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世界主要大國都在關注著東亞。在這一年，中國第二代領導層做出了一個重要決定——改革開放，中國開始卸下铠甲，擁抱世界，加入世界大市場。
改革開放在當時備受爭議，不僅國內有保守派反對，在國際上，中國也落入了一個尴尬的境地。
在東方世界，社會主義陣營認爲中國倒向了西方，因而內心生出了嫌隙。如阿爾巴尼亞這種曾經的友好國家，甚至直接在國際上罵中國，和中國斷絕來往。
而在資本主義世界，無論是歐美還是東南亞、南美的國家，都還保持著對中國的提防，畢竟中國曾是他們的“敵人”。
而東南亞是冷戰時期美蘇爭奪的重點，在冷戰高潮期，中國在東南亞國家眼裏是個積極輸出共産主義革命的紅色巨人，各國一度對中國懷有敵意。
直到改革開放後，中國領導人鄧小平去東南亞訪問，尤其是和新加坡總理李光耀敞開胸懷對談，解開雙方的心結，東南亞國家才加速接受了中國。
訪問新加坡的兩天裏，李光耀對小平同志的評價很高，他曾說：“如果鄧小平生在新加坡，他和新加坡都會取得成功；而我生在中國，可能一文不值。”
那麽在70年代，小平同志爲什麽要去新加坡訪問？他在新加坡和李光耀談了什麽？這次訪問對中國又有什麽影響？
一、新加坡，熱帶地區唯一的發達國家
從古至今，人類的高級文明成果都是溫帶國家産出的，而熱帶地區的文明程度一直很落後，哪怕到了工業時代也是如此。
但是在20世紀，熱帶地區卻第一次出現了一個發達國家，它的名字叫新加坡。
新加坡自60年代建國以來，經曆了西方的第一輪産業轉移，加上越戰時期的美國支持，積累了大量財富。
在70年代後期，新加坡成爲亞洲GDP增速最快的國家之一，工業水平世界領先。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時，新加坡已經是個高樓林立的現代化城市，是能媲美日本的電子産業中心。
可誰能想象，在新加坡獨立之初，這裏還是一片人口密集的窮困荒地，當地人以漁業和農業爲生，幾十萬人無法用電，治安、醫療、教育都很差。
新加坡在10年間就完成了質的蛻變，成就讓整個東亞地區矚目，尤其是中國。
早在1976年，中國政府曾邀請新加坡領袖李光耀訪華，晚年的毛主席拖著病體見了一次李光耀，這是毛主席在生命最後一年見到的少數幾個外國領袖之一。
隨後，李光耀遊覽了中國，見識到了中國特殊的國情，他評價：“中國人民是全世界最團結、最勤勞的群體，假以時日，給中國人一個機會，他們必將改變世界。”
在李光耀離開中國時，他也向中國領導人發出邀請：“未來一定要來新加坡看看”。
轉眼，就到了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李光耀對時任中國領導人鄧小平發出了邀請。
當年11月，小平同志率領訪問團先去了泰國和馬來西亞，最後來到了新加坡，對新加坡進行了爲期兩天的訪問。
鄧小平來新加坡有兩個目的：一個是經濟上的，一個是外交上的。
在經濟方面，鄧小平要看看新加坡的發展模式，一探李光耀是怎麽在這個彈丸之地打造出經濟神話的。
在外交方面，鄧小平要跟李光耀“交交心”，畢竟中國在冷戰早期和東南亞國家關系較爲緊張，鄧小平想以新加坡爲突破口，改變中國在東南亞的形象。
二、“任何問題都可以談，任何錯誤都可以改”
1978年11月12日，鄧小平和李光耀握手的照片傳遍世界，這次訪問改變了中國的曆史進程。
鄧小平訪問新加坡時，國際政壇都認爲此行是一次政治聯絡。中國和新加坡作爲全世界僅有的兩個華人當權國家，西方認爲中國要拉攏新加坡打造“華人聯盟”。
然而，西方人完全不懂中國政府的態度。
首先，當時的新加坡是東南亞地區和中國最疏遠的國家之一，兩國政治上很難達成什麽協議。
其次，鄧小平此舉經濟目的第一，政治目的第二，而僅有的政治目的，則帶有“去意識形態”色彩。
當時，新加坡和中國沒有正式建交。小平同志要訪問這樣一個沒有和中國建交的國家，此舉引起國內的反對聲。
但小平同志說：“去新加坡利大于弊，必須要去。動蕩時期結束了，中國要以新的姿態搞外交，我來開個頭。”
而鄧小平來到新加坡後，李光耀帶著小平同志參觀了新加坡的市容，滿眼的高樓大廈讓小平同志非常動容。
隨後，李光耀又帶著小平同志來到新加坡東北部的新興工業園區，參觀了當地的電子廠。當時新加坡已經是和日本媲美的工業中心，生産的電子産品遠銷全球。
小平同志對李光耀說：“新加坡的成功的確是個奇迹，這裏沒有被外國殖民，沒有當誰的附屬國，或被某大國專門扶持。新加坡人是靠自己振興了國家，這在全世界非常罕見，新加坡的經驗比日本更能讓中國受益。”
在當天晚上，李光耀和小平同志進行了會談，這次會談進行的時間很長，以至于差點錯過了晚宴。
小平同志和新加坡內閣官員們先談了新加坡的現狀，新加坡的工業化、廉租房、高度法制，都讓中國官員耳目一新。
同時，李光耀親自向小平同志提出了一些要求，其中包括比較敏感的政治問題——東南亞共運。
冷戰早期，東南亞地區共運蓬勃發展。越南戰爭後，東南亞的緬甸、老撾、馬來、印尼等國都有大量共産黨員活動，其骨幹都是華人華僑。
當時，以中蘇爲代表的社會主義國家也支持東南亞華人共運，給東南亞各國政壇帶來了一些不穩定因素。當地政府因此一度疏遠中國，甚至歧視華裔。
小平同志聽了李光耀的話，他沒有展露出任何不滿，而是淡淡地問：“你需要我們怎麽做？”
這句話讓李光耀非常驚訝，作爲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領袖，小平同志沒有爲這些行爲做任何的爲何和辯解，只是問他該怎麽做。
李光耀說：“不要再往東南亞輸出革命，不再支持遊擊隊，也不向東南亞搞意識形態廣播。”
小平同志聽完後說：“可以，解決問題是我此行的目的之一。中國政府對此持開放態度，任何問題都可以談，任何錯誤都可以改。”
李光耀對此非常動容，畢竟新加坡是個彈丸小國，別說和中、美、印、蘇這樣的大國對等談話，哪怕在旁邊的印尼、馬來、泰國面前，新加坡都很難擡得起頭。
沒想到小平同志卻如此尊重他，以務實的態度接受他的建議，這讓李光耀感慨不已。
三、訪問新加坡，讓中國下定決心開放國門
兩國元首會談後，李光耀拜服在鄧小平的胸襟和格局之下，因此當鄧小平結束訪問之後，才有了那句感慨：
“如果鄧小平生在新加坡，那他肯定會帶著新加坡繁榮起來；但如果把我生在中國，我覺得我不可能有現在的成就。”
而在11月中旬訪問新加坡結束後，中國政府再次邀請李光耀來中國看看，李光耀欣然接受。
說起來，新加坡地少人多，沒有資源，沒有資金，沒有技術，更沒有工業底子。
但是該國能在短短十來年裏發展爲工業中心，除了靠馬六甲海峽的區位優勢外，引進外資是最主要的原因。
而在當時的中國，“外資”兩個字沒幾個人敢提，因爲它和中國近代的屈辱史密切相關。
改革開放初期，搞經濟的官員知道單憑中國國內，是很難“平地起高樓”的，所有發展的要素，如資金、技術、設備、人才、銷售渠道，基本都在外國人手裏。
但是引進外資與否，還要看中央的意見。
但鄧小平同志在完成1978年的多國訪問後，回國就發表了《解放思想 實事求是 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文章。
小平同志明確指出：全黨要改變老觀念，不能覺得非公有制就不好，而要接受私有制的發展，搞“有公有私”的新經濟模式。
小平同志多次強調新加坡引進外資的經驗，他向全黨全國普及道，新加坡當年引進外資進來，有諸多好處。
首先，外資帶來了技術和設備，這些東西本土花多少精力，也很難短時間內造出來；
其次，外資創造了利潤，其中2-3成用來交稅，政府就有錢了；
最後，工人們也拿到了高工資，富裕起來了，這還能進一步帶動消費，整個經濟就開始盤活和發展。
70年代末，中國和新加坡簽署了貿易協定，新加坡的資本最先進入中國，隨後是日本和其它西方國家。
之後，中國在東南地區大量開辦工廠，並設立了幾個“經濟特區”，給予經濟關懷政策，鼓勵外國人來中國投資。
與此同時，中國也開始連續派遣幹部去新加坡學習，新加坡政府則專門在南洋大學開辦了培訓班，給中國官員上課。這些留新官員，在改革開放過程中就發揮了重要作用。
1988年，李光耀再次來到中國訪問，這時候廣東沿海的深圳、廣州、珠海都在高速發展。
李光耀看到了中國的成就，他贊賞中國的成績，並認爲中國在未來可能比新加坡發展得更好。
在90年代初，小平同志南巡，當他看到深圳、珠海等地的高樓時不禁念叨：“很好，這些城市現在有點新加坡的樣子了。”
文/商學野
參考資料：《新加坡經驗對中國改革開放的影響》，孫景峰、劉佳寶