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藤原彰（日本）
作者介紹見前文
前一篇寫到，作者1941年駐紮在河間景和鎮的部分經曆，
今天這篇是把後面涉及冀中的三小章一起發出來。這三章揭露出了當年日軍在冀中做出的種種暴行。再後面，是寫的移駐冀東，東北，以及南下等的經曆，就不再寫了，如果有興趣可以搜索，實體書現在不好賣了，網絡資源還是有很多的。感謝大家支持。
討伐戰與民衆
從前往中國赴任到與八路軍作戰，我沒有得到過任何關于中國共産黨和中國農民現存狀態的知識。從一開始，我對于在陸軍士官學校所教給我的那些軍國主義的東西，即發動對中國的戰爭就是“要嚴懲不屈從于天皇神威的中國”等陳詞濫調，一直都是原封不動地接受和相信的。因此，對于侵華戰爭“是讓中國民衆得以沐浴天皇之仁厚恩慈”的說教也是深信不疑的。可是，當我到達中國戰場後，立刻體驗到的卻是日軍隨便燒毀村莊、任意屠殺農民的嚴酷現實。我開始慢慢地感覺到，這一嚴酷現實跟那些日軍所宣揚的什麽“民衆愛護”、“天皇仁慈”之類的美麗謊言不僅風馬牛不相及，而且簡直是太可笑了。
在跟那些被稱贊爲“勇猛的指揮官”的上級軍官近距離地直接接觸以後，這樣的疑問就更多了。
我到小隊駐地赴任以後，跟聯隊長、大隊長的直接會面，只是在掃蕩作戰的過程中。那時我對兩位長官的印象各有不同。聯隊長山本募大佐，後來在緬甸戰場上作爲步兵團長以“作戰勇猛”、“剛毅果敢”而馳名，得到了日本陸軍上層的很高評價。在中國戰場的某一村莊，他曾經以懷疑村民串通八路軍爲由，親自大聲下令：“燒光。”
誰都明白，那個意思就是把一切能燒掉的都一把火燒掉。當我聽說此事時，感到非常震驚。因爲是聯隊長直接下令，所以士兵們更加像發了瘋似的點燃了一間又一間農民的房屋。留在村子裏的一個老婆婆緊緊抓住日軍士兵的腳，請求他停止放火。那個日軍士兵一腳把老婆婆踢倒在地，繼續放火燒農民的房屋。看到那樣的情形，我不由得産生了“這樣做是正確的嗎”的疑問。
第一大隊長山田秀男少佐當大隊長已經兩年了，早已成爲掃蕩作戰的老手，而且每每取得“輝煌的戰果”，得到了方面軍和師團的表揚。1942 年，他轉任日本陸軍最早的傘兵部隊——挺進第一聯隊的隊長。但是當時我想，挺著那麽大的肚皮，他能乘著降落傘從天而降嗎？在大隊長直接指揮下進行掃蕩作戰的時候，如果到設置在途中某一個村莊的大隊部去，准能看見在樹枝上吊著雙手被綁在身後的農民，以及日軍士兵正在爲追查八路軍的所在和去向而拷打審問那個農民的情景。有時候，那個一看就是老百姓的老人被吊在那裏，褲子向下滑落，露出了下半身。大隊長一邊大聲地讓那個農民把褲子穿好，一邊指揮部下拷問。那時，我第一次聽到了侵華日軍所創造出來的中國語言。由大隊長親自下令指揮拷問，是我當時感到非常疑惑和不可理解的事情之一。
原來當過第三中隊長的有大隊部的植田正爾中尉、第一機關槍中隊隊長福田紀典中尉等年長一些的老軍官，他們經常在酒席上談論如何以各種手段拷問被捕者的事，而且很多是針對女性的性虐待的拷問，好像是特意講給我這個什麽也不懂的年輕人聽似的。可是，他們說的那些事情實際上我並沒有親眼看見過。
一天或幾天的掃蕩作戰結束後，我們回到駐地景和鎮。那時，日軍士兵們的手裏肯定會提著從非“治安區”搶來的“戰利品”，其中大部分是食品和副食品。當然，在景和鎮及其周圍的地方是禁止搶劫的。
掃蕩歸來鬼子兵
景和鎮的街區並不是很大，但就像我在前面所說過的那樣，商業還是比較繁榮的。特別工作隊經常給中隊軍官聚集的中隊部送來各種物品，比方說200 個水餃、50 個梨什麽的。顯然，那些都是特別工作隊從居民那裏強行征收的實物稅的一部分。
我們的兵營位于鎮子的西南角，兵營的四周環繞著土牆，土牆上蓋有炮樓，院子中央是集中點名和操練劍術的場地，炮樓的正下方是哨兵崗位，這裏是兵營的唯一的出入口。我們中隊的本部龜縮在這個院子裏，隨便外出是不許可的。因此，出動參加掃蕩作戰對于士兵們來說，是一個難得的外出機會。因爲，士兵們得到長官的默許：一旦走出“治安區”以外，就可以肆無忌憚地搶劫。主要是尋找和搶劫各種食物。
就像我在前面所說過的那樣，我們中隊駐紮在景和鎮的1941 年下半年期間，幾乎每三四天就要出動掃蕩作戰一次。很多時候都是像我下面所說的那種情況。日軍每天都會從日軍豢養的密探、特別工作隊和“治安”維持會那裏得到關于八路軍的情報。在對這些情報的可靠程度進行分析研究之後，中隊長會選擇他認爲合適的攻擊對象，並決定是否需要出動作戰。一旦中隊長作出了出動作戰的決定，首先，負責人事的准尉要做成編制表，確定出戰的人員。我們第三中隊大體上每次出動40 人至60 人左右，中隊長以下編成兩三個小隊，我擔任第一小隊隊長。小隊的兵力有20 人至30 人左右，編成配備輕機槍的兩三個分隊以及六○炮分隊。
我們出發的時間一般總是在半夜，以便借助漆黑夜色的掩護接近作爲攻擊目標的村莊。這樣以偷襲八路軍爲目的的作戰在很多情況下都因爲作戰機密被暴露而連八路軍的面也見不著。也許就連景和鎮內都有爲八路軍探聽消息、通風報信的人。而且，日軍如果是夜間行動，四面八方的狗都會吠影吠聲地叫個不停，把我們的秘密行蹤全都給暴露了。
而八路軍也在自己控制下的地區禁止養狗，並組成了殺狗隊巡回于各個村莊之間捕殺村民養的狗。因爲狗不僅要吃掉很多食物，而且它們的叫聲也同樣會暴露八路軍的行蹤。可是，根據我的經驗，在日軍控制區與八路軍控制區之間的遊擊區，一直都能聽到遠處傳來的犬吠聲。因此，恐怕還是日軍無法隱蔽自己行蹤的情況更多一些吧。
盡管如此，我們不能不承認還是八路軍的情報工作更爲出色。因爲八路軍得到了民衆的擁護。解放區就不用說了，連遊擊區的鄉鎮村落，八路軍也都組織了自衛團，進一步讓各個地區、各個單位都組織了救國會。在村莊、房屋的牆壁上用很大的字刷寫著抗日的標語口號。
其中給我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用日語書寫的針對日軍的宣傳標語，比如像，“敵人就是日本軍閥”、“中日兩國人民團結起來，共同打倒日本軍閥”啦，“不許焚燒中國人民的房屋”啦，這樣的標語很多。
特別是“不許燒房屋”的面向日軍士兵的標語和傳單非常多，說明房屋被燒毀以後給中國人民帶來的災難和痛苦是多麽的深重。這樣的事實和在聽到聯隊長所下達的“燒光”的命令時，自己內心所受到的巨大沖擊，也因此而一直留在我的記憶裏。
另外，我們接到了一旦發現村民中有剪短發的女性就立刻逮捕並引渡給憲兵隊的命令，據說是因爲剪短發的女性肯定是婦女抗日救國會的成員。日軍在拷問被捕的農民時，也經常會提出這樣的問題：“有沒有婦救會的人？”但是我自己連一個剪短發的女性也沒有看見過。
接下來，我想談一談有關在戰場征發戰爭物資的問題。我已經說過，在陸軍士官學校的學習階段，我們從來沒有受到過有關戰時國際法方面的教育。後來在聯隊本部集中受訓的時候，我曾經看見過一本秘密的題爲《戰時服務提要》的小冊子。這個小冊子是南京大屠殺之後的1938 年7 月由陸軍教育總監部編寫，分發給初級軍官使用的。
在小冊子裏很簡單地講述了征發物資與搶劫掠奪的區別。征發物資既有由高級指揮官(師團長以上的高級軍官)或師團經理部長下令實施的情況，也有各部隊直接自主進行的情況。而各部隊自主進行的物資征發，應該在高級指揮官指定的地區實施，在軍官的指揮下，由專門組成的征發隊進行。征發物資之後，應該給予賠償，或者爲日後進行賠償而給予證明文件。除此之外，就不能算是征發物資，而是搶劫掠奪。如果中隊以下的單位出動征發物資，或者下士官，或者士兵們隨便進行的物資征發，當然也是搶劫掠奪。但我在第三中隊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的小冊子，也從來沒有看見過爲日後進行賠償而發放的證明文件的實物。因此，日軍所謂的“征發”實際上都是搶劫。而搶劫作爲日軍的日常行爲，是得到上級縱容和默認的。
1941 年秋天，我在景和鎮的時候，第三中隊頻繁地進行掃蕩作戰，出動作戰的次數相當多。在這一階段，我們中隊的戰死者只有石井軍曹一個人。當時，石井軍曹騎著自行車走在隊伍的最前面，剛走到一個村子前的時候，就被一發狙擊的子彈擊中。隨後，野村曹長麻利地指揮部下在露天的野地裏堆起小山一樣的柴堆，給石井軍曹舉行了火葬。初次遇到中隊裏有戰死者的現實，讓我感覺到了戰爭的嚴酷氣氛。
因爲有下士官被打死，所以在戰鬥報告裏寫上了比實際上大得多的戰果。中隊長跟野村曹長商量以後，決定寫上繳獲步槍七八支。結果，一次實際上幾乎沒有任何戰果的戰鬥，在戰報裏卻變成了“敵方遺棄屍體二十多具，繳獲步槍八支”的吹噓和誇大。至于作爲繳獲步槍的實物，我們中隊爲應付這樣的情況，早已做好了相當數量的儲備。
就這樣，我在每天從早到晚都是由駐紮和掃蕩所構成的戰地生活中度過了1941 年，所接觸到的中國民衆也僅僅是景和鎮的居民而已。
景和鎮的居民們不得不“好好地對待”日軍，並努力跟特別工作隊“搞好關系”。我在閑暇之際，也曾遠眺過鐵匠鋪、豆腐房裏人們幹活的樣子，但這只是在日軍所控制下的“治安區”的街區才能做到。而在日軍掃蕩所到之處的“非治安區”就完全不一樣了，民衆全都逃走了，留在家裏的只有老人，特別是年輕女性更是難得一見。“治安區”與“非治安區”的情況形成了極其鮮明的對照。
就這樣，到達華北以後已經過去了四個月，我逐漸習慣了經常在“非治安區”與八路軍作戰的日軍警備部隊的生活。可是，難道這就是至今爲止軍國主義教育所教給我的、我也深信不疑的“聖戰”的樣子嗎？教育與現實之間所相差的距離也太大了。
在我小學三年級的時候，發生了日軍發動侵華戰爭的“九一八事變”，而中學三年級的時候又恰好是日本侵華戰爭的全面爆發。不管是在小學，還是在中學，我所接受的都是軍國主義教育。這一教育只是簡單地告訴我，侵華戰爭是“正義的日軍”懲罰“罪惡的中國軍”的戰爭。從中學四年級畢業以後進入陸軍士官學校，軍國主義教育也稍微有了那麽一點理論的色彩。說什麽日本軍隊的使命就是要讓天皇的“威光”廣被全世界，也就是所謂“八肱一宇”，現在進行的戰爭就是作爲那個“神聖使命”而邁出的第一步，就是爲了把中國民衆從歐美列強的欺壓之下解放出來的“聖戰”。但是，“聖戰”的現實卻讓人感到非常的奇怪。我不得不認爲，就像日軍所幹的那些燒毀村莊、逮捕村民嚴刑拷打的事實，無論如何也不能跟什麽“愛護民衆”、“解放民衆”的言詞聯系到一起。
我這樣的感想跟陸軍士官學校的同學相比，恐怕多少還是有一些不一樣。我進入陸軍士官學校的預科時，同學中人數占據壓倒優勢的是山口縣、鹿兒島縣出生的那些比我年長一些、而且矢志不移(一定要考上陸軍士官學校)的一期浪人、二期浪人(即高中畢業後沒有考上大學，在家裏閑待了一年、二年的人)，與他們身上表現出來的那股子堅韌剛健同時並存的，無疑是他們對天皇的信仰和忠誠。因此，他們的感情與陸軍士官學校所教育的那種爲了天皇視自己生命爲鴻毛的價值觀念，在一刹那之間就達成了高度的默契。他們把山本中佐所寫的《大義》視爲必讀書，百看不厭，奉若神明。他們中的很多人確實是真心實意地在畢業紀念文集上寫下了“下一次再會于靖國神社”的豪言壯語。《大義》這本書是1938 年在侵華戰爭中戰死的山本五郎中佐的遺著，他傾心于葉隱[ 注：葉隱，日本曆史上著名的武士，爲創立武士的道德規範、行爲准則作出過很大的貢獻。] 的武士道，鼓吹只有爲天皇獻身才是武士的最高美德，並視爲規範日本軍人的生死觀、價值觀的准則。
然而我當時在陸軍士官學校的時候，卻好像很難與那種軍國主義的情調心心相印、莫逆于心。因爲我是一個出生于東京，經曆了在大都會的中小學生活，閱讀了父親書庫所藏的《世界文學全集》《明治大正文學全集》《現代日本文學全集》等名著的文學少年。所以，在我的內心深處，還有被人道主義、人類博愛之類的思想感情所吸引的一面，跟同學們的那種浸透身心、如出一轍的軍國主義情調總是不能水乳交融。
也許正是因爲自己心裏所懷有的這種人文感情，成爲我對于日軍對待中國民衆的做法抱有疑問的原因。但是，我心裏同時也懷有自己作爲帝國的軍人、天皇的軍官，如果抱有那種對于日軍的疑問就應該感到羞恥的想法，並且長期無法從這一想法中擺脫出來。處于這種左右爲難、無所適從的立場，使我經常感到苦惱和困惑。
感染副傷寒幾乎喪命
1941 年12 月上旬，爲了對1941 年征集的新兵進行入伍教育，我被指定爲第三中隊的教官。因此，同由中隊指定爲新兵入伍教育的助教、助手的同僚們一起被召集到位于河間的聯隊本部，接受作爲新兵教育要員的集中培訓。
在河間縣城東南的兵營進行集中培訓幾天之後的12 月8 日早晨，負責培訓的聯隊新任副官町田一男大尉集合全體受訓人員，告訴我們：日本對美英宣戰了。然而，如此重要的情報對于我們這些身處中國戰場的軍人來說，卻似乎有一種遠在天邊、事不關己的感覺。眼下的侵華戰爭距離當初的目標已經越來越遠了，已經完全成爲陷入了泥沼的長期戰爭，不知何年何月才能結束。連作爲新任軍官的我，也知道日軍根本就沒有得到民心，得民心的是八路軍，所以僅就情報戰而言，日軍就已經處于劣勢，從這一點看，日軍想通過加緊掃蕩作戰以盡快結束侵華戰爭是很困難的。
原來日軍把蘇聯視爲第一假想敵，因此一直准備對蘇開戰。現在卻又突然對美英宣戰，到底想幹什麽？這是我的坦率的想法。不管怎麽說，對美英開戰跟我們遠在中國大陸的陸軍並沒有什麽直接的關系。只有我們第二十七師團的中國駐屯第二步兵聯隊兵不血刃地占領了天津的美英租界，也算是跟美英作戰的一部分吧。
從那以後，我一連多日感覺頭昏腦脹，渾身酸痛。于是到聯隊本部的醫務室找到經驗豐富的長屋軍醫大尉，讓他給我診斷一下，結果體溫高達近四十度，長屋軍醫大尉一看就診斷出是副傷寒，讓我立刻住院治療。當時，在我們這個戰區患腸傷寒和腹傷寒的士兵非常多。
不管在什麽地方，細菌性的傳染病大多是從水和食物傳染的，而且大多數人的病症嚴重，高燒不退，特別是腸傷寒的死亡率非常高。而我得的恰恰是腸傷寒，且不斷惡化。雖說是住進了醫院，但在河間縣的這一間並非野戰醫院，只不過有一些像包紮所那樣簡單的醫療設備，充其量比聯隊本部的醫務室稍微像點樣，平時從野戰醫院派來幾個醫生出診看病罷了。入院以後的我，在持續高燒的情況下，昏昏沉沉地睡了將近一周。後來我清醒過來以後，軍醫告訴我說：“如此危重的病情居然好轉了，到底是年輕啊。”據衛生兵說，給我點滴和注射的藥量之多，已經是創紀錄的了。多次被紮了針的我的兩臂和大腿也變得肌肉僵硬、腫脹起來。
包紮所使用的房屋其實就是一所普通的中國式住宅，所謂病房不過是在房間裏放一張床，就成了軍官用病房。當我的病進入恢複期以後，病房裏又住進來一個軍官，他得的病是猩紅熱。身體虛弱、毫無抵抗力的我馬上就被他傳染了。我一直發著高燒，全身發出了皮疹，病情再一次加重。因爲這完全是醫院方面的責任，所以軍醫也全力以赴地給我治療，重新點滴和注射，終于幫助我撿回了這條小命。結果，我躺在病床上迎來了1942 年的新年。
此後，我經曆了長時間的療養生活。接踵而至的兩場大病，使我的身體徹底地衰弱下去了。一進入恢複期，我就要求早一點出院。可是軍醫一口就回絕了我的要求。結果，我一直在這間大煞風景的河間縣包紮所裏過著毫無情趣的病房生活，直到1942 年2 月初爲止。
1942 年的2 月中旬，我終于得以出院，並回到了駐紮在景和鎮的第三中隊。當然，新兵教官的工作早已交給別人進行了。我們中國駐屯步兵第三聯隊征召的1941 年新兵已經在當年的12 月就進入了作爲補充隊的近衛步兵第四聯隊，然後從宇品乘船到釜山，于1942 年1 月1 日到達了滄縣。第一大隊的新兵在大隊本部所在地的獻縣接受集中教育。這些新兵後來成爲打通大陸交通線作戰的主力，但是當他們入伍、來到大隊報到的時候，我還沒有跟他們見過面呢。
在我住院期間，華北的形勢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冀東地區的“治安”狀況急劇惡化，中國駐屯步兵第一聯隊的一支小部隊被八路軍全部殲滅了。駐紮在滄縣的步兵團司令部移駐唐山以加強冀東地區的兵力。我們中國駐屯步兵第三聯隊的聯隊本部也從河間向滄縣轉移，所警備的地區隨之擴展到津浦線以東的鹽山縣、石德線以南的武強縣。
盡管聯隊的兵力有所減少，但是，我們承擔的警備區域卻反而更廣泛了。
同樣是在住院期間，太平洋戰局也有了很大的進展。我出院之後，就在中隊的隊部看到了開戰以來的報紙，看到了偷襲夏威夷、侵占香港、進攻馬來西亞和菲律賓等諸多報道，攻占新加坡也指日可待。日軍在中國戰場雖然陷入了困境，但在南方戰線[ 注：即東南亞戰場。]卻有很大的發展。
駐紮在華北期間，我們第三中隊的隊部裏有一台收音機，一連幾天的報紙也會一起收到。爲了便于閱讀，在中隊的隊部有報紙的合訂本，因此我們在一定程度上有機會了解到有關戰爭形勢的衆多信息。
駐紮劉窩的分隊長
隨著第二十七師團調整兵力部署，從我們中國駐屯步兵第三聯隊的第三中隊派出了一個分隊，駐紮于沙河橋與河間縣之間的劉窩，1942 年2 月下旬，我被任命爲這個有二十多人的小分隊的隊長。這是山崎中隊長考慮到我大病初愈而對我的照顧，因爲跟隨中隊在一起，就要接連不斷地出動掃蕩作戰，但作爲分隊長，多少可以讓我過上一段悠閑自在的日子。此時，趁冀中地區的日軍兵力收縮之際，八路軍的行動也變得積極起來，第一大隊也展開了頻繁的掃蕩作戰。
劉窩是位于沙河橋與河間縣之間的一個交通要沖，從河間、滄縣去往大城的公路在此分岔。在這裏有治安維持會和華北傀儡政權的警備隊，他們的會長和隊長每天早晨都到我這裏來，報告“治安”狀況，特別是有關八路軍的情報。與在兵器和裝備上都具有壓倒性優勢的日軍相反，八路軍非常重視做政治思想工作。特別是針對日軍普通士兵的宣傳口號，像“我們的敵人是日本軍閥”、“中日人民團結起來，共同打倒策劃發動侵略戰爭的日本軍閥、財閥”之類的宣傳標語非常多，我們所到之處的村莊都在牆壁上書寫著這樣的口號。而我所親身經曆的有關八路軍所進行的、直接針對日軍的活動，都是在擔任駐劉窩的分隊長時所了解到的。
爲了防備八路軍破壞通訊線路和交通線，需要有人整晚不睡地值班，每隔一小時就要與相鄰的分隊互通電話，檢查通訊線路是否暢通。
因爲八路軍經常利用日軍的電話線，使用日語對日軍進行宣傳。八路軍用攜帶式電話接通日軍的電話線，然後使用日語向正在值班的日軍士兵進行反戰和平宣傳。每當那種情況出現時，我作爲隊長總是不許值班士兵接話，一邊大叫“賣國賊”，一邊命令值班士兵切斷電話。
因爲，實際上使用流暢的日語對士兵們進行宣傳的那些人都是日本反戰同盟會[ 注：抗戰期間，在中國的反對戰爭的日本人所組成的反戰組織。]的成員。
日本反戰同盟
在景和鎮，中國農民也常常把裝著大棗、稱爲“慰問袋”的袋子送給我們，袋子裏總是放有介紹日本國內農業歉收情況的宣傳單。此外，有時袋子裏還有從日本國內寄來的信，在家族成員所寫的今年稻米生産不好的字句旁邊，還有用不一樣的筆迹所寫的日本農民苦于農作物歉收，希望士兵們盡早停止戰爭回國等字句。這或許是郵電局的內部職工所爲，或者是在郵寄的途中郵件被奪走，添加上述內容後再送達日軍士兵手中的。不管怎麽說，都證明了確實是有日本人在幫助八路軍這一事實，也就是說八路軍在積極進行針對日軍的反戰工作。
反過來，日軍也因此而了解到，抓獲日軍俘虜對于八路軍來說具有多麽重要的意義。
我們分隊在劉窩的一角修築了一座碉堡，分隊全體人員正好可以龜縮在裏面。有一天，本村的維持會長帶著一個年輕的姑娘來到碉堡，對我說：“隊長，這個姑娘給您做太太怎麽樣？”雖然這種出乎意料的事令我十分生氣，但是我很清楚地知道，這種事情在日軍軍官中是屢見不鮮的。我聽說，以前在戰地服役的軍官中確實有不少人在軍營內養小老婆，爲此而招致了士兵們很大的不滿。
在這裏，有一件讓我感到苦惱的事。就是我的部下裏有一個服役已經三年卻仍然還是個一等兵的老兵。他負責炊事班，經常隨隨便便就外出與維持會和警備隊的人交往，跟他們一起大吃大喝。正當我爲整肅風紀在考慮應該做些什麽的時候，老兵卻因爲性病惡化而住進了河間的醫院。
我擔任駐劉窩的分隊長還不到一個月，就在1942 年的3 月下旬又回到了中隊所在地。從3 月到4 月，我作爲小隊長參加了大隊在劉官莊、東南村、田家莊等地進行的掃蕩作戰。所有這些戰鬥都因爲八路軍進行了靈活機動的遊擊戰而沒有取得任何重大戰果。這就是我在冀中地區的最後的作戰經驗。
1942 年的5 月初，我被任命爲中國駐屯步兵第三聯隊本部的副官助理。于是我告別了第三中隊，去已經轉移到滄縣的聯隊本部報到。
因爲當時作爲聯隊旗手的特別志願軍官木下五郎少尉即將調職，所以我成爲他的後任擔任聯隊旗手。聯隊又任命我爲教官，負責對聯隊的下士官候補人員在前往日軍駐華北方面軍的保定教導學校之前進行預備教育。就這樣，我隨著聯隊本部來到渤海邊上的鹽山縣和慶雲縣。
這一片在空氣中彌漫著濃厚的海鹽氣味的荒涼土地與富饒肥沃的冀中平原是完全不一樣的。八路軍的活動也不是很活躍。
由于原任中國駐屯步兵第三聯隊聯隊長的山本大佐住院，所以小野修大佐接替他擔任了聯隊長的職務。小野大佐是陸軍省恩賞課課長出身的人，過于重視個人的業績，因此聯隊上下對他的評價都不是很好。
1942 年的6 月上旬，我被正式任命爲中國駐屯步兵第三聯隊的旗手。因爲軍旗並不隨同聯隊出發掃蕩，只是放置在聯隊本部，所以聯隊旗手的職責實際上就相當于是聯隊副官的助手，實際工作有處理機密文件、記述《陣中日記》和《戰鬥詳報》等。那時，大病初愈後我的身體正在逐漸恢複，而且又離開了激烈的行軍打仗，每天從事的大多是案頭文書工作，所以身體開始發胖。從當時跟父親一起拍下來的照片看，我那白皙的皮膚、胖乎乎的臉也完全不像是一個身在戰爭前線的作戰部隊的軍官。
在我從陸軍士官學校畢業的時候，作爲經理軍官的父親擔任陸軍航空本部第十課(建築課)的課長，由于當時日本國內正在大張旗鼓地興建飛機場，所以人們都說我父親是當時能夠在國家預算中使用最多資金的課長級官員。我出發到達中國的華北以後，父親轉而擔任第四十一師團的經理部長，也來到了中國華北的山西省。在1942 年春季北中國方面軍策劃的冀中大掃蕩中，第四十一師團作爲主力部隊離開山西省參加了冀中大掃蕩的作戰。作戰結束後，第四十一師團在河北省德縣[ 注：“德縣”爲舊縣名，屬山東省。今已劃歸陵縣。] 置了師團司令部。1942 年的6 月上旬，父親以師團經理部長的身份走訪相鄰地區的滄縣，分別已久的我們父子兩人終于見面了。父親看到我發胖的身體感到吃驚，我就告訴他，一旦回到前線我就會瘦下來的。當我與父親見面的時候，不知道是聯隊本部的什麽人給我們父子兩人拍了張照片。
還是這個1942 年的6 月中旬左右，我們中國駐屯步兵第三聯隊的本部爲進行掃蕩作戰移駐到了河間縣。駐紮在河北任丘的第十一中隊的中隊副是我的同學石田久之，他在率部與駐地附近村莊的八路軍作戰時，一個人舉起軍刀沖鋒，因而腹部中彈。受了重傷的石田被送到河間，長屋軍醫爲他進行了手術，取出腹部的子彈。雖然在我們部隊有以下這樣的評語：哪怕是腹部中彈，只要讓長屋軍醫治療就能得到最好的幫助。但由于延誤了治療時間，最終還是引發了石田的腹膜炎，在經曆了不堪忍受的痛苦之後，石田還是死去了。當時，我只能說一些鼓勵的話，並眼看著不能回答、只是呻吟的石田魂歸故裏。這是我第一次眼看著一個活生生的人在自己的面前死去。長屋軍醫是婦科專家，武漢作戰以來親手進行並完成了許多開腹手術，在聯隊官兵中深受信賴。但開始給石田進行治療時已經爲時過晚，長屋軍醫也束手無策，最終只好放棄了治療。
同在中國駐屯步兵第三聯隊服役的我們五個人之中，有四個人是近衛步兵第三聯隊出身，只有我一個人來自近衛步兵第四聯隊，所以我跟他們四個人直到抵達天津之前都還互不相識。在我們五個人之中，淺田很快就轉到了航空通訊科，三山成爲戶山學校的學生後暫時回國，石田死後聯隊裏只剩下了加養和我兩個人。不久，三山歸隊。
我們三個人：加養、三山和我，後來都作爲中隊長參加了打通大陸交通線的作戰。三山在茶陵戰死，我也轉而服役于其他部隊，所以只有加養一直在中國駐屯步兵第三聯隊留了下來，他最後作爲聯隊副官迎來了日本的戰敗投降。另外附帶提一句，加養在戰後加入了日本陸上自衛隊。60 年代，陸上自衛隊在千歲招待一些研究者和評論家，我也作爲一個被邀請者參觀了陸上自衛隊的觀摩演習，與作爲演習指揮官的加養再一次見面。
在我們陸軍士官學校第55 期學生剛剛出任少尉的時候，也正好是太平洋戰爭爆發的時候，所以下級指揮官在戰鬥中的死亡率非常高。我們入學時的全體預科同學有2400 人，參軍後分成陸軍與航空部隊兩大部分，在戰爭期間一共戰死973 人，死亡率高達四成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