地最早的一本年鑒——Shanghai almanac 1852 刊載的地圖，其中標注有南園的大致位置。紅色箭頭爲小編添加。“桃園”位置就是現今的半淞園路周邊。“39”位置爲“高昌廟”，“37”位置就是日晖港及周邊的一些建築物小編查詢了《申報》等滬上當時主要報章，其中提及 “高昌廟或者日晖港泉漳會館”最早的日期是1885年。1885年9月15日《申報》題爲“添設巡卡”的報道中寫道：“本埠西門外斜橋至高昌廟一帶，向年恒有劫財斃命窩賊等……陳軍門美仙統營駐紮日晖港，設卡巡查，盜風始息……又有高昌廟至泉漳會館有捷徑可通，無如逼仄難行，一遇陰雨，泥濘不能插足，現亦有軍門商之該處紳者擬即修築填之……鄉民啧啧傳述，均爲之稱頌。”這篇短文中，我們可以從一個側面了解到，縣城、高昌廟與日晖港泉漳會館之間，當時已多有鄉民往來，便道急需修築等地情信息。
1884年“上海城廂租界全圖”中標注的外鹹瓜街泉漳會館
1914年，上海市區域南市圖中標注的泉漳別墅位置
1930年 《上海指南》記載的兩處泉漳會館泉漳會館的發展從表象看會館，應列入同鄉會組織，其功能主要是“敘同鄉之誼，聯桑梓之情”。而實際上，這些地緣性商人組織大多兼有同鄉同業的特征，業緣與鄉緣相連。福建移民在上海建立許多以鄉土關系爲紐帶的會館、公所，比較著名的有泉漳會館、三山會館、點春堂、建汀會館等，特別是泉漳會館始終保持著活力，爲人津津樂道。會館最爲顯著的特點是以“館”或“所”的建築形式作爲集會和活動場所的，這種建築形式往往是廟宇式、宮殿式的，大都是故鄉建築文化在異地的再現或“移植”。這種故鄉文化的移植具有地緣、親緣文化因素，具有團結同鄉商幫的凝聚力。這些“館”或“所”的建築規模和風貌，既反映出該商幫的經濟實力，又表現出對故土的眷戀。沿海各商幫多從事航海貿易，供奉媽祖（即天後、天妃）爲其共同的神祇，意圖在于保佑航海平安。在有關泉漳會館的史料中，就出現過很多與媽祖崇拜、天後宮相關的記載。如《興建泉漳會館碑》記載：“吾邑人旅居異地，而居市貿易，帆海生涯，皆仰賴天後尊神顯庇，俾使時時往來利益，舟順而人安也。且吾邑人聚首一堂……愛如手足，更仰賴關聖尊神靈佑，俾使家家通達義理，心一而力同也。此所爲前宮後殿與會館二而一也。”1843年上海開埠之後，一方面外國經濟勢力的侵入，一方面是浙蘇商人的強勢介入，以及粵商的重整旗鼓，再加之收到小刀會起義的影響（起義成員多以閩廣爲主），旅滬閩商的生存空間受到前所未有的沖擊。但就是在這樣不利的局面下，泉漳會館依然表現出堅韌的發展動力，顯示出一條有別于同期其他一些會館的軌迹。
19世紀末，開設在十六鋪的閩商木號泉漳會館會員行業和身份的變化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這種軌迹的源動力。在上海的福建會館中，唯有泉漳會館至始至終只接納團體會員，早期主要是船戶和販運商號。根據碑刻記載，泉漳會館道光與鹹豐年間兩次重修，捐戶中近半數爲船戶，而且清末主持泉漳會館事務的領導層很多也出自船戶。但民國以後，這種情況開始發生變化。據1947年《泉漳特刊》記載，當時會館會員總計72家，大多都已是商行、貿易公司、工廠、銀行和醫院。其中商行和貿易公司占到八成，而船戶基本已經銷聲匿迹了。從這個變化中，我們不難看出，上海的産業變遷調整和城市形態的發展在會館會員結構中得到了體現，這也是比較典型地注釋了泉漳商人在上海近代化進程中一種較好的適應能力。
1914年12月31日《申報》一則題爲“新加坡禁用密電”的報道中特別提到，泉漳會館接上海總商會函告，按照新加坡政府要求，因戰事原因與當地來往電報必須用英文明碼，並要求泉漳會館通知各商號。從中我們不難判斷出，當時上海泉漳會館與新加坡等南洋地區的溝通交往已較爲密切。考慮到新加坡華人群體有近七成爲閩籍，這種現象也就順理成章了
1914年12月29日《申報》刊發的中國公立醫院敬謝泉漳會館捐助的啓事重視互濟性､公益性事業，成爲各會館(公所)､同鄉會普遍性的功能｡在公益性事業中，又特別重視辦理教育和醫療事業｡以泉漳會館爲例:該會館在滬設立了泉漳學校，指導同鄉子弟來滬求學｡早在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就創辦泉漳公學，采取現代化學制｡1931年改爲泉漳小學，同鄉､外鄉子弟兼收，同鄉子弟免收各種費用｡1922年又創辦泉漳中學｡該校許多師生是中共地下黨人，1924年李立三曾在這裏執教｡
1907年2月22日《申報》刊登的泉漳公學招生廣告，其中寫道：本校由泉漳會館同人剏辦于滬南高昌廟泉漳別墅內，特建高大洋房，謹遵欽定高小學堂章程，因地制宜，加敎英文，暫設學額六十名，無論同鄉外省均可來學，以十歲至十六歲性情馴良身體健全者爲合格能作短論人正科畧識字者入預科，每月洋四元，修金房飯一應在內，凡泉漳府屬龍同海三邑子弟減半收取，願學者可向小東門外洋行街德記行合和行報名，于正月十六日午後二句鍾至外鹹瓜街本會館考試以憑去取……
1929年，上海市分區地圖中標注的“泉漳別墅”和“泉漳中學”
泉漳中學頒發的畢業獎章
1931年12月23日，泉漳中學青年義勇軍舉行遊行聲援抗日前線大革命失敗後該校仍有共産黨員從事地下活動｡1928—1929年校內建立教師黨支部｡1929年11月18日，中共江蘇省第二次代表大會在該校舉行，會期9天，周恩來､李立三､李維漢､李富春､項英､向忠發等人參加會議｡1939年該校重建黨支部時，黨員有30多人｡從1929到1941年，該校爲中國共産黨培養輸送幾十名幹部｡此外，泉漳會館于1921年創辦泉漳醫院，對同鄉實行義務醫療和義務給藥｡泉漳會館在20世紀三十年代已發展成爲滬上較有影響的客籍商幫會館，也集中了上海閩商中最成功的一部分。清末民初開始，在閩商整體頹勢顯現的大背景下，泉漳地區的商人仍然在上海的經濟、政治等各方面發揮著相當的影響力。如：靠販米起家的曾鑄，先後擔任上海商務總會議董、上海城廂內外總工程局總董等要職，1905年還發起抵制美貨及收回蘇浙鐵路權力鬥爭；海味雜貨業起家的葉鴻英，曾擔任泉漳會館董事，20世紀二三十年代産業遍及上海、大連、香港以及日本及東南亞各地。並在上海幾十家工商企業和金融業投資，成爲滬上工商巨擘。他熱心于社會公益，民國22年（1933年）4月3日捐資50萬元，成立鴻英教育基金會，以40萬元擴充人文圖書館，後易名鴻英圖書館，並在今淮海中路1413號（現今爲徐彙藝術館）建新館。除此之外，20世紀二三十年泉漳會館還吸納了部分在海外發展良好，並在上海投資企業和銀行的閩商。其中較爲知名的有黃奕柱和李清泉。黃奕柱，福建南安人，光緒年間去新加坡和印尼等地發展，經營糖業，盈利豐厚，積資頗豐，成爲南洋華僑中著名巨富。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回國，1921年創設中南銀行，總部設在上海，任董事長。邀請史量才任常務董事，聘胡筆江爲總經理。後該行增加資本，與鹽業銀行並列商業銀行中資本最大的兩家。因以僑商投資，北洋政府財政部特予發行鈔票的權利。後又設立“四行儲蓄會”等。中南銀行資力雄厚、營業發達，是僑商投資上海大型金融産業的成功典型。
20世紀30年代，中南銀行的廣告
1927年，中南銀行發行的五元紙鈔李清泉福建晉江人，早年去菲律賓發展，並繼承父業，從事木材業，是當地著名僑領。1920年他與黃奕柱一同創辦中興銀行，並積極投身愛國運動。泉漳會館中的銀行會員雖然只有4家，卻有中南、中興和華僑3家僑資銀行，且皆爲當時的業界巨擘，在國內都有舉足輕重之地位。1936年9月，泉漳會館理事長曾萬鋪還發起組織“華僑俱樂部”，引導僑胞投資工商業。由此可見，泉漳會館擁有如此深厚和廣泛的經濟和社會資源，也奠定了其穩固的地位，泉漳會館活動能力之強，影響力之大，是許多其他同類客商組織無法企及的。然後，世事難料。1937年8月13日，日寇悍然入侵上海，淞滬抗戰爆發。泉漳會館大部分産業和館舍都位于華界（當時的滬南區），勢必受到極大沖擊。據1947年《泉漳特刊》蔡傑多“泉漳滄桑話——上海泉漳會館略史”一文描述：那年，“八一三”戰事發生，使它遭遇空前未有的損失，陷入于爲它未曾經曆過得慘境……自戰事發生後，房産收益告斷，首先影響到會館的經濟，連帶的使所有附屬事業都不得不告暫停……事實上，連日戰火，無論是外鹹瓜街的泉漳會館還是日晖港的泉漳別墅（南園）的絕大多數房産都毀于日軍狂轟濫炸，殘存的機構只得避入租界艱難維持。至1944年，暫借在中彙大廈（河南南路16號）內的泉漳會館臨時機構也因運作資金枯竭而不得不關閉。此時的南園也已是殘垣斷壁，滿目瘡痍。但是泉漳會館內的有識之士已將眼光投向長遠之計。一些會館會員和幾位非會館會員充分意識到這塊土地對泉漳的重要性，于是開始在1943年著手在南園廢墟上圈地開辦“福南農場”，以便繼承和維護會館産權。據“泉漳滄桑話——上海泉漳會館略史”一文記載，此舉的另一深層次含義是爲了阻止“空地被人聚集利用”以及有傳言“僞中央海軍學校”已觊觎此地許久，爲防有關方面找“某種借口”圈地他用，故泉漳人士先下手爲強。其實，農場設立後，並沒有太多的投入和建設，但其良苦用心是被後人充分肯定的。
1947年出版的《泉漳特刊》用一幅照片作爲封面。照片中爲1937年戰火中碩果僅存的一尊香爐，由泉漳衆商捐鑄于嘉慶八年（1803年）
1944年5月8日《申報》刊發的福南農場籌備啓事
福南農場鳥瞰草圖，原載1947年《泉漳特刊》南園的延續和變遷抗日戰爭勝利後，泉州、漳州籍人士在1947年集資重新在福南農場區域建造新館舍，植樹鋪路，其主建築爲一幢鋼筋混凝土結構的大廳，廳前後爲二層，面積500平方米，題名“敦敘堂”，意在延續泉漳會館昔日風采。這棟“敦敘堂”從現存的規劃圖來看還是相當宏偉的，只可惜建築整體因各種原因始終未完工，只有東西兩側部分成型。此後不久國民黨政權垮台，南園新館舍的建造計劃由此擱置。
1947年4月3日《申報》刊登的“泉漳別墅敦敘堂定期舉行奠基禮”的新聞
1947年4月6日，敦敘堂奠基典禮的部分現場珍貴照片，源自《泉漳特刊》
當時規劃的南園建築模型圖（圖右側爲龍華路）
南園敦敘堂建築全圖（虛線部分爲未完工的大廳部分）
20世紀40年代後期敦敘堂部分建築實景照片。這棟南園內的主體建築爲東西向，東西兩側各有一棟兩層混凝土建築，東側爲主樓，西側爲副樓。兩樓中間設計爲大廳，但最終可能因爲諸多原因並未完工
20世紀40年代後期南園園門
20世紀40年代後期南園敦敘堂西側副樓特寫，這也是現今保存最爲完好的部分
現今靠近南園西門的星露閣就是在原敦敘堂西側副樓的基礎上改建而成。拱門和扶梯仍然保留原有結構上海解放後，福南農場內原有的一些墳冢逐步遷出，並由會館方面出資4000余元，由上海港務局將疏浚黃浦江的泥土填高南部江灘，增加2萬多平方米土地。據統計，至1952年，泉漳會館全年房地産收益仍舊有44000萬元之巨（舊人民幣值），其實力可見一斑。1955年會館移交上海市房地産經租公司信托科管理。1957年1月在上海市第二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有人民代表提出將南園改建爲公園的提案。同年4月，市房地産管理局將南園土地約34畝(2.27萬平方米)及園內建築物撥歸市園林管理處辟建公園。當時本著節約的原則，在原有基礎上對地形略加整修，並建圍牆、廁所、道路地坪，種植花木等，投資總額2.11萬元，同年10月15日開放，園名沿用泉漳別墅曆史上的別稱“南園”。開放時部分綠化工程尚未完成，園內居民也來不及動遷，因爲公園不收門票，居民仍可在園中自由出入。1958年初園內居民全部遷出，綠化工程亦已完成，公園粗具規模，遂移交給盧灣區綠化辦公室管理。同年7月6日，盧灣區教育局借用敦敘堂作盧灣區少年之家。次年，盧灣區體育運動委員會在園內開辦國防體育訓練班。1960年9月盧灣區副食品公司在園內設飼料加工場，公園停止對外開放。至1963年6月，上述借、占的建築和土地陸續歸還，同年10月南園再次開工建設，主要是清理場地，整修圍牆、大廳、長廊，疏通河道，種植樹木。1964年5月初完成修複工程，同年6月1日南園第二次開放，並實行售票入園。1965年6月，打浦路黃浦江隧道工程著手施工，由于公園位于隧道出口，就被借用作施工場地，公園再次停止開放。1974年11月起逐步歸還園地和建築，這時的南園已成爲一片廢墟，道路、下水道等設施和花木全部損毀，僅有的“敦敘堂”大樓成爲嚴重沉陷破裂的危房。南園重建工程于1975年動工，先後清除建築垃圾3000余噸，進土1000余噸，重建圍牆、道路和園林建築，進行綠化施工。在工程進行中，盧灣區房地産管理局于1975年6月借用公園南半部約8000平方米土地搭建拆遷過渡用房，使公園複建工程于1976年底修複北半部之後無法繼續進行。後幾經協商仍未解決，只得在1979年6月11日將北半部已建成的1.1萬平方米綠地先行對外開放。這是南園的第三次開放。而南園中的標志性建築“敦敘堂”因爲年久失修，只留部分基座和西側拱門及兩邊樓梯，面積約200平方米，曾經作爲公園辦公室，現爲星露閣。
1947年南園區域航拍
1979年南園區域航拍資料來源 | 天地圖·上海南園北大門（龍華東路800號）入口處爲一花壇，系1988年打浦橋隧道改造工程中，將水池填沒後改建。西邊的花壇，栽有茶花、杜鵑、蚊母樹、楓、柏、白榆。因爲隧道進出口通道在公園下面，受隧道口建築的影響，花壇後原堆土山，1988年改成台地，上鋪水泥地坪，地坪上建環形花壇及鋼筋混凝土制蘑菇形小亭3只。整個公園在20世紀90年代前基本完成各項擴建改建工程，種植各類樹木計30余種、2400多株。上海世博會之前，此地又作爲重點輔助地區進行了新的改造。飽經滄桑的南園依舊靜谧安逸，豐富的植被資源和濱江沿岸的地理優勢讓它成爲了市民活動、健身、休憩的絕佳場所，尤其在2010年上海世博會後，濱江地帶建設日新月異，向南眺望，盧浦大橋如同架于浦江兩岸間的彩虹橋，帶動浦江沿岸的經濟發展。朝北看去，高檔住宅小區林立，映射上海城市形態和市民生活的迅速提高。在黃浦濱江的五大主題區段規劃中，自盧浦大橋到日晖港人行橋之間的這最後500米水岸，被賦予“慢生活港灣”的美好藍圖。盡管這短短的半公裏還不到黃浦濱江岸線整體長度的十分之一，卻著實用它深厚的曆史底蘊和世外桃源般的景象，奏出悠長而曼妙的一段綠色旋律。
1993年盧灣區境主要革命史迹分布示意圖中標注的與南園有關的地點資料來源 | 《盧灣區志》
2008年7月，建設中的上海世博會園區（盧浦大橋周邊），從中我們可以依稀辨認出現今南園的位置。當時日晖港及黃浦江沿線有大量碼頭和工業建築正在改造中圖片攝影 | 郭長耀
現今南園及周邊區域鳥瞰資料來源 | google earth結語上海大都市在吸收外來文化的同時，進行了優選，凡是比較優秀的文化都能在上海存在和發展，民國期間崛起的大批同鄉會，比會館（公所）多有進步，組織制度上也更類似現代化的社團。但同鄉會也有一定的曆史局限性，即有時會有狹隘的鄉土意識，有時與民主和法制會發生矛盾。雖然有這些局限性，但老上海的會館（公所）在曆史上對上海城市發展所起的積極作用是應當被充分肯定的，泉漳會館就是其中較爲典型的案例。從唐宋起就已形成的滬閩海上商路曾是海上絲綢之路東線重要的組成部分，中國南方的泉州等港承擔著海上絲綢之路的出發港角色，而運出貨物中的一部分物品，來自長江中下遊等地區，這部分物品主要也是通過海運而抵閩廣，因爲海運比陸運更便捷更經濟。
2010年上海博物館考古研究部將青龍鎮遺址的考古工作納入到了大遺址考古規劃中。2010—2016年，對該遺址前後三次進行考古勘探和發掘工作，青龍鎮遺址曆年發掘出土了數十萬片碎瓷片，其中經過拼對可複原瓷器約6000余件，它們大多數是來自福建、浙江、江西、湖南等南方窯口的産品。唐代以越窯、德清窯、長沙窯爲主，主要器形有碗、盞、罐、壺、盂、洗等。至宋代漸轉爲以福建窯口、浙江龍泉窯、江西景德鎮窯等爲主圖片攝影 | 王溶江
1998年，德國打撈公司在印尼勿裏洞島海域一塊黑色大礁岩附近發現了一艘唐代沉船，名爲’Batu Hitam’，中文意譯爲’黑石’號。船只的結構爲阿拉伯商船，裝載著經由東南亞運往西亞、北非的中國貨物，僅中國瓷器就達到67000多件。打撈出水的文物包括長沙窯、越窯、邢窯、鞏縣窯瓷器。這批文物被新加坡亞洲文明博物館收藏。目前黑石號沉船中的部分文物正在上海博物館展出資料來源 | 上海博物館在海上絲綢之路南下主線外，還存在國內沿海爲之服務的海運輔助航線，避免了陸上運輸的不便，有益于沿海及內陸縱深地區物品的出口，這也從一個側面證明上海作爲中國沿海重要港口的地位，而由此産生的滬閩乃至于東南亞各地的商界和民間交流也印證了“開放包容 合作共贏”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