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蔔仁
閩南的“海上絲路”口岸，自唐末曆經宋、元兩個朝代，一向爲泉州港，時稱“刺桐港”。明初，泉州港退出曆史舞台，到了明朝中後葉，由漳州的“月港”取而代之。月港繁盛了160多年，由于港口淤塞和朝廷厲行海禁等因素的制約，閩南一帶經營海上貿易的商賈，改在廈門及其周邊的嵩嶼、海滄、高浦、劉五店等偏僻小港，修船載貨遠航東西洋交易，並在浯嶼與朝廷嚴禁的葡萄牙人私自通商。廈門的地理位置和港口條件遠較內河的月港優越，因而逐漸取代月港，並成爲我國東南海沿海著名的口岸。
明朝天啓四年（1624年），廈門的一個巨商和霸占我國領土台灣的荷蘭人貿易，“每次用五艘帆船運出大量生絲，年銷量達到八萬斤，等于整個中國帆船隊在萬丹（今印尼）銷量的兩倍半。”（《孔恩文件》）。
鄭成功在廈門建立南明政權，爲解決軍費來源，十分重視發展海外貿易。他擁有數十艘大帆船，東到日本，南至呂宋（菲律賓）、暹羅（泰國）、柬埔寨和交趾（越南），生絲和陶瓷是主要的出口商品。
在鄭成功及鄭經據有廈門時期，荷蘭和英國都曾獲准前來貿易。《從征實錄》記述荷蘭要求通商時說：“藩（鄭成功）駕駐思明州（廈門）。台灣紅夷酋長一揆遣通事何斌至思明啓藩，年願納貢和港通商……。許之。”1670年6月23號，第一艘英國商貿“萬擔賓客”號到達廈門。英國東印度公司還在廈門開設過工廠和商館。英商從廈門出口的商品主要是絲綢、白銅和中藥材大黃。從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一書所見的不完整材料，自1681年到1753年間，前來廈門的英國商船先後有25艘，英商銀貿易差額輸入廈門的白銀，共達126182磅。
清初也厲行海禁，寸板不許下海。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朝接管在台灣的鄭氏政權後，施琅和工部侍郎金世鑒等奏請開放海禁獲准。第二年在廈門設立海關。“服賈者以販海爲利薮，視汪洋巨浸如衽席。……外至呂宋、蘇祿（均屬菲律賓群島）、實力（新加坡）、噶喇巴。冬去夏回……舵水人等借此爲活者以萬計。”（《廈門志》）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又“議准江浙等五省貿易商船到廈就驗。”到了雍正五年（1727年），不僅“南洋諸國，准令附近商船前往貿易”（《打球會典事例》），而且明文規定，所有“洋船出入，總在廈門、虎門（屬廣東省）守泊。嗣後別處口岸概行嚴禁。”（《皇朝（清）文獻通考》）這一措施，更促進了廈門對外貿易的發展。這一時期的廈門商家雲集，梯航萬裏，“島上人煙輻辏”，到處呈現一片繁榮景象。
乾隆年間，是鴉片戰爭前廈門對外貿易的黃金時代。當時前往東南亞各國貿易的洋船，據福建巡撫潘思榘的報告，僅乾隆十三年（1748年）農曆六七月，洋船陸續回航抵廈門的就有16艘。乾隆十六年，負責將軍兼管閩海關事的新柱，也有個報告說：“往販外洋商船，本年閏五月至今，陸續回棹者，已有二十只。”（《史料旬刊》）
自雍正曆乾隆以迄嘉慶，來廈門貿易的外商，當推暹羅和呂宋的米商最多。這些外商，帶來大量白銀采購我國的絲綢、瓷器、石料等土特産。應該指出，這裏說的呂宋夷商，指的是西班牙人而不僅僅是菲律賓人，因爲那時候後的呂宋是西班牙的殖民地。
一直到鴉片戰爭爆發前，廈門和東南亞的貿易仍然正常進行。道光九年（1829年），載重250噸到400噸不等的3艘商船前往新加坡。（《新加坡報》1829年10月23日）道光九至十年間，有9艘中國商船分別從廣州、潮州、上海、廈門等進入新加坡港，其中廈門四艘，名列前茅。廈門商船載的“生絲數量特多”，占貨物總值中的最大部分是土布和陶瓷。廈門的這四艘商船，還載去華僑1570人。（同上1830年3月25號）越年，又有兩艘商船從廈門駛抵新加坡港。
廈門作爲絲路的重要口岸，一直延續到鴉片戰爭前夕。除了貨物，廈門還是華僑出入祖國的口岸。
來源：廈門市地情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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