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冀南

廈門鼓浪嶼筆山路5號，是一幢依山而建的歐式建築，稱爲夢琴別墅。別墅修建于20世紀20年代，共三層，地上二層，地下隔潮一層，外牆有花崗岩條石砌成，整個建築依地形高低錯落。立于門前的平台，可將鼓浪嶼的旖旎風光與廈門港海天一色的壯麗盡收眼底。這裏距離廈門大學路程不近，交通也不算便利，而曾擔任廈大校長16年之久的林文慶就在這居住了15年

“自強不息、止于至善”是林文慶爲廈門大學訂立的校訓，他還親自擬訂了《廈大校旨》、校歌、日常章程，繪制了校徽，“使本校之學生雖足不出國外，而其所受之教育，能與世界各大學颉颃，”是其矢志不渝的辦學宗旨在鼓浪嶼的這座別墅裏，林文慶承受著非議指責，甚至彈劾罷免的聲音，卻以一己之力堅守，每日清晨于廊亭內遠眺日光岩的壯美，不懼身後喧鬧的潮聲。

醫學院的高才生

　　林文慶祖籍福建海澄，但在其祖父一輩就離開了家鄉。1839年的中國戰亂頻繁，社會動蕩，海澄逐漸由熱鬧的貿易港走向沒落。林文慶的祖父林瑪彭和許多心懷夢想的淘金者一樣，加入下南洋大軍到千裏之遙的馬來半島謀生。在槟榔嶼落腳之後，林瑪彭娶當地混血女子（即娘惹）爲妻，婚後生下獨子林天堯（即林文慶的父親），此後帶領妻兒移居新加坡。林瑪彭在華僑章芳琳的公司擔任酒稅承包行經理，待遇優厚，與一般打工仔不同，相當于中産階級。

　　林天堯此後也在章芳琳公司工作，擔任鴉片稅承包行的助理，婚後生育了9個孩子，林文慶排行第三，上有兩個哥哥，下有兩個弟弟和四個妹妹。林文慶的母親在其幼年時便因病去世，林天堯續弦娶了妻妹，後妻又爲他生育了三個女兒。林天堯家以5男7女的龐大規模成爲當地望族。雖然兒女衆多，負擔較重，但以林家的經濟實力，日子倒也過得寬裕，子女都接受了良好教育。不幸的是在林文慶17歲那年，父親林天堯因一次意外事故感染了破傷風，由于當時人類還沒發現抗生素，醫學家對此束手無策，林天堯很快離世。這件事給年少的林文慶打擊很大，也成爲他後來選擇學醫的一個重要原因。

　　林文慶幼年時曾入福建會館附設的書院讀過四書五經，後來考入一所官辦的英文學校。1879年，林文慶以優異的成績升入新加坡萊佛士書院學習（萊佛士書院是1823年由新加坡的開拓者及首任總督萊佛士爵士創辦，是當時新加坡教學設施最爲完善、教學質量最高的一所官辦學校）。

　　父親去世後，林家驟然失去了經濟支柱，年邁的祖父不得不繼續工作，林文慶的兄弟姐妹則被送到馬六甲的親戚家寄養，富裕的中産家庭一下子崩塌，逼迫林文慶必須更加刻苦地讀書，以期重振家族榮光。在萊佛士書院，林文慶遇到了影響其一生的胡列特校長。這位大英紳士不僅親自指導他的學業，還爲他四處說情解決頭疼的學費問題。1887年，19歲的林文慶獲得了英女皇獎學金，成爲新加坡榮獲英女皇獎學金的第一人，並順利進入英國愛丁堡大學醫學院學習。

　　位于蘇格蘭北部海濱的愛丁堡是蘇格蘭首府，創建于1583年的愛丁堡大學則是英國最古老的大學之一。林文慶就讀的愛丁堡大學醫學院是全英曆史最爲悠久、規模最爲宏大的醫學院。許多享譽世界的生物學家、醫學家甚至作家都曾在這裏學習、工作過，包括著名生物學家、《進化論》的作者達爾文和著名偵探作家、《福爾摩斯探案集》的作者柯南·道爾，被稱爲英國病理學之父的莫爾等一大批知名教授此時都在這裏執教和從事醫學研究。林文慶在這裏獲得醫學內科榮譽學士和外科碩士學位，成績始終名列榜首，學院還專門授予他Atholl Medal金質獎章，使他成爲遠東地區獲頒此獎的第一個畢業生。

　　大學畢業後，他曾收到劍橋大學病理學系主任羅伊教授的邀請，前往劍橋擔任病理學講師及開展醫學研究，但祖父林瑪彭突然去世讓林文慶改變主意決定返回新加坡，爲龐大家族的生計出一份力。

　　1893年春天，林文慶回到新加坡，成爲從西方學醫載譽歸來的第一個華裔子弟。在當時的公立醫院中，歐洲人把持了所有的高級職位，華人要想晉升是十分困難的，因此林文慶決定自己開業行醫。他首先選擇家附近的一家店屋作爲開診所的地方，因爲醫術精湛，一年後，他又和大學同學羅伯遜醫生合作，在繁華的萊佛士坊開設了一家名爲九思堂的西藥房。

　　精湛的醫術贏來了良好聲譽，林文慶很快成長爲名醫，得到殖民地政府的肯定和重視，並被任命爲政府兼職醫官，還負責調查新加坡的無牌照醫生等社會問題。林文慶曾以狗肉爲藥，爲中國駐新加坡總領事黃遵憲治愈肺病。據當時報載：黃遵憲由于患肺結核久治不愈，原本准備回國休養治病，得知林文慶從海外學成歸來，便登門向他求治。在林文慶的指導下黃遵憲大吃補肺氣的狗肉，很快就恢複了健康。爲此，黃遵憲親自到九思堂向林文慶致謝，並向他贈送了一塊“功追元化”的牌匾，贊揚他“從三萬裏外學成而歸，上追二千年前絕業，洞見症結，手到春回”。

孫中山密友

　　林文慶與孫中山很早便相識，起初兩人的理念並不契合。孫中山是一個激進的民主革命者，而林文慶則認爲溫和漸進的改良才是社會變革的最佳途徑，並高度贊揚英國和日本憲政方式。隨著交往的不斷深入，孫中山的革命思想不斷影響著林文慶。1906年2月，孫中山來到新加坡組織同盟會新加坡分會，與林文慶進行了整整三個晚上推心置腹的交談，成功說服林文慶加入了同盟會。此後，林文慶作爲新加坡同盟會的早期會員，和夫人黃端瓊一起參與了革命黨人的對外宣傳和行動，他的診所也成了革命黨人聚會的秘密場所。

　　1912年初，孫中山到南京出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時，特電召林文慶回國擔任臨時政府內務部衛生司司長，兼任自己的私人秘書和醫生。當時臨時政府發出的致世界各國軍政首腦的重要電訊，大多出自林文慶之手。兩個月後孫中山辭去臨時大總統職務，林文慶也辭職返回新加坡，繼續他的行醫經商生涯。

　　1921年5月，當孫中山在廣州宣誓就任中華民國非常大總統後，馬上發電請林文慶回國襄助外交事務。同一時間，林文慶也收到了另一個邀約。廈門大學的發起人、著名華僑商人陳嘉庚邀請林文慶出任剛剛組建的廈門大學校長。

　　被稱爲樹膠大王的陳嘉庚與林文慶私交甚密，他從事樹膠種植還得益于林文慶的幫助。早在1896年，林文慶便與陳齊賢合作成立了聯華樹膠有限公司，試種從南美洲引進的膠樹，開辦了馬來西亞第一家樹膠種植園，從此拉開了橡膠在東南亞大規模種植的曆史，爲東南亞地區經濟增加了一大財源，因此被稱爲“馬來亞樹膠之父”。而陳嘉庚的橡膠種子和技術很多源自陳齊賢、林文慶的公司。

　　兩份工作邀請擺在面前，但林文慶最終選擇了回國擔任廈大校長。此前，林文慶一直在致力于教育改革。在中學、大學讀書時，他接受的雖然是英語教育，但對漢語也有較深的造詣，並熟谙閩、粵方言。他還精通馬來語、泰米爾語、日語等，被譽爲語言天才。此外，他不僅自己率先在新加坡開辦華語培訓班，而且下大力氣推廣和普及華語〈普通話），並總結出了一套學習華文的方法，大大降低了人們學習華文的難度，並且增添了學習的樂趣。爲了適應新加坡華人中閩南移民占有相當比重的情況，他特地從《左傳》中找出一些文章，先用閩南語拼寫，再用英語翻譯和解釋。

　　林文慶曾大力提倡女子教育，開了當時風氣之先河。1899年，他和宋旺相、邱寂園等人發起創辦了新加坡第一所女子學校——新加坡華人女子學校。林文慶捐獻了建校舍的土地，他的夫人黃端瓊也親自到女校任教。而黃端瓊是中國民主革命先驅黃乃裳的長女，受過良好的中英文教育，又曾遊曆、考察過英美等國，頗多見識。1896年她與林文慶結爲夫妻後，積極支持並參與丈夫的社會改革事業。

“我只對陳嘉庚負責”

　　廈大開學一年，五幢建築：群賢樓、集美樓、同安樓、映雪樓和囊螢樓相繼落成，總建築面積達9576平方米。建築樣式古今中西合璧，樓梯石板懸挑，清水雕砌圖案，秀麗清新，別具一格。此後，學校又建設了宏偉壯觀的生物館、化學館和其他配套設施，成爲當時私立大學中屈指可數的優良大學。

　　從校徽到規章再到院系設置，校長林文慶事必躬親，努力把學校推向正規。但在建校之初，教師和學生都是南北混雜，各方並不易和諧，“三閩主義”的流言曾大行其道，即“廈門大學爲閩南人所辦，爲閩南人所有，只爲閩南人所享”。有人在學生中挑撥離間，說某人大罵“非閩南”學生尤其是從上海來的都是流氓，是來搗亂的；有人聲稱“廈大此後專系廈門人之勢力範圍，下學期校中重要職員均系廈門人，外省人將逐一在驅逐之列”。

　　就在此時，林文慶又悍然根據聘用合同中“各方如中途不同意，得于三月前預告之”的條款，在1924年5月26日通知4位非閩南籍教師（注冊主任傅式說、商科主任王毓祥、教育科主任歐元懷及英文系主任林天蘭）：將于8月26日終止與他們的聘任關系，並稱此舉決絕而不容商討，引發學生和教師的不滿，進而發展爲集會示威。但在集會上，林文慶依然態度堅決，告訴學生：辭退四名教職員自有他的理由，但是不可以宣布。學生如果不滿意學校，盡可以轉校，學校即使解散，也不會順從學生的意思。學生卻追問爲什麽不能宣布理由？面對這些咄咄逼人的學生，林文慶居然剛愎地說，在廈大絕對沒有“德谟克拉西”（民主）可言。此言一出，群情更加激憤，學生指責他還是16世紀腦袋，逼得林文慶不得不退席。

　　除了學生，教職員們也派代表向他詢問辭退四名教職員的理由，第二天他寫了一封英文信，同樣表示自己是按照聘約行事，並經過了慎重考慮才做的決定，沒有解釋必要。包括理科代理主任余澤蘭、物理系主任呂夫芳、工科主任李世瓊、教育心理系主任周學章，以及職員吳毓騰、林希謙在內的數位教職員因此提出辭職。他們認爲，教職員和學生對學校的辦學指導思想和學校負責人有表達不滿的權利。學校沒有正當理由不能隨意辭退教職員，否則怎麽保障教職員的基本權益。

　　雙方互不讓步，事態愈演愈烈。學生方面決定于5月29日全體罷課以表示抗議，他們致電陳嘉庚和有關媒體，請求主持公理。林文慶也致電陳嘉庚說“辭去三教員，故本日學生罷課。大學規矩必不許侵越，祈勿介！”面對這兩封電報，陳嘉庚選擇信任校長林文慶，他給林文慶回電表示“贊成先生宗旨，切盼毅力主持，以維校綱而戒將來。至荷至幸！”同時複電廈大學生：“余信任林校長，無殊集美學校校長，前車可鑒，請諸君明白。”

　　緊接著6月1日上午的一場意外事件，讓本還停留在口頭上的唇槍舌劍演變爲了流血事件。這日學生與支持校方意見的幾位閩南籍教職員發生爭執，建築部主任陳延廷得到報告，召集建築工地工人前來幫忙，結果學生團主席羅士清、糾察幹事孫作瑾、宣傳主任雷榮臻遭到非法的捆綁、毆打，以至重傷。當天下午6點，學生們開始在全市散發傳單，請願遊行，要求懲治行凶肇事者，並致電全國報館，主持公道。廈門總商會及教育界有關人士出面參與調停。學生方面提出六點條件，要求“校長辭職、開除肇事教職員與學生、挽留四位主任和參與此次學潮的教師、學生，召集建校前的籌備委員組織董事會，聘請新校長，以及保證全體職員與學生的生命安全”。校長林文慶依然剛愎自用地認爲，根據聘書中“各方如中途不同意，得于三月前預告之”的條款，無須宣布解除教師職位的理由。他還強調說“我只對陳嘉庚負責，只有陳嘉庚可以質問解除教職員職位的理由，其他人沒有這個權力。如果我不稱職，也只有陳嘉庚可以解除我的職位。

　　雙方僵持不下，校方最終采取了強硬手段，通知全校提前放暑假，規定學生須在五天之內離校，學校將停止供應膳食、茶水和用電，並請求警方到校維持秩序。學生們聞訊後更加不滿，也無可奈何，只好做離校准備。

　　6月8日上午，學生們舉行了離校宣誓，共有二百多人在誓詞上簽名，確定一起離開廈大，到其他大學去讀書。廈大學生一周多的罷課行動，到此宣告結束。

　　事情雖然告一段落，但對于林文慶閉口不解釋的態度，很多新聞媒體都給予了不客氣的評價。新加坡《新國民日報》和《叻報》刊登了一篇聯合啓事。啓事說：“學校爲社會文化之泉源，與國家之榮枯，有絕大之關系。廈大雖屬陳君出資自創，然既不能離社會而存在，則報館自有監督之責任。今既發生中國四十年教育史上所獨見之校長令工人毆打學生之風潮，則吾兩報自不能以其系陳嘉庚所創設，由‘學貫中西’‘具資雄厚’之林文慶所主持，而即俯首帖耳，緘口不敢贊一詞而蹈陳君‘辟誣’文中所謂‘如天良何’‘如人格何’之咎庚也。”

　　作爲廈門大學真正意義上的第一位校長，林文慶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被避而不談，只有位于鼓浪嶼的林文慶故居隱約留下了這位創業校長當年的足迹恐也和這事有關。對于林文慶當年爲何一意孤行，如此處理這件本不該引發嚴重後果的事件，有後人認爲林文慶自幼接受的是英文教育，後來又長期生活在海外，一方面頗具紳士風度，興趣廣泛，格調高雅；另一方面，思想又比較僵化，習慣照章辦事，行爲處事比較認真，也比較固執。雖然參股過多家公司，但沒有直接管理過企業；雖長期擔任立法會議員，但沒有擔任過地方官員，缺少行政管理的曆練，更缺少政治手腕和應變思維，對國內教育界的情形，尤其是校內種種複雜的人際關系，似乎了解不深。因此，在處理涉及教職員去留等複雜問題時便難免考慮不周，處置不當。

這次事件中出走的廈大師生最終抵達上海，在新創辦的大夏大學任職就讀。1930年4月，廈門大學校長林文慶到大夏大學參觀訪問，受到當年廈門大學的離職教授和學生的歡迎，歐元懷、王毓祥、傅式說等親出接待，離校學生倪文亞、劉思職、王韬石代表同學作陪。訪問期間雙方交談甚歡，1924年學潮中的嫌隙算是告一段落。

魯迅眼中的孔夫子衛道士

　　魯迅曾在林文慶治下的廈門大學短暫任職。兩人接觸並不多，也沒有發生過什麽激烈沖突，但魯迅在書信文稿中對林文慶的寥寥評語，卻相當深刻地刻畫出了人們對林文慶的認知和評價。

　　1926年9月4日，魯迅來到廈門大學任教，此時林文慶已經擔任了五年校長，廈大學潮的影響漸消，對中國傳統文化如醉如癡的林文慶已著手籌劃成立國學研究院，並親自擔任籌備委員會主任。1926年5月，由他的兒子、協和著名醫生林可勝推薦，正在他家中躲風頭的林語堂被聘爲廈門大學文科主任兼外文系教授。在林語堂的大力舉薦下，正處于白色恐怖中的北京文化界一批名師，包括魯迅、沈兼士、顧颉剛、張頤、張星烺、陳萬裏、孫伏園等紛紛南遷廈門，到廈大任職。10月10日，廈大舉行隆重的國學研究院成立大會。林文慶親自兼任國學研究院院長。

　　林文慶自诩爲孔孟的忠實信徒，凡事以孔夫子信條爲准，他用《大學》中的“止于至善”四個字作爲廈大的校訓，以培養學生“人人爲仁人君子”的品格。學校經常組織尊孔、祭孔活動，孔子的生日被列爲學校的重要節日，全校師生放假一天。當時新文化運動的大旗風頭正勁、五四學潮剛剛過去，林文慶的做法無疑是逆潮流而動。在魯迅看來這位廈大校長未免有些滑稽，因爲他雖然尊孔，卻對其尊的偶像甚爲“糊塗”。魯迅曾在信中提及一件事情：“這裏的校長是尊孔的，上星期日他們請我到周會演說，我仍說我的‘少讀中國書’主義，並且說學生應該做“好事之徒’。他忽而大以爲然，說陳嘉庚也正是好事之徒’，所以肯興學，而不悟和他的尊孔沖突，這裏就是如此糊裏糊塗。”魯迅的這篇演說稿後來在《廈大周刊》刊出時，談論“少讀中國書”部分卻被刪除幹淨，爲此魯迅不再在周會作任何演說。

　　林文慶確是封建傳統文化衛道士和倡導者，仁義禮智信等腐朽的孔孟之道的要義，也是其終身信條。對于中華傳統文化的癡迷，早在其留學英國時便存在。求學期間，林文慶既看到了大英帝國的昌盛，也感受到了英國人對自己國家和民族的熱愛與自豪。然而自己身爲華人，既不會講華語（普通話），也不識華文（中文）。他所就讀的愛丁堡大學的中國學生只有寥寥幾位，但由于語言障礙，他們之間竟難以交流。中國學生講到的中國事務，對他來說也十分陌生。更有一位老師曾拿著一份中文手卷希望他幫忙翻譯，而他幾乎完全不認得這些方塊字。林文慶爲此深感悲哀，並立志要精通中文和中華文化。他曾試圖以儒家思想爲武器，在新馬地區掀起了一場長達十余年的孔教複古運動和“社會改革運動”。林文慶雖受西方教育，卻認爲若把一個民族的一切傳統憑空割除，而仍然希望它能夠興旺，這是不可能的。因爲一個被切斷曆史和傳統的民族，就好比一棵被砍斷的樹，勢將枯萎和衰落。一個民族與其他民族的區別，主要體現在文化、宗教和語言三方面。如果喪失了這些特征，這個民族也就等于名存實亡了。鑒于越來越多的華人因接受英文教育而日益被西化的現象，他覺得首先從華文舊文化舊道德教育入手，努力扭轉這種局面。

　　但在新文化運動的旗手魯迅看來，國家危難，民生日凋，對著民族未來希望對青年大談舊文化舊道德，用英語大談孔孟之道，這確實不僅滑稽很不對路，因此魯迅的離去便成了必然。林文慶雖然受過英文教育，出洋留過學，但思想卻十分保守傳統。對于中華文化，他不僅十分迷信，甚至認爲按照孔孟之道去做，就能解決現代社會問題。

　　即使在魯迅本人看來，林文慶對其的挽留也不乏誠意。在魯迅去意已決的情況下，林文慶分別在自己鼓浪嶼家中和鼓浪嶼最豪華的大東旅館爲魯迅舉行了兩次宴會餞行。在離開廈門的輪船上，魯迅寫下《海上通信》，最後一次提到林文慶：“校長林文慶博士是英國籍的中國人，開口閉口不離孔子，曾經做過一本講孔教的書他，待我實在是很隆重，請我吃過幾回飯，單是餞行，就有兩回。不過前天聽到的是他在宣傳，我到廈門，原是來搗亂，並非預備在廈門教書的，所以北京的位置都沒有辭掉。”林文慶有沒有講過這樣的話，魯迅並沒有去考證，因爲在魯迅的眼中，林文慶是個很有南洋商人氣息的人物，花錢請人做事，立刻要見到成績，這種關系有如“養牛”。

由于涉及當時敏感熱門的“文化”之爭，魯迅的離開直接導致了廈門大學的第二次學潮，因而對于作爲校長的林文慶，近代評論界始終難以給予正面的評價。

籌辦華人醫學院

　　作爲一個受西方科學嚴格訓練出來的傑出醫生，創辦華人醫學院一直是林文慶夢寐以求的事情。林文慶極力主張建立新加坡自己的醫學院，然而當時的總督則要求華人社團須預先籌集到71000元開辦經費，否則不予支持。林文慶與友人陳若錦一起四處奔走募捐，最後捐款數超過了八萬元。1905年7月，建立在公共集資基礎上的醫學校正式成立，這也是新加坡最早建立的一個高等教育機構。學校第一次招收了23名學生，由政府醫生、二名軍醫及五名私人醫生（林文慶爲其中之一）負責授課。

　　1910年5月英王愛德華七世去世，林文慶籌款設立英王愛德華七世紀念基金，籌得十二萬元捐給了新起步的醫學校。1913年，學校更名爲英王愛德華七世醫學校。1916年，經英國普通醫學理事會批准，該校開設醫學與普通外科學兩個專業。

　　出任廈大校長後，林文慶希望大學籌辦醫科，擬附設一所醫院，以廣治療而資實習。在他設想的醫學院計劃中，不僅要研究西洋醫學，而且還要以科學的方法研究中國傳統醫學。這在當時頗具超前意識。

　　林文慶的大兒子林可勝8歲時就被父親送往英國讀書，中學畢業後考進了英國愛丁堡大學醫學院。1919年獲得醫學內科學士和外科學士後，留校擔任生理學講師。1924年，在英國工作了五年的林可勝打算回國接受父親的安排，以醫科籌備主任和生理系教授的身份，在廈大創辦醫學院。

　　爲了更好地積累經驗，他決定先到條件優越的協和醫學院生理系工作半年，以觀察那兒的教學方法，同時也可利用協和的優越條件爲廈大培養師資。林可勝成爲協和醫學院有史以來的第一個華人教授，並擔任了生理系主任。

　　1926年，廈大開始著手籌辦醫科，但由于資金問題籌建計劃再次擱淺。林文慶于是改變主意，決定先爲廈門創辦一所普通人都能負擔得起的公醫院，但因募捐款項不足，最終先設立了一個公醫院分診所。1928年，廈門富商名紳黃奕住、林謹生、吳金生等十余位海外華僑和廈門知名人士共同發起、創辦廈門中山醫院，林文慶作爲醫學專家和廈大校長積極親自前往南洋籌募資金，共籌得白銀七萬九千元，連同廈門當地籌集的資金共十六萬元，建起了門診、醫技樓。林文慶被公推爲中山醫院董事長。1933年，經過三年多的籌備，位于宏漢路（舊日稱洗布河）的廈門中山醫院正式對外接診。由林文慶兼任院長，醫院的行政事宜也劃歸廈門大學管理。林文慶從香港、新加坡等地聘請了不少醫學專家來廈門，組成強大的醫療隊伍。醫院很快就以低廉的價格和人性化的服務而聲名鵲起。

1937年林文慶離開廈大後，中山醫院在廈門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下繼續維持，1950年由廈門市政府接管2005年9月，正式更名爲廈門大學附屬中山醫院，林文慶當年“竭力促成一個極完善的醫學院和醫院”的心願終于得以實現。

可與國內名校比肩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加緊侵略中國，國內政治、經濟動蕩加劇，私立大學生存條件日益艱難。1936年，中國民族危機加深，大學教育的外部環境進一步惡化。廈門大學因經費危機不得不縮減、合並院系，處于風雨飄搖之中。將其改爲國立大學無疑可提高抵禦外部社會風險的能力。爲了謀求廈大根本出路，陳嘉庚決意請求政府接辦。

　　廈門大學是國內較早由私立大學被迫改爲國立大學的。南京教育部于1937年6月4日電複陳嘉庚，批准廈大改爲國立，並擬定設置嘉庚獎學金、嘉庚講座教習及廈大咨詢委員會，陳嘉庚及林文慶爲終身委員。

　　1937年7月1日，經南京國民政府核定，廈門大學正式由私立改爲國立。改制後的廈大校長人選一度傳言由許地山出任，或由林文慶繼任。最終，林文慶以年邁請辭校長職。教育部決定以現任國立清華大學物理教授薩本棟接任。7月6日，薩本棟抵達廈門辦理接收事宜，至此，林文慶結束了長達16年的廈門大學校長生涯。

　　作爲南京政府最早立案的私立大學，廈門大學的辦學成就在國內及東南亞贏得了廣泛贊譽。廈門大學私立時期的畢業生雖然不多，卻誕生了大批的知名學者、教授和科學家，包括伍獻文、曾呈奎、盧嘉錫、蔡啓瑞、柯召等五位科學院院士，以及曆史學家葉國華、傅家麟；生物學家金德祥、方宗熙；人類學家林惠祥，佛學家虞愚，外交家黃望青等。改爲國立之後，數理系1946屆畢業生總共只有4人，卻誕生了兩位院士，即曾融生與謝希德。這些成就與林文慶本人的努力密不可分。十周年校慶時，林文慶本人也曾如此評說：“本校在閩南方面，固然是個最高學府，即比之其他國內各大學，亦不多讓。這一點，並不是我們的自豪，可以說是全國所公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