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銀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亞洲開發銀行（ADB）是全球三大多邊開發銀行，分別由美國、中國和日本主導。誕生于2016年的亞投行是由發展中國家主導的多邊開發銀行，2019年亞投行迎來第一百位成員國，超越當時的亞行成爲僅次于世行的第二大多邊開發銀行。
盡管亞投行行長金立群一直強調亞投行與現有多邊銀行體系並非競爭關系，亞投行並沒有削弱其它機構的地位，彼此是合作夥伴關系，關于兩者間負面不利的論調卻一直存在，三大開發銀行也往往被放到一起橫向比較。
隨著2020年1月初前後新冠病毒在東南亞國家的傳播，世行、亞行和亞投行先後以貸款和贈款的形式向東南亞國家提供援助對抗疫情。
綜合新加坡尤索夫伊薩東南亞研究院和電子雜志的文章，高級研究員馬爾科姆·庫克認爲三大銀行援助的東南亞國家數量和資金存在顯著差異，位于大馬尼拉的亞行提供了最大額的疫情應對資金，位于華盛頓的世行援助的東南亞國家數量最多；亞投行援助的金額和國家數量相對較少，目前已同意通過100億美元的“新冠病毒危機恢複措施”基金，在5月下旬向印尼提供一筆價值7.5億美元的貸款，菲律賓申請的7.5億美元貸款還在審核中；此前，亞投行通過該基金在4月初向中國提供了首份貸款。
亞投行向印尼等東南亞國家提供大額援助資金的舉措預示著它將在本地區扮演更重要的角色。馬爾科姆·庫克認爲在2018年至新冠疫情在東南亞爆發期間，相較于亞投行，世行和亞行在本地區扮演著更重要的角色；世界銀行向東南亞國家提供的雙邊主權貸款和贈款是亞投行的26倍，亞行則是亞投行的12倍，亞行還通過了許多針對東南亞國家的地區貸款且未被包含在表格中。
由此觀之，馬爾科姆·庫克認爲亞投行雖然在援助東南亞國家方面的表現不如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亮眼，但可嘗試在本地區扮演不同于兩者且更卓越可靠的角色；也應該看到僅從三大開發銀行對比，相對年輕的亞投行在東南亞地區事務上與世行和亞行仍有一定的的差距，但差距在不斷縮小。
不可否認的是，中國官方與民間在疫情期間向全球受疫情影響嚴重的國家和地區，特別是東南亞國家提供了物資和醫療隊在內的許多援助，這些援助可能通過駐外大使館、基金會或捐贈的形式送達，爲當事國控制疫情、保障醫療人員和民衆健康安全以及緩解全球疫情局勢做出了貢獻，但不在表格和本文的探討範圍內，所以未被收錄進表格。
另一方面，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和亞投行既存在業務領域的重疊，也存在職能定位的不同。例如，世行向包括教育、衛生、公共管理、基礎設施、金融和私營部門發展、農業及環境和自然資源管理等在內的治理領域提供融資；亞開行的宗旨是促進亞洲和遠東地區的經濟增長和合作，並協助該地區的發展中成員國集體和單獨地加速經濟發展的進程，其關注領域同樣廣泛，包括基礎設施、農業和食品安全、教育、環境、氣候變化和災害風險管理、金融部門發展、性別和發展、治理和公共管理、健康、區域合作和一體化、社會發展和貧窮、可持續發展目標等；亞投行的宗旨所涉治理領域相對“集中”，具體包括通過基礎設施及其他生産性領域的投資，促進亞洲經濟可持續發展、創造財富並改善基礎設施互聯互通；與其他多邊和雙邊開發機構緊密合作，推進區域合作和夥伴關系，應對發展挑戰。
因此僅針對新冠疫情向東南亞國家提供的資金援助一項進行對比未必能全面體現三大銀行的地區影響力，亞投行與現有多邊開發銀行並非與生俱來的“朋友”或“敵人”，特別是在防控新冠疫情和實現全球經濟複蘇一事上，需要各國和相關機構的通力合作。
撰稿：本刊特約記者 賈雯雯
責編：王海 張藝博（實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