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指出，拜登成爲美國總統之後，美國對華政策並未緩和，反而出現進一步惡化的趨勢。（法新社）

一度良好的中美關系，在特朗普當總統的四年時間裏直線下滑，愈演愈烈的貿易戰和科技戰，讓中美關系和世界局勢蒙上巨大陰影。

一些觀察家本以爲，來自民主黨的拜登取代特朗普成爲美國總統之後，美國對華政策會出現明顯緩和。然而，過去兩個多月的局勢表明，這樣的預想不僅沒有成爲現實，而且兩國關系有進一步惡化的趨勢。

雖然兩國的最高外交官在美國阿拉斯加舉行了面對面的對話，但主要分歧並未彌合，不僅特朗普時期針對中國商品加征的關稅沒有取消，而且雙方在人權、新疆、台灣、香港等問題上的交鋒，比特朗普時期有過之而無不及。原因何在？

從合作到競爭：中美關系出現實質變化

很多人認爲，過去四年的美中關系惡化，深深打上了特朗普鮮明的個人烙印；殊不知，特朗普只是在總統寶座上用比較誇張的手法，表達了美國對華政策所必然要出現的結構性變化，即伴隨中國的持續崛起和國際影響力的擴大，美國對華態度必然會從合作與友好，轉向競爭與對抗。這是永恒的現實主義國際關系主題所決定的，有人稱之爲“修昔底德陷阱”，是曆史悠久的權力平衡理論的一個重要推論。

在“修昔底德陷阱”設想中，只要崛起大國的實力日益威脅到首要大國的霸權地位時，無論霸權國內部的政權性質如何，都必然對崛起國采取遏制和競爭的態勢。因此，無論是強調貿易等硬實力的共和黨人，還是鼓吹人權等軟實力的民主黨人，都必然會對崛起的中國采取強硬態度。

美國這種對華態度的轉變，其實始于民主黨人奧巴馬當總統的時候。當時面對中國超越日本，成爲亞洲第一大經濟體，奧巴馬提出了“重返亞太”戰略，並具體由時任國務卿希拉莉等人實施，旨在平衡中國在亞太地區不斷增長的影響力。

然而，當時由于中美之間出現越來越廣泛的經濟相互依賴關系，美國對華政策仍以接觸爲主。在這樣的背景下，時任美國副總統的拜登與時任中國國家副主席的習近平進行了多次接觸，以了解彼此未來的戰略走向，避免出現導致兩國關系惡化的戰略誤判。

拜登本人的對華態度這些年也出現了明顯轉變。20年前，當中國申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時，拜登是一位堅定的支持者。如今，拜登不僅在人權等領域抨擊中國，在貿易、科技等問題上也態度強硬，更加強調保護美國的就業機會和經濟安全。

此外，在應對中國挑戰的手法上，民主黨政府更爲重視與盟友的關系，希望形成合力以實現戰略目標，這一點比共和黨要求盟友們自力更生更具有進攻性。拜登上台不久，西方世界的美國、歐盟、加拿大和英國就幾乎同時在新疆問題上實施對華制裁，這應當與民主黨的這種外交風格有密切關系。

民主黨政府更易觸動中國核心利益

長期以來，中國外交兼具彈性與剛性特征，這表現爲在一些具體經濟、貿易等問題上具有靈活性，能夠達成妥協與讓步，但在屬于中國界定的涉及領土、主權、社會制度等核心利益問題上則很難讓步，原則性很強。

從中國核心利益角度出發，似乎特朗普提出的貿易要求更容易和中國政府進行協商，因爲這些要求不外乎經濟利益上的討價還價。因此，中美在2020年初尚能達成第一階段貿易協議，以緩和兩國緊張關系。

然而，拜登的民主黨政府目前強調的人權問題、新疆問題乃至台灣問題等，都涉及中國界定的核心國家利益，估計中國政府在這些問題上讓步的空間很小。不僅如此，持續就這些問題施壓，可能導致美國與中國的關系全面惡化，進一步加劇已經形成的競爭與對抗態勢。從中國角度看，拜登是一位比特朗普更難打交道的美國總統，因爲中國在以上核心利益問題上的外交回旋余地不大。

此外，拜登還強調意識形態在國際關系中的重要性，而這一點是特朗普經常忽視的。目前，美國民主黨政府正在國際上組建民主國家的聯盟，對抗美國眼中的專制政府。中國感覺受到威脅，將加強和不在美國聯盟範圍內的國家的合作，如俄羅斯、伊朗、朝鮮等。

從國際關系理論的角度出發，如果兩大對立聯盟一旦形成，雙方的領導國家達成妥協和合作的可能性就更小，這是因爲兩個超級大國容易受到自己盟友利益的牽制，導致外交彈性不足。

中美之間仍有合作空間，如氣候變化等。拜登和習近平都強調環境保護和溫室氣體減排的重要性，以及國際組織的重要地位。然而，如果熱點問題造成的緊張態勢未能得到有效管控，這些問題將會産生外溢效應，影響雙方在有限領域的一些合作。

來自/ 聯合早報 作者：陳剛

作者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助理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