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明海外傳播專題】
編者按
中華傳統文化以其博大精深在海外收獲大批擁趸，極大促進了文明交流互鑒。日前辭世的著名曆史學家、漢學家史景遷就因爲對《紅樓夢》的興趣走入漢學研究，以博士畢業論文《曹寅與康熙：一個皇帝寵臣的生涯揭秘》開始了學術生涯。本期專題推出文章回顧百年美國紅學之路。研究之外，中華文化走出去的形態遠非一途。《廣東戲在東南亞的“在地化”》聚焦傳統文化海外活態傳播的案例，從另一個角度展示了中華文化的域外熱度和獨特價值。
作者：劉紅娟（華南農業大學人文與法學學院副教授）
東南亞是世界上華僑、華人最多的地區。東南亞的華僑華人中，尤以粵籍的華僑華人爲最多。與流行于廣東的廣府、潮汕、客家三大族群地區相一致的粵劇、潮劇、外江戲（廣東漢劇）成爲東南亞粵籍華人中最受歡迎影響最大的華族戲劇劇種，與源自福建的“福建戲”相區別，被東南亞華人華僑稱爲“廣東戲”或“廣府戲”。東南亞這些肇始于17世紀的廣東地方戲從落地生根到發展嬗變走過了風雨幾百年，廣東戲在東南亞的“在地化”現象，成爲海外中國戲曲文化生態的重要人文景觀。
早在18世紀，中國戲曲的域外傳播問題受到了西方漢學家的關注。一直到20世紀上半葉，西方漢學家都主要致力于中國戲曲的譯介。大概從1970年以後，海外的中國戲曲研究才漸趨成熟和專深，出現了中國戲曲研究的大家，如美國的柯潤璞、奚如谷、章道犁，英國的杜爲廉、龍彼得，荷蘭的伊維德，日本的田仲一成等。國內學者對中國戲曲的海外傳播問題的關注則稍晚。1928年，陳受頤的芝加哥大學博士論文《十八世紀中國對于英國文化的影響》較早涉及《趙氏孤兒》的海外傳播，此後百余年間，更是出現了不少這方面的力作。伴隨著海外漢學研究的推進，中國戲曲在北美、歐洲、日韓等發達國家的傳播，得到了越來越多學者的關注。
相對于北美、歐洲、日韓的中國戲曲研究熱，東南亞中國戲曲研究則相對冷寂。自上個世紀初，東南亞各國報刊有很多關于華人圈的粵劇、潮劇、外江戲等戲劇演出的散篇介紹與評價，如1938-1939年泰國《中國周刊》、《暹羅華僑日報星期刊》登載了十余篇有關泰國潮劇的評論文章，包括羅恬的《如何制止潮劇的畸形發展——謙獻尹聲濤先生》、林林的《提供幾個促潮劇當局覺悟的辦法》以及玉人的《看了〈大義滅親〉後的話》等。類似報刊評介文章數量衆多，但並未上升到應有的理論高度。該研究領域比較重要的學者，有新加坡國立大學的容世誠教授和新加坡戲曲學院的蔡曙鵬博士。容世誠在新加坡和香港地區展開的有關祭祀與潮劇演劇的成果，令人耳目一新；蔡曙鵬集編導演多種才能于一身，積極投入新加坡華人戲曲的研究，但更致力于新加坡華語戲曲的改編與推廣。值得注意的是，東南亞高校博碩論文有力推動了該領域研究的深度，如泰國朱拉隆功大學的莎雅蒙·乍能叻的碩士論文《“潮州戲”在社會戲劇中的身份：泰華民族特征》（2001）、馬來西亞林瑞鸾的碩士論文《馬來西亞槟城州潮劇研究——以酬神戲活動爲探討對象》（2008）、新加坡郭坤福的博士論文《新加坡現實主義華語話劇的思潮演變（1945－1990）》（2010）、新加坡賴素春的博士論文《新加坡華族戲曲發展史》（2011）等。
國內較早關注東南亞中國戲曲的學者是賴伯疆，成果有《東南亞華文戲劇概觀》（1993）、《廣東戲曲簡史》（2001）。此外，陳骅的《海外潮劇概觀》系列論文（1995-1997）、謝彬籌的《廣東戲曲傳播海外的途徑和特點》（1996）開啓了國內東南亞華語戲曲研究的坎坷路。潮劇梅花獎演員陳學希編著的《潮劇潮樂在海外的流播與影響》以翔實資料取勝，包羅了潮劇在海外傳播的衆多珍貴資料。近幾年來，亦有各級的專項項目研究，如2014年沈有珠教育部項目“近現代粵劇海外傳播研究”、2019年康保成教授結項的國家社科重點項目《新加坡藏“外江戲”劇本的搜集與研究》等，研究成果非常令人期待。
對中國戲曲的域外傳播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中國戲劇史，如原始戲劇、宋元雜劇、明清傳奇，集中于經典作品經典作家的研究，關注範圍主要集中于北美洲、歐洲、日本等發達國家和地區。對于近代地方戲域外傳播的研究則比較薄弱，且關注焦點主要是京、昆爲主，對非英語世界的東南亞地區華人戲曲則關注更少。東南亞的華語戲曲研究從20世紀末的零星、冷寂，到近幾年成果的逐漸精深，研究隊伍相對齊整。此一現狀表明，東南亞華語戲曲研究這一領域，已經引起了學界越來越多學者的關注和興趣。
衆所周知，海外華人的認同一直是跨學科關心的主題，而承載宗教信仰、娛樂、鄉音的家鄉地方戲某種程度上成爲族群意識、族群認同相當重要的指標。東南亞華語戲曲存在的重要性和研究的價值自是不可忽視，但其作爲海外華人的文化儀式的價值，曾很長一段時間處于學界主流視野之外。前輩學者或同行筚路藍縷，著手拓荒，不過他們的考察側重于福建華僑與福建劇種。廣東戲中潮劇研究相對集中，粵劇、外江戲研究比較薄弱，將粵劇、潮劇、外江戲作爲廣東戲的整體探討與粵籍華人華僑關系的研究，仍然付之阙如。類似散篇單論的單一劇種的研究，不足以體現廣東地方戲在數量與影響上占絕對優勢的粵籍華人華僑生活中的地位和應有的學術關懷。就此而言，廣東戲在東南亞的傳播與嬗變問題的探索，廣東戲在東南亞的“在地化”問題的考索，具有三個層面的重大意義。
從戲曲史的意義上看，東南亞粵地地方戲研究是中國戲曲海外傳播的重要內容，從大量的華僑資料、民間家譜、族譜、方志、文人筆記等相關曆史文獻入手，對粵劇、潮劇、外江戲爲代表的廣東地方戲傳入東南亞的路線、分布等進行嚴謹認真的梳理，追溯這些華語劇種如何傳播、在他國的政治文化空間中如何艱難地自適與調整，對他國的文化藝術、人們生活有何影響，進而討論廣東戲傳入東南亞的曆史源流與發展，將是對廣東戲在東南亞的發展軌迹盡可能做宏觀的曆史把握的必要工作。在此基礎上，對粵劇、潮劇、外江戲三個有代表性的廣東戲劇種做個案研究，梳理它們在東南亞各國的演出與受衆接受情況、戲班經營、劇本劇目和唱腔音樂的接受與改編、舞台語言的改造、報刊劇評等史料，對它們在東南亞的輝煌與沒落、發展與嬗變做專題的考察，在實事求是的基礎上揭示各自發展與嬗變的過程、特點和規律，考察所在國的政治與文化藝術政策對各劇種與各族群華人華僑生活的影響。對這些問題的討論，均有助于推進中國戲曲海外傳播的研究深度和廣度。
就華僑史研究角度而言，家鄉地方戲之所以能在東南亞華人圈中廣泛流行，源于這些移民在異鄉酬神祭祖的文化儀式和心靈慰藉的需要。考察廣東戲與粵籍華人華僑生活與精神世界的關系，考量華人華僑在面對家鄉戲作爲意念家國的載體與融入他國的矛盾下，內心的追尋或背離。無疑，從家鄉帶來的地方戲能在東南亞各國傳承、存活，是因爲它們在新的流行區域中獲得新的不可取代的各種功能，包括祈禱祭祀的宗教功能、文化認同功能、文化傳承功能、族群凝聚功能等。如能從發生環境、發展的社會條件及其生存的人文背景等方面，做深層的調查、分析和探討，挖掘粵劇、潮劇、外江戲爲代表的廣東戲在東南亞賴以生存發展的宗教、民俗、儀式等客觀的社會基礎條件，並結合各國文化特點、華人華僑的心理變遷，揭示其可能發展的趨勢，將極大有益于揭示華人華僑的日常文化藝術生活，了解華人華僑豐富而深層的精神世界，從而推動華僑史相關領域的研究。
東南亞的華人華僑社會，是廣東地區的戲曲生態、族群生態、語言生態等在東南亞他國的生存與自適。以粵劇、潮劇、外江戲爲代表的廣東戲東南亞“在地化”，這一重大文化現象與精神存在，是中國戲曲海外傳播研究的重要範疇。從民族文化傳播與世界文化交流的著眼點考量，勾勒廣東戲在東南亞的“在地化”曆程，不僅可以揭示其與他國文化政策、僑民心理變遷的關系，展示其藝術本體價值，反思作爲移民藝術的曆程、經驗與教訓，有益于考察“全球化”語境下重構民族文化多元化的意義，更有助于推動海外漢學相關研究領域的深化。進一步說，東南亞地區家鄉地方戲的展演，代表家國意念的精神家園意味的文化儀式價值，在某種程度上超越了作爲娛樂方式的欣賞價值，廣大僑胞也能由此獲得心靈故鄉的中華民族身份的強烈認同，必然是對我國乃至廣大華人華僑中華民族命運共同體意識的強化與深入研究的需要，更是在新時代社會主義建設背景下，構建人們對曆史上中華各民族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交往交融的曆史事實、現實情感和文化心理的認同的需要。
《光明日報》（ 2022年01月03日07版）
來源： 光明網-《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