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一個在印度的朋友聯系我，說下個月就要回國了。
我問這次待多久，他說這次回來，就不回去了，印度的廠子也解散了。
說實話，我聽到這個消息後吃了一驚，因爲這位朋友做的並不是組裝廠，而是負責中上遊供應鏈的某個高端零部件環節，在印度諾伊達做得很大。要是連他也幹不下去了，說明印度的制裁力度已經很嚴重了。
後來他留下一句讓我很印象深刻的話：之前誰都沒想到，印度這次會做這麽絕。
事實上的確如此。2020年印度修改了外國對印投資規則之後，截至目前，已經有多達500家中國廠商遭到了印度的制裁，並且“罪名”扣得五花八門：
小米因“逃避關稅”，被追繳5.6億元人民幣稅款，被凍結7.25億美元；
OPPO“錯誤使用關稅豁免”在印度被罰37億元人民幣；
Vivo“涉嫌洗錢”被凍結近4億元資金；
華爲被指控“涉嫌逃稅”；
中興被指控“資金來源不明”；
118個中國應用程序以“國家安全”爲由被封禁……
除此之外，中資企業參與印度道路建設直接被拒絕，中印合資企業參與印度列車競標資格也被取消……
至此，我們可以看到2020年3月，莫迪政府提出的“對華産業替代”政策，明顯的意圖：
目的就是讓印度制造替代中國制造，印度資本替代中國資本，並在全球産業中實現“美西方+印度”的産業合作模式取代“美西方+中國”的模式。
甚至有專家將此概括爲ABC政策（Anything But China），就是除了中國啥都好談。
可以說印度正在對中國廠商進行一場“無差別的判罪”，何患無辭。
在重壓之下，甚至有些品牌已經扛不住“折磨”，選擇了撤離。
前兩天，榮耀CEO趙明在新品發布會後的記者會上公布了撤出印度市場的決定：
榮耀幾年前就在印度有團隊和經營了很長時間，後來由于衆所周知的原因，榮耀印度團隊撤出了。目前榮耀在印度仍有合作夥伴，並開啓了相關業務，同時印度市場保持了盈利。未來，榮耀會采取非常穩妥的方式在印度市場開展業務。
簡而言之，榮耀的離開並非自願，也並非當下的印度不需要榮耀，單純是印度營商環境惡化下的無奈之舉。
隨後他還補充道：實際上，不僅僅是榮耀這樣的大型企業最後選擇退出印度市場，許多位于印度手機等重要産業鏈上的我國中小工廠，80%都倒掉了，剩下沒有倒閉的，也有不少選擇退出印度市場。
正如他所說，榮耀不會是最後一個被逼走的廠商。
7月上旬，小米就被曝正在越南建廠，引發了市場關于小米是否在“曲線逃離印度”的猜想。
更早之前，Oppo、Vivo都傳出了極有可能退出印度市場的消息。
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正放棄自己多年在當地打拼的基業，放棄自己用多年來在“鹽堿地”中艱難打造出的供應鏈體系，尋找下一個海外落腳點。
那麽，是不是說莫迪政府的“對華産業替代”政策就要成功了，是不是要真的已經過了河可以拆橋了？
01
說到印度拆橋的故事，可以從小米講起。
2014年，小米第一次進入印度。當時印度已是全球第三大智能手機市場，競爭慘烈早已成紅海。
爲了在當地紮穩腳跟，小米第二年就拉來富士康，在印度投資35億美元設立了生産線，隨後雙方合作建立的生産線落成投産。
2015年8月，小米在印度發布的紅米手機2增強版，就是由富士康印度工廠代工生産。
2020年，全球疫情導致供應鏈“宕機”，小米不辭辛苦找來三家新的合作夥伴——比亞迪、DBG和Radiant，共同在印度建廠和生産小米設備。
截至目前，小米在印度已經擁有7家制造工廠，3/4的手機零部件做到了本土化，小米在印度銷售的手機中，99%都在印度生産。
按說做到這種程度，小米應當稱得上印度制造業的“功臣”。
結果誰也沒想到，當印度的電子産業成熟後，卻選擇第一個拿它來“祭天”。
2022年1月份，印度財政部以“非法彙款給外國實體”爲由，向小米出5.6億的天價稅單。
4個月後，印度執法當局再次發難，扣押了小米集團存在印度的555億盧比存款，約合48億人民幣。
5月，印度執法局扣押小米7.25億美元現金，理由爲不當轉移資金。
要知道自從小米進入印度以來，利潤最高的一年也不過3億多元，假如這些錢全被扣押，也就意味著他們多年來的積蓄就竹籃打水一場空。
同樣的一幕也發生在通訊電子領域。
1999年夏天，華爲在印度的班加羅爾成了“印度華爲研究所”。當時這個研究所的成立是有些爭議的，一些被派駐印度的華爲員工認爲，公司在印度設立研究所有些得不償失。
然而任正非有自己的考慮：印度擁有大量通過CMM認證的軟件企業，華爲在印度設立研究所．有助于吸收這些優秀人才的加入。
所謂CMM，就是把軟件開發過程的成熟度由低到高分爲五級，等級越高，表明該企業軟件開發失敗風險越低、整體開發時間越短，並能減少開發成本、降低錯誤發生率、提高産品質量。
兩年後，華爲在印度正式成立了研發中心，並解決了一千名人才的就業問題。“印度研發中心”成爲華爲在國外最大的研發中心。
換句話說，富士康進到印度讓印度藍領有工可打，印度華爲研究所則是給印度白領甚至金領提供一個更大的舞台。
後來的事實證明，華爲真的是在幫印度培養人才。
2003年，華爲印度研究所就已經正式通過了CMM五級認證，標志著華爲在CMM戰略實施上再次取得重大進展，已經搭建出完善的人才梯隊梯隊。
2007年，華爲在CDMA市場最大的突破，又是出自于華爲印度研究所。
該年年中，華爲連續與印度兩大主要CDMA運營商、位列全球十大CDMA運營商中的Reliance和TATA簽署了設備合同，金額接近3億美元，由其承攬的基站覆蓋面積超過印度國土的一半。
當然這種合作是雙贏的，印度也一度是華爲的主要海外市場之一。此前，有數據顯示，2014年到2018年財年，華爲在當地的營業收入從不到2.5億美元上漲到大概12億美元；而公開數據更是顯示，在2018-2019財年中，華爲在印度的淨利潤指標就達到5.2億人民幣。
2018年，華爲又承諾將在3年內，投資1億美元生産手機，並開設1000家品牌門店。
隨著5G時代來臨，按理說，在5G方面全球領先的華爲，應該在印度獲得更大的機會。
然而，華爲在印度的境遇卻開始急轉直下。
去年，華爲被排除在印度5G試驗的名單之外。
到了今年3月，通過的電信許可規範修正案中，印度又對電信運營商作出規定，要求其在采購設備時，只能從指定機構批准的“可信任”供應商處。
愛立信、諾基亞、三星等電信設備商被允許參與本國5G試驗。但中國企業並沒有在名單之列。也就是說，華爲再次與印度5G無緣。
另一方面，華爲的消費電子業務也被屢遭“突擊”檢查。
2022年2月15日，印度稅務部門突降與華爲相關聯的主要營業場所，對其進行搜查行動。
印度稅務部門的官員們查看了華爲的財務文件、賬簿、公司記錄、印度業務和海外交易文件，並將部分文件帶走。
該部門表示，這次搜查行動是印度專項打擊電信公司逃稅行爲的一部分，這些公司涉嫌通過購買股票、虛假開支等方式向境外母公司轉移利潤並逃稅，這些行爲使“印度財政損失巨大”。
政府出手之後，就是媒體上場。
印度報業托拉斯的一篇文章提到，華爲通過操縱賬簿以減少其應稅收入。另有《The economic times》指出，印度稅務部門稱已有足夠的記錄材料，證明華爲公司和四名被告犯下可根據《所得稅法》受到最高可判處兩年監禁的罪行。
手法換湯不換藥，而且仍是以“偷稅漏稅”爲由。
可見，印度制裁中國企業的手段不外乎就兩方面，一方面，是利用政策調控不讓企業賺錢，另一方面是在稅收上大做文章，重金罰款，把多年在印度掙下的利潤都罰幹淨。
在這兩根“大棒”之下，中資企業假如決定立刻離開印度，意味著多年在印投資功虧一篑，但不走的話，又無疑面臨著繼續被壓榨、罰款的命運，未來的損失可能會更多，在左右爲難之下，可謂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
02
如今這樣一個局面，其實印度蓄謀已久。
早在2014年，莫迪就提出“印度制造”計劃，名義上是希望將制造業占印度總GDP的比重，從當時的15%提升至25%，並爲每年進入印度勞動力市場的逾1200萬年輕人創造就業。
但對于電力不發達、基建水平差、工業底子長期薄弱的印度來說，這幾乎是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于是他們將目光一轉，投向毗鄰的中國，希望通過咱們完善的供應鏈體系，充沛的人才儲備、成熟的基建技術，幫他們完成這項難題。
當時印度政客也很配合這項計劃，用對中國“谄媚”來形容也毫不爲過。
2014年，印度工業政策與促進部秘書坎特就曾公開表示，印度擁有大量優秀的軟件工程師，擁有大量年輕人口和廣闊市場，歡迎更多中國公司來印度發展，中印攜手共同推動世界經濟增長。
莫迪更是在一次演講中說出這樣的話：“要讓印度變成一個容易做生意的地方，在近期推出了外商直接投資（FDI）政策之後，印度已經成爲全球對外國資本最開放的國家之一。”
而當中企來到印度，並逐漸完成本地化之後，印度便開始慢慢露出了獠牙，推出了一個叫“分階段制造計劃”的配套激勵政策。
這個政策陰就陰在，它幹了一件事——提高關稅。
自2016年起，印度政府連續五年，針對不同手機零部件上調關稅，最高稅率達20%。
但當時中資企業在印度建組裝廠，很多零部件都是從中國進口，隨著關稅提高，這些企業進口零件的成本就會被迫大大提升。
印度智能手機市場又是以中低端機爲主，利潤本來就低，生産成本上升一點點，立刻就從盈轉虧。
無奈之下，一些手機廠商只得將生産零部件的工廠，逐步遷移到印度本土生産。
通過獲得這些中資企業的供應鏈，印度的電子産業飛速進步，從整機裝配，到普通器件，甚至到高價值配件，逐一滲透，逐個突破。
根據印度手機和電子産業協會（ICEA）數據顯示，從2015年到2019年，印度國內電子産業産值增長了整整，翻了一倍有余。而這背後，大多都是來自中國的電子廠商做出的貢獻。
到了2020年，印度又頒布另一項政策——“生産關聯激勵”。
在這項政策中，印度當局表示將約260億美元，支持14個關鍵行業的生産，包括半導體、光伏、電子設備、制藥、醫療器械，汽車等，要在印度本土制造企業中扶持出“印度冠軍”，並創造出600萬個新的就業崗位。
其實簡單來說就是一句話：既然已經有了底子，那我就要扶植自己的本土企業了。
也正是從那一年起，印度開始對中資企業百般刁難。
比如，動不動就突然襲擊門店，搜查企業的稅務明細，只要稍有問題，就從嚴處理。
比如，10年前的印度法律規定了外資不需要繳稅，今天修改法律，你就要補交10年以來的稅。
再比如，發現你把錢彙回自己的國家，就說你有洗錢的嫌疑，必須把錢留在當地。印度賺錢印度花，一分別想帶回家。
政客的口風也搖身一變，開始把中國描繪成追趕、提防的目標，描繪成“假想敵”。
2020年12月15日，印度信息通信技術部部長拉維•普拉薩德就在一場公開活動上表示，他的目標是讓印度在手機制造領域“超越中國”。
此外他還說，“政府要集中精力讓印度成爲全球電子制造中心，印度未來五年目標是年産10億部手機、5000萬台智能電視和5000萬台筆記本電腦和平板電腦等。”
在2020年出版的書籍《印度之路：不確定世界中的策略》中，印度外交部長蘇傑生(S. Jaishankar)也表明了印度當前對待中國的策略，“與美交好、管控中國、與歐洲培養友誼、安撫俄羅斯、拉攏日本、吸引鄰國”。
剛好也是在那一年，中印在加勒萬河谷發生了一場邊境爭端，隨後印度以國家安全風險爲由，趁機封禁了TikTok、微信等近300款中國應用程序。並加強了對中國投資的管控。到了第二年，印度電子和信息技術部又以“安全威脅”爲由對54款App下達禁令，其中多數是中國企業産品。
不僅如此，印度還將這種野心還在延伸至更多行業，想要搶中國的産業。
2021年10月，印度交通和運輸部部長尼廷·加德卡裏（Nitin Gadkari）在一場活動中侃侃而談，稱特斯拉要想擁有印度市場，就必須在印度建廠生産，避免在印度銷售“中國制造”，並將“印度制造”的特斯拉向全世界出口。
爲了顯得更有說服力，加德卡裏承諾，印度政府將會向特斯拉保證提供一切必要的支持，並保證特斯拉在印度制造的成本將比中國還低。“無論想要什麽支持，我們的政府都會有求必應。”
在發展迅猛的電動車領域，印度也想複制電子産業的一幕。
03
目前來看，印度這種不通過逐步積累技術競爭力實現産業替代，而是通過綁票式的法律法規實現的“産業綁架”，引起了全球投資者的擔憂。
這個月初，印度傳來噩耗——盧比彙率大跌，首度跌破了79盧比大關。
彙率大跌代表著什麽？其中一個原因，資金正在外流。
從過去一年來看，外國投資者從印度股市撤出320億美元，創下曆史紀錄。
過去6個月裏，外國投資者從印度股市總共流出280億。
尤其在3月份，一周就流出近30億美元，創下曆史最高單周外資流出紀錄。
這股“減持潮”，已經超出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的規模。
這背後，最重要的原因是，在印度“媚華”到“對華産業取代”的過程中，面對中國企業表現出180度的態度轉變，必定也會讓其他國家的投資者心懷不安。
並且，盡管面對其他國家的在印企業，印度雖然沒有表現出對華“ABC”的極端態度，但印度也開始對其他國家的企業下手了。
比如，今年6月，美國線上零售巨頭亞馬遜，也被印度政府猛坑了一把。
在進入印度之前，亞馬遜也很懂印度規矩。該國已經有塔塔集團和信實集團兩大線下零售巨頭，惹不起。
2012年，經過亞馬遜遊說，印度政府終于同意以10個邦爲試點，引入外資背景的線上零售商。最終，亞馬遜以2億美元間接入股了印度未來集團的未來零售。
2年後，也就是2014年，亞馬遜老板貝索斯來到印度，還受到莫迪的親自接見，希望貝索斯能加大對印度的投資。看起來，一團和氣。
結果2020年，未來集團直接把自己的零售、批發、物流、倉儲業務賣給了零售巨頭信實集團。
亞馬遜以違反合同，把未來集團給告了。可能是出于對印度法律的了解，亞馬遜將此案件提交給了新加坡國際仲裁中心審理。亞馬遜勝訴了。
但是，未來集團以“非法幹預其商業決策”，上訴到印度最高法院。未來集團勝訴了。
也是在2020年，貝索斯再次來到印度，卻被印度工商部長告知，他的投資行爲會“依法”受到質疑和調查。
官司打到今年2月，亞馬遜進一步認清了印度法律的現實，表示只要未來集團歸還當初投資的2億美元就既往不咎。然而，未來集團表示，因爲經營不善，沒錢給。
不僅如此，亞馬遜還必須繳納20億盧比的罰款。
或許印度不知道，全球的企業家也會像消費者評價外賣一樣，評價各個國家的信用。
就在前陣子，福特汽車公司宣布，已暫停在印度生産電動汽車的計劃。
法國烈酒集團 Pernod Ricard、瑞士建築材料公司 Holcim、花旗銀行和蘇格蘭皇家銀行都宣布了遷出印度的計劃。
德國零售商麥德龍選擇出售經營了20年的印度業務。美國通用也放棄了在印度的工廠…..
數據顯示，2019年至2021年，流入印度的外國直接投資（ FDI），全球占比從 3.4% 下降到了2.8%。
此前傳出要將工廠遷入引入的特斯拉，也轉向印尼，將其作爲下一個亞洲工廠的落腳點。
如今的印度中低端産業還沒有完善，幫自己修橋鋪路的人卻正在被趕走，自己的高端制造業還沒成型，外資卻不願意再將高科技産業遷入印度。
一個不尊重外資的地方，外資也不會尊重你。一個不講商業道德的國家，其他國家也不會和你講道德。
一個只把外資當作耗材、養肥了就殺的地方，外資也同樣會用腳投票，在你最需要幫助的時候，扭頭紛紛離你遠去。
尾聲
雖然目前印度是世界增長最快的經濟體，人口也即將超過我國，但在一樣東西培養起來之前，印度和中國就永遠沒有可比性。
這樣東西，就叫信用。
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教授帕諾什·穆道庫塔斯教授就曾在《福布斯》雜志上發表過一篇文章，稱從信用評級的角度來看，印度沒有資格與中國平起平坐。
他在文章中表示，在信用評級機構看來來，所有主要的信用評級機構都給了中國一個近乎完美的分數，這個分數同美國接近。但它們給了印度一個近乎垃圾的分數。例如，惠譽國際信用評級有限公司的打分，中國是A+ ，而印度是BBB-。
三大評級機構對中國和印度的主權信用評級（從左至右：標普、穆迪和惠譽；第二行爲中國的主權信用評級，第三行爲印度的主權信用評級）
印度要知道，以市場換技術的本質，是要追求彼此長期受益，而不是單純地外資來帶飛印度，利用完人家，就一腳把人踢開。
明白這點之後，印度的産業升級才能有實質性的變化。
不過從長遠的角度來看，其實他們如今這樣，對我們來說也並不一定就是件壞事。
就像上次，印度在基建項目上故意排斥中國，從而避免中國把關于基建的“功力”傳授給印度一樣，印度打壓中國電子行業，也使得印度失去承接中國手機産業的機會，客觀上阻止了印度對中國手機份額的截奪。
也避免了我們再次看到東郭先生與蛇的故事。
並不是所有國家都有中國的潛質，也不是所有國家都有中國的胸襟，更不是所有國家都有中國的格局，有些國家天生就沒有，你後天給它多少資源，多少人口，它都沒有。
從如今這場鬧劇看來，印度成不了中國，你給它多少年，它都成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