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新加坡參加文學節前，我向《聯合早報》的張曦娜女士詢問，這次活動是否有演講環節？她回複說有（我心想要是沒有多好呀，相當于上學時成功逃過一課），並且告訴我這屆文學節的主題是——時代速度，文字溫度，讓我圍繞它備稿。
這個主題八個字，但涵蓋面太廣了。也就是說，它是連綿的群山，望不到邊際，可我作爲參與者，也只能進山，找到熟悉的風景，談點個人創作體會。也許它只是群山中一個不起眼的山頭， 或是山間一條無名的小河，但可以肯定的是，這樣的山河，是我的腳丈量過的，用心印證過的，帶有我的體溫。
速度和溫度，雖然都有個“度”字，但是兩個不同的概念。 先說速度，按照詞典解釋，它是表示物體運動的快慢程度；而溫度，是物體冷熱程度的物理量。速率和溫標，無疑是物體的外化形式，是我們能夠記錄到的。而文字的溫度，因爲出自人體，靠的是心靈捕捉，我們在談文字溫度時，顯然與記錄其他物體的溫度、標尺不同。
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似乎很多事物都在競賽，不由自主地進入跑道。競賽自然産生了速度。最快的速度應該是什麽呢？在不同領域不同地區的人眼裏，高速度的概念是不一樣的。比如在經濟學家眼裏，GDP 的漲幅就是完美速度；在探索宇宙的人眼裏， 火箭的速度是最震撼人的；在鐵路設計者心目中，列車在鐵軌上穩健地每一次提升時速，是最激動人心的。可是在一些經濟欠發達地區，耕牛被拖拉機取代，自行車被摩托車打入冷宮，那麽拖拉機和摩托車的速度，在這些人眼裏，就是高速。這如同人們看待日子，對它的快慢，感受程度也是不一樣的。在生活節奏快的都市白領眼裏，因繁忙而感覺一天很短，時間總是不夠用；而在遙遠的鄉村，能夠過閑適日子的人眼裏，日升月落，就像唱京劇， 一板一眼，一天太長了。所以速度進入人類生活軌道後，就不是絕對速度了。
快速發展不可避免地消耗地球資源，我們的物質生活獲得極大豐富和便利的同時，也付出了沉重代價。全球氣候變暖，北冰洋冰蓋快速縮小，大氣臭氧層中臭氧含量逐日減少，地球上物種消失的速度超過科學家預測，各類化工物質的過量排放，讓我們與星空成了隔世情人。信息的發達，生活方式的改變，使我們的文學作品，可能永遠少了一些詩意人物，比如鄉村郵差，比如以手工勞作之美而著稱的木匠、鐵匠、人工割麥者和淘金者，專辦紅白喜事的陰陽先生等。
在發展過程中，現代和文明，本該是鐵軌的雙軌，共同負載時代的高速列車，可這兩條軌道，出現了越來越多的不對稱，甚至扭曲變形。所以我們生活的列車，在人類日漸膨脹的欲望中， 並不是一路凱歌高奏的，越來越多的站台出現了迷失者。盲目向前，讓人疲憊空虛，靈魂無所依托，快速度並沒有帶來與之同步的愉悅度。這個時候，文學作品以它獨立不羁的氣質，加入到做時代速度減速閥的行列中——回望我們的足迹，反思我們發展中的過激行爲，從各個不同角度，拾取我們不該遺忘的事物，讓靈魂有所皈依。文學比時代慢半拍的天性，讓它成爲收獲過的大地之上一個安然的拾穗者，自覺地承擔了去沙取金的使命。
那就結合我的個人創作，來談談與此話題相關的一些作品吧。
我出生在中國最北的村莊，中俄界河黑龍江，就在村中靜靜流過。由于地處偏遠，每年有半年是飄雪的日子，我感受的大自然風寒，自然比別人要多。我發表的首部中篇《北極村童話》， 就是回望式的作品。小說中那個中俄邊境的小村莊，就是我童年生活的地方。寒風凜冽的長冬，泥濘的春天，絢爛的夏日，蒼涼的秋日，是作品變幻的幕布，而在幕布前穿行的人，莫不有著這樣那樣的隱秘傷痛——從前蘇聯逃過來的白俄老奶奶，在僞滿時爲日本人淘過金的姥爺，以及在“文革”陰雲中被扭曲的人。我初登文壇，演繹的這曲故地“童話”，彌漫著傷懷之氣，爲我日後的寫作奠定了基調，也爲回望式作品的出現，拉開了序幕。這以後三十年出版的作品中，長篇《樹下》《僞滿洲國》《額爾古納河右岸》《白雪烏鴉》《群山之巅》；短篇《逝川》《親親土豆》《霧月牛欄》《清水洗塵》《一壇豬油》《采漿果的人》；中篇《日落碗窯》《秧歌》《布基蘭小站的臘八夜》《世界上所有的夜晚》《晚安玫瑰》等，都與回望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向下看的姿態，回望的眼光，使我的寫作一直是一條緩緩流淌的河流，它願意在曆史的幽谷徜徉，拾取往日陽光；它也願意將浮誇的泡沫蕩去，使其相對清澈。我想通過三篇小說，展開來談我對這個問題的粗淺認識。
寫作三十多年，我發表的五百多萬字小說作品中，我留意了一下，長篇中篇短篇的比例相對是均衡的，也就是說，這幾種小說的長度，在我的寫作曆程中，從未在哪個階段缺失，它們是齊頭並進向前發展的，所以各選一篇來解讀。
先從短篇小說《采漿果的人》入手吧。在社會發展進程中， 對金錢的過度崇拜，是人類腳步開始出現踉跄的一大因由。最早感受到金錢對一個村莊的腐蝕的，是我聽到的一個故事。我的故鄉生長有各類野生漿果，比如都柿（藍莓），雅格達（紅豆越橘） ， 因爲它們富含花青素，對健康非常有益，所以在市場上成爲新寵。 每到秋天，收購野生漿果的人就來了。這些收購商付給采山人的是現金，因而很吸引人。野生漿果沒有成本投入，只需付出辛勞，加上那麽一點運氣，就可以給家庭增加額外收入。所以一到秋天，那些以種地爲生的人，不顧自己辛勞耕耘了幾個月的莊稼， 把秋收置于腦後，帶著采摘漿果的工具，去了深山。北國的冬天說來就來，昨天還是秋陽朗照，一夜之間，天就可能變臉了，降下滔天大雪。有一年農人們瘋狂地采漿果的時候，無情的大雪來了，將他們未及收獲的農作物，無情掩埋了。這個事件促使我寫出《采漿果的人》，在小說中，我塑造了一對智障兄妹大魯二魯（我童年生活的山村，確有這樣一對智障兄妹，他們非常善良勤勞） ， 小說中的大魯二魯尊重父母遺訓，也就是農事古訓，春天要去田地播種，秋天不忘了收獲歸倉，這樣一年衣食無憂。大魯二魯將春種秋收的樸素原則，視爲生活的最高原則，所以外鄉人來收購野生漿果時，他們不爲眼前利益所誘惑，按部就班地秋收，將蘿蔔、 土豆、白菜等越冬蔬菜，一樣樣地收回家中。大雪突襲時，只有他們收完了莊稼，而村莊其他人都傻了眼，因爲他們一年的收成， 被大雪化爲泡影了。我們可以看出，所謂的聰明人在追逐金錢時， 舍本逐末，淪爲傻子；而看似癡呆的，卻是生活中真正的聰明人。 結尾我寫到二魯在大雪過後，戴了一串鮮紅的項鏈出來，這項鏈是用刺玫果穿成的，這種野果通常生長在地頭的草叢中，看來大魯二魯在收獲間隙，也采了漿果，並爲它做了最美的鑲嵌。
接下來要談到的一部中篇小說《布基蘭小站的臘八夜》，是我十年前發表的作品，那正是中國鐵路高速發展時期，一次次的列車提速，帶來了經濟繁榮，也給出行人帶來了便利。但是，也出現了一些弊端。也就是說，一些偏遠之地的小站，比如四等五等的小站（它們多是村鎮所在地），在提速過程中，它們被時代列車甩下來了，列車不再停靠，呼嘯著一躍而過。生活在這種地方的人，出行就頗爲周折，要驅車去更大的站，比如縣城等，才能搭上外出的列車。
小說故事的主要內核，源自一個真實故事。我故鄉的一個警察，在臘月忙年的時候，抓到一個賊。賊竄入一戶有錢人家的倉房，偷了一袋面，一條肉。北方的冬天一來就是半年，所以我們那兒，家家都在戶外搭建了倉房，作爲天然冰箱。雞鴨魚肉這樣的年貨，都是放在倉房中的，吃時拿到屋子解凍。賊去的那家倉房， 有很多年貨，但他偷的東西很少，警察審訊他時，問他這是爲什麽？他說家裏實在太窮，所以只偷了面和肉，想在過年時能像別人家一樣，包頓餃子吃，他以爲有錢人家不在意丟這點東西，沒想到他們報案了，而且案發後他很快就落網了。後來才知道，不是因爲警察神勇，是這賊太沒經驗了，極北的雪地就像幹淨的白紙，將他作案的足迹清晰地呈供給警方，警察循著足迹就鎖定了他。警察自然不相信這個賊所說的一切，去了他家，結果令警察大吃一驚，這家確實窮得快揭不開鍋了，警察動了恻隱之心，自掏腰包買了大米和豆油，送到他家，把這個賊放了。
我在小說中，用這個真實故事做了主要線索，然後將故事發展下去——警察的善良之舉，讓賊無地自容，他發誓不再幹偷盜的事情，洗心革面，沖動之下，剁下了自己右手的三根手指以表決心。警察對這個賊的莽撞之舉又憐又恨，催促他接指。當地並不太懂行的醫生給賊做了斷指再植手術，結果發現不行，警察便催促他去哈爾濱做二次手術。我們知道斷指再植，如果時間耽擱過久，再高超的醫生也回天乏術。因爲開往哈爾濱的列車提速了， 在這個小站不再停了，而連降的大雪又封鎖了陸路交通，公路阻斷，他不能乘坐汽車就近去列車停靠站搭上火車，所以警察動了讓快車在這個小站停一下的念頭。他去聯系車站的信號員，信號員跟機務段溝通後未被允許，一籌莫展之際，一個重要人物登場了，她就是小說中的雲娘，一個信奉神靈的鄂倫春老妪。她是個孤老婆子，陪伴她的是一條叫嘎烏( 鄂倫春語，“撐杆”之意) 的老狗。
我將故事放在臘八的日子，在民間傳說中，臘八是佛祖釋迦牟尼成道日，被稱爲“法寶節”，人們喜歡在這一天食粥，所以這天有喝臘八粥的習俗。故事的場景就很自然地放在了火車站旁的一家小店，順吉客店，南來北往者聚集之地。臘八節的晚上， 順吉客店准備了肉粥。小說中的主要人物，警察、雲娘、剁掉了手指的賊、車站信號員，以及一對提著一條鮮活紅魚，要搭乘列車去山東威海，趕在兒子忌日時（他們的兒子是見義勇爲的英雄） 給兒子結陰婚的夫婦，漸次在這裏登場。
在構思這篇小說時，我就想這列已不被允許在這個小站停下的快速列車，在臘八節的夜晚，一定要停下。怎麽讓它停？這是考驗作者的問題。于是我讓帶著神偶口袋的雲娘出場，她身後有個真正的神靈，就是叫嘎烏的那條狗。它在山林陪伴主人多年， 已是老眼昏花，風燭殘年了。我寫嘎烏在列車沒提速前，每天晚上在固定時刻，從山腳出發，穿越車站的鐵軌，到順吉客店接喝過酒的雲娘回家。嘎烏病了好幾個月，並不知道列車提速了，但臘八節的這天，久已不來順吉客店的雲娘，一如從前地來喝酒了， 各路想讓列車停留一刻的人也紛紛登場，在大家絕望之際，嘎烏按照以往時刻，突然來客店接喝酒的主人回家，結果耳聾的它在穿越鐵軌時，被提速後的列車撞個正著，嘎烏殒命之際，列車停了下來，那對趕著爲兒子操辦陰婚的夫妻，如願踏上列車。我在小說中，沒讓那個自殘的賊踏上那趟列車，因爲他已有勇氣接受殘缺的人生了，他把斷指投進客店火爐，當柴燒了。結尾我是讓雲娘背著死去的嘎烏，在夜色中蹒跚回家。
小說的主要情節就是這樣，在飛馳的高速列車下，有我們該停頓片刻拾取的人類神話，有該體恤和關愛的生靈，有穿越生死和時空的大愛。我給這個四等小站所在的鎮子，命名爲布基蘭， 它是鄂倫春語，意思是神衣上喇叭狀的飾物，是祈福用的。
這篇小說後來被改編成電影，名爲《布基蘭》，我參加了首映， 影片基本的調子是對的，風景足夠震撼，但投資方考慮到商業元素，加了一些情節，總體不夠和諧，有些遺憾。
講過了短篇和中篇，大家自然期待我今天要講的長篇，是哪一部了。如果說我在這個話題的短篇中篇的選本上，略有躊躇的話，那麽在長篇的選擇上，是沒有猶疑的，它一定就是《額爾古納河右岸》，是的，就是它，我二零零五年出版的作品。我在小說中寫了鄂溫克族使鹿部落近百年的風雲。
這個部落目前只有兩百多人，與他們飼養的馴鹿相依爲伴， 在我故鄉大興安嶺的山林中遷徙遊走。他們信奉薩滿教，喜食生肉，住在移動的希愣柱裏，日月是他們的燈盞，溪流就是他們永不枯竭的自來水水源。大興安嶺林木茂盛，是新中國建設的重要木材基地，林木經過半個世紀的砍伐和自然災害，生態環境大不如前。所以政府及時實施了天然林保護工程，禁止采伐，讓林木休養生息。
我所描寫的部落，就是在這個曆史背景下，面臨著轉型。政府的考慮似乎無可指責，爲保護森林，讓他們過上更舒適的日子， 在山林外造屋，讓他們搬遷下山，居有定所。他們用上了煤氣竈、 自來水，享受較好的醫療，而且政府爲他們飼養的馴鹿，蓋了鹿圈。但是他們下山定居後，無論是馴鹿還是部族的人，都遇到了生存問題，馴鹿不吃培植的草料，人們不喜歡睡在看不見星星的屋子裏，生活方式和文化信仰雙重的水土不服，促使他們和馴鹿又回歸森林。
我去采訪這個部落的時候，印象最深的莫過于他們對死亡的態度（他們平均壽命只在五十歲上下），無比坦然和超然，在與大自然同生共息的歲月中，他們把自己看成了自然的一部分，像一棵樹或一朵花一樣。他們相信死後會複生，不懼生命在塵世凋謝，當然這與他們的宗教信仰有關。他們已不像過去那樣獵殺野生動物，也去山外買牛肉等肉食帶到山上，對大自然的索取少之又少，而且極富大愛。比如我小說中寫到的女薩滿，在實際生活中，她確實是每救一個人，就會死一個自己的孩子，但她從未放棄過救人，她也因此失去了幾個自己的孩子。還有，他們喜歡歌唱，能即興編詞，當然他們用的是鄂溫克語，一種能說但沒有文字記錄的語言。這些現實人物觸動著我，轉化爲小說人物——那裏有不顧個人安危的薩滿，有走出森林後又回歸的民族畫家，有爲鄂溫克語言造字的人，等等等等，可以說我是想在一個高速發展的時代，從他們身上看我們將遺失的文明，而那又應該是我們傾情擁抱的。
其實對待這樣的我們人類文明的活化石，不僅僅是中國存在著該怎樣更好對待的問題，發達國家也如此。寫作這部長篇的動因之一，就是二零零三年，我在澳大利亞訪問了一個月。我在北部的達爾文市見到的土著，刺痛了我，他們進城後，成了政府需要赈濟和拯救的一族，他們離開生活領地，在達爾文市消沉地泡在酒館，或是在街頭賣藝，他們那種頹廢的精神狀態，令我難過。 我想他們如果還生活在過去生活的領地，是自己土地的主人，沒有來到燈紅酒綠的都市，也許就不會迷失。
還有一個事情，是我二零零五年在美國愛荷華國際寫作中心時經曆的，當然那時我已完成了《額爾古納河右岸》的寫作。有一次主辦方組織來自世界各地的作家們，遊覽密西西比河。日程上說我們將參觀印第安人的遺址，對此我無比期待。記得那天尋訪遺址，走在林木茂盛的山間，我以爲所到的遺址一定有著印第安人的生活印記，哪怕是一件原始武器，一個褪色的生活器物也好，可是我失望了。我們最終看到的遺址，只是一座山下遺留下來的一些石片。印第安人的生活印記，早已是昨日長風，消失在山谷裏了。
再回到剛才的話題，也就是我的這部長篇，當我寫作它時， 走出山林定居的鄂溫克山民，開始漸次回歸了，現在政府已給他們提供了更爲人性的生存方式，他們依然可以和馴鹿生活在深山裏，不定期下山補充給養。我側面了解到，一些獵民點成爲旅遊熱點，他們的經濟狀況開始改善。
二零一二年我在參加倫敦書展時，參加了一場與英國作家的對談。主持人問我爲什麽會想到寫《額爾古納河右岸》，我想一部作品誕生的因素有很多，這不是三言兩語能解釋清楚的。但我采取了最簡單明了的回答，我打量著主持人穿的鞋子，打量著與我對談的英國作家穿的鞋子，又看了看自己的鞋子，我說：“在全球化背景下，我們穿的鞋子，很可能是同一品牌的，但是在中國的北方，有一個部落的人，他們生活在大森林中，他們穿的鞋子，是自己打制的，是那種樸拙而美麗的鹿皮靴子。我覺得這樣的靴子留下的足迹，值得一個小說家去追蹤，更值得人類銘記。”這段話依然是我今天特別想說的。
在我眼裏，破壞自然，遠離自然，無視人類曆史進程中我們不該遺忘的文明，就是跟萬千生靈告別，人類會不知不覺被孤立起來，我們的心靈會走向黑夜。
二零一八年過世的英國著名物理學家霍金在二零一零年接受采訪時預言，地球將在二六零零年前毀滅，他說人類已步入越來越危險的時期，我們已經曆了多次事關生死的時刻。由于一天天掠奪地球資源，人類不能將賭注放在一個星球上，應該考慮移民火星或其他星球。這些論斷，並非危言聳聽，因爲災難是冷面殺手，它的降臨通常是悄無聲息的。
但我對地球上智慧的人類還是抱有信心，因爲人類已經從曆史上的各類戰爭、重大傳染性疾病、應對生態危機等泥濘中跋涉而出，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只要我們還有慈心和愛心，有反躬自省的勇氣，有科學的發展理念，那麽我們頭頂的陰霾，不會揮之不去。文學在這個過程中能做什麽？我們在座的應該對美國作家梭羅的《瓦爾登湖》不陌生，對蕾切爾·卡森女士的《寂靜的春天》 不陌生，對前蘇聯的艾特瑪托夫的《死刑台》不陌生，這些作品通常被劃歸到自然文學或生態文學的行列。它們從不同側面，指出了我們面臨的問題，自然危機、生態危機、道德危機等，提醒我們擺脫貪婪，免于災難。這些作品，無疑是這個趨向的典範文本。
近些年玄幻穿越類小說格外受寵，中國的穿越小說，穿越過去時，很多是回到漢唐時期，而穿越未來時，常常是外星系。其實這也反向證明了作家們對複雜現實是有深入思索的，他們看似以逃逸的方式，進入另一塊文學區域，其實表達的還是對現實世界的憂慮。因爲沒有哪個時空是塵埃不染的。
但我們必須承認的是，文學還有比我今天談的話題更爲普遍的精神價值、社會價值和文化價值，如果作品都是一個傾向和調子的，那也是悲哀。一個不爭的事實是，文學在全球化過程中， 越來越邊緣化，越來越小衆，所以不斷有人宣告文學死了，可縱觀這些年的文學發展，它依然頑強活著，哪怕活在角落。我曾說過，只要人類存在，我們對萬事萬物還渴望著表達的話，文學依然是最佳途徑，不會消亡。
再回到開篇的題目上吧，用文字收攏時代速度的缰繩，其實這也只是一種形容，或是一種希冀。單純的文字本身，是沒有溫度和情感的，可作家將文字組織起來，當文字變成文學的時候， 它就有非凡的氣韻了，能與人的心靈世界溝通，安撫著塵世的我們。茶後誦讀一首詩或散文，夜晚讀幾頁動人的小說，依然會給奔波勞碌的我們，帶來藝術的享受。所以說文學在這個時代，因爲是開啓心靈之門的一把隱秘鑰匙，依然不可或缺。
我說以文字收攏時代速度的缰繩，並沒有拉曆史倒車的企圖。更加開放和包容的世界，是每一個人心中都呼喚的。我只是想說，我們以文字收攏一下時代速度的缰繩，就不會因過松，而縱容它脫缰；也不會因過緊，使它裹足不前。我希望我們手握的缰繩張弛有度、不疾不徐，這樣我們才能走出優雅的步伐。在這個旅程上，選擇文學，無比美好。
（本文系遲子建于二零一八年五月在新加坡華族文化中心的演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